引言
古有齊桓公、宋襄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為“春秋五霸”之說，其實有霸主名號不一定建立了霸權。三百年的爭霸戰爭，先是齊國稱霸，次為晉楚互爭霸權，最後為吳越先後爭霸，它們才是真正的霸主。
王室衰微與大國爭霸
齊是東方大國，富漁鹽之利。齊桓公以管仲為相，在政治、經濟方面進行了有成效的改革，國力日盛。這時山戎、狄經常進攻燕、邢（河北邢臺）、衛（河南淇縣）等國。齊桓公乘機高唱“尊王攘夷”口號，要諸侯在他領導下打退少數民族的進攻，並維護周天子威信。齊、燕聯合擊敗山戎，齊又聯合宋、曹擊退狄的侵犯，助邢、衛復國，穩定了中原局勢。
公元前656年齊率宋、衛、鄭、許、曹聯軍伐楚。首先大敗楚之附庸蔡，兵臨楚境。楚成王率大軍迎戰，兩軍對壘，各不相讓。齊知楚軍有備，楚覺齊所率聯軍銳不可擋。雙方簽訂盟約，各自撤軍。齊桓公此次率軍雖未與楚決戰，卻挫敗了楚北進鋒芒，中原一時無慮。齊桓公先後滅國三十餘，九次為盟主，各諸侯國皆服從他，周天子賜他兵車、旌旗，承認其為霸主。
公元前636年晉文公當政，勤政廉明，任用賢能，內政、經濟改革成功，決心繼承齊桓公的霸業。這時周襄王之弟王子帶勾結狄人佔領洛邑自立為王。晉文公率兵殺王子帶，護送避難於鄭的周襄王返國，頗得諸侯讚賞。晉文公因此稱霸雄心更熾，決心打敗力圖北進的楚。公元前632年，於城濮（山東鄄城）大敗楚軍。諸侯國紛紛靠攏。晉文公挑選兵車百乘，徒兵千人向周襄王報捷，被任命為“侯伯”，成為諸侯國之長。此後晉楚又斷續打了八十多年仗，互有勝負。霸主就輪流由晉楚充當。
春秋後期，吳國崛起。公元前506年吳軍攻楚，連戰皆捷，楚都郢（湖北江陵）也陷落了。吳王闔閭驕傲起來，與越軍戰鬥中傷重而死。子夫差矢志復仇。公元前494年，吳軍佔越都會稽（浙江紹興）。越王卑詞求和，夫差志在中原，認為越不足為敵，遂允其請。吳為北上爭霸，在邗（江蘇揚州）築城，由此開鑿河道通長江、淮水，再北接沂水、濟水，然後驅兵北進，兩敗齊國。
公元前482年，吳與晉、魯及周天子代表黃池（河南封丘）會盟，與晉爭奪霸主。殊知越軍兩路攻吳，夫差聞訊倉惶回師，為時已晚。公元前473年，越滅吳。原來越王勾踐工於心計，被吳敗後立志圖強，睡薪柴，食膽汁，時刻不忘國敗之辱。夫婦親自耕種、紡織，減輕賦稅，發展生產，終經“十年生計”“十年教訓”得以滅吳，成為江淮下游大國，遂乘勝北上，與齊、魯等國會盟于徐（山東滕縣），成為春秋時期最後一個霸主。爭霸戰爭和朝聘會盟實為大國擴領土掠奪財富的手段。
晉規定各屬國三年一聘，五年一朝。小國透過朝聘獻物乞免大國欺凌，不僅朝聘一個大國，有時朝聘幾個大國。甚至無歲不聘，無役不從，弄得民窮財盡，苦不堪言。更悲慘的是國家淪為戰場。晉楚爭霸100餘年，黃河及長江流域各國幾乎全被卷人戰火之中，兵禍連年，永無寧日。其中，鄭國遭戰禍70多次。宋國遭戰禍40多次，幾成一片瓦礫。爭霸戰爭雖然給各國人民帶來無窮盡的災難，但不無推動歷史前進步伐的客觀效果。
首先是加快了中國統一的程序，小國被逐漸兼併，由春秋初年140國，最終剩下幾個大國，實現了區域性的統一，為國家的統一和中央集權制奠定了基礎。其次是各國的改革其目的固然為富國強兵，但必定削弱和打擊奴隸主貴族勢力，不得不承認土地私有制和階級變化的事實，這就為地主階級專政掃清了前進路上的障礙，加速了奴隸制的瓦解。第三，各少數族襲擾中原，中原各國則在“攘夷”旗號聯合下抗爭。結果，各族間固有地域界限被打破了，列國的分野不存在了，為各族的交往、融合創造了十分有利的局面。互補所長，互相促進，使春秋時期成為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一個重要時期。
