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雍正改革，特別是看過電視劇《雍正王朝》的觀眾，對唐國強老師塑造的雍正皇帝一定有著深刻的印象。而電視劇中出現過的攤丁入畝、火耗歸公（也稱耗羨歸公）、士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這些新政也都是雍正皇帝大力推行過的。其中，攤丁入畝在中國歷史上是具有重大意義的，那麼攤丁入畝到底是怎麼改的呢，為什麼要這樣改呢，它與前朝的賦稅制度又有哪些關係呢，今天我們就來分析一下。

人丁稅和田畝稅是清朝稅收的重要組成部分。

《清聖祖仁皇帝實錄》中記載：今海宇承平已久，戶口日繁。若按見在人丁加徵錢糧，實有不可。人丁雖增，地畝並未加廣。

意思就是說，現在人口逐漸增加，百姓要交的人丁稅也在不斷增加。但是土地就那麼多，百姓的負擔勢必會加重。因此康熙皇帝在康熙五十一年頒佈了一條法令，

，將康熙五十年政府所掌握的人丁數固定下來作為徵收人丁稅的常額，新增的人口永不徵稅。雍正皇帝則在“滋生人口，永不加賦”的基礎上，實行了攤丁入畝，將康熙五十年固定的全國丁銀總額平均攤入田賦銀中，隨田賦徵收，稱為地丁銀。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明清時期，甚至更早，一個人如果考取了功名，是不用再繳納國家的賦稅的，即有不當差不納糧的特權，以示朝廷對讀書人的尊重。這些考取了功名的人，不管以前是什麼出身，一律變成了大中小地主。士紳家族貪婪地侵