鐵器與私田
春秋之初，齊國已用鐵，稱“惡金”，意即較易得到。
有鐵官開採，並向民間徵收鐵稅。至春秋中期，產量增大了，叔夷管有4000多工人的鐵作坊。晉國也用鐵，並向民間徵收鐵塊，將範宣子的刑書鑄予鐵鼎上。至春秋後期，各國皆已用鐵，唯齊國領先一步，鐵器已排擠木石工具而廣泛使用。“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鐮、一鑄、一椎、一銍，然後成為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釘、一鑿、一鑽、一球軻，然後成為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術，然後成為女”。這些說明了鐵器在生產和生活中的重要性。
牛耕流行起來了。晉國的範氏、中行氏把祭祀宗廟用的牛用來耕田，可見牛耕的重要。古人有別名和本名。別名叫做“字”，是根據本名中的字義而取的。孔子的學生冉耕字伯牛，司馬耕字子牛。晉國大力士叫牛子耕。
牛與耕相連作為人名，說明用牛耕田已是常見事物了。鐵犁牛耕為砍伐森林或開闢草莽叢生之地，實現大面積的田野耕作成為可能。春秋時期，各國都在墾荒。晉國南部為狐狸所居豺狼所嗥的荒野，姜戎人闢為沃野。宋鄭之間的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原是大片隙地，春秋後期已成沃野，成為兩國爭奪的目標了。
鐵犁牛耕改變了國土面貌。齊國原來“地瀉滷，人民寡”，春秋時期已是膏壤千里宜桑麻的富庶地帶。鄭國在春秋初年也是“蓬蒿藜藿”的荒野，到春秋中期農工商皆很發達。楚國在西周屬“篳路籃縷，以處草莽”的蠻荒地帶，至春秋時已為南方大國，可與中原爭雄了鐵工具利於開鑿水利工程，提高農作物產量。最有名的工程是吳國開通的邗溝，從揚州至清江全長150公里，溝通江淮水系，不僅利於南北交通，也利於沿岸農田的排水和灌溉。楚國在安徽壽縣興建的芍陂大水庫，溝渠萬里，灌田萬頃。
工具改進和水利工程的興修，使土地的利用價值提高了。奴隸主貴族已不滿足於井田的收穫，他們強迫奴隸去開墾井田區域之外的坡地、荒地並佔為己有。這些新開闢的田；地有別於井田稱為私田，面積一天天增大。在一些地區，平民和部分奴隸也開墾了不少荒地。
井田方正，有一定規格，不能隨意擴充套件，而私田卻隨地形擺佈，儘可能向四周延展。同時不交賦稅，加之私田耕作細緻，投入大量勞動，因“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則速，無所匿其遲也”。奴隸們在公田上集體耕種，不僅不盡力，且怠工、破壞工具和禾苗，甚至結夥逃亡，收成當然很差。而私田，為利之所在，自必高產。
由於王室衰微，奴隸主貴族往往把自己領域內的土地視若私產。公然與王室爭奪田產也非鮮見，如公元前580年晉大夫卻至與周簡王爭侯田，雙方各不相讓，竟鬧到晉國去打官司。貴族間的田產糾紛更為常見，如公元前547年晉國卻錡奪夷陽五田，卻犨與長魚矯爭田；公元前533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公元前528年晉刑侯與雍子爭部田等等。
貴族間為爭田甚至大動千戈，如公元前563年鄭執政子駟侵佔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等貴族田地，這幾家人便聯合起來殺了子駟。記載上所述“並其室”、“分其室”、“取其室”之類，都指掠奪或兼併土地。貴族們一再侵田奪土，不惜動刀耍槍，蓄意打破井田的封疆溝渠，只能說明井田制正在解體，土地私有權已得到事實上的承認。
土地私有途徑是多種多樣的，一是賞賜，如春秋後期趙簡子為使士兵用命，規定“克敵者·士田······十萬”；趙烈侯賜二位歌唱家田“人萬畝”。這類非國家分封，而由私人賞賜自必轉向私有。其二是墾荒者將荒地據為私有，鐵工具利於開荒，貴族、平民、奴隸皆可為之。荒地不上稅，不向國家登記備案，而隱瞞於私人手中者必多。第三六貴族間的轉讓。貴族們為奪田動武，不惜傷亡，目的就是為了據為己有。到了春秋後期，終於出現了土地買賣，雖無直接證據，卻有蛛絲螞跡可尋。
一例是晉趙襄子賞了兩個中年博學者為中大夫，並賜給田宅。於是人人羨慕，中牟地區出現了“棄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的現象。另一例晉國利用戎狄“貴貨易土”習俗，用財貨交換戎狄的土地，這當然同私人間的買賣有別。但“土可賈焉”說明土地買賣已有苗頭。人們已明白了致富關鍵在於獲得土地。晉範文子對卻至說：“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其意思說得很明白：沒有土地而想致富，是難稱心如意的。千方百計獲得土地，已成為當時人們一種時髦的追求。
私有土地有兩種經營方式，一是自種，主要指平民或部分奴隸開荒有了小塊地成為自耕農，擁有小塊地私有權。隨著奴隸制的瓦解以及社會動亂之時，這樣的自耕農在不斷增多。由於種種原因，貴族也有轉化為自耕農的。如楚國名臣伍員被迫奔吳“而耕於鄙”吳壽夢子季扎拒不從政“而耕於野”。
另一種更廣泛的土地經營方式是地主把土地租給佃農耕種，收實物地租。這些地主有從奴隸主貴族轉化來的，有立功的軍官，有從平民或自耕農上升來的。他們在奴隸大量逃亡，井田制崩潰之際，明白奴隸剝削無利可圖而改變剝削方式，把土地劃成小塊招徠奴隸或破產平民耕種。另外還有不少“私屬徒”、“隱民”、“客蔭”之類依附農民，也同佃農一樣有少量經濟，對生產有一定積極性。
私田不納稅，私田越擴充套件不納稅者越多越富，而公田卻因效率不高而收成平平，在爭霸戰爭頻繁情況之際要圖生存或霸業，這種“私肥於公”的現象對國家極為不利，為此必須改革稅制。最早是公元前685年，齊國按土地多少肥瘠徵稅。公家把土地分給耕者，實行個體經營並分成，即公家與耕者共同分配產品。隨後晉也實行了類似改革。公元前645年晉被秦敗，國君被俘，為挽回劣勢把土地分給人民，受田者服兵役納軍賦，等於廢除了西周以來的定期分授土地制度，承認了土地私有。
最徹底的是公元前594年魯國實行“初稅畝”，規定公田私田皆按實際田畝數字納稅。公私田的差別消失了，等於正式承認私人土地所有權。一般認為它標誌著我國封建社會的開始。楚國、鄭國此後也有類似的改革。
結語
大國改革賦稅制度，是在新興地主階級已逐漸強大之時進行的，儘管它在維護奴隸制秩序的條件下做到富國強兵，卻無法迴避已成現實的階級變動和經濟結構變化，結果事與願違，加速了奴隸制的瓦解和封建制的形成。奴隸制的舊秩序不斷被破壞，封建制因素在奴隸制母體逐漸成熟起來。這就是封建制取代奴隸制的更替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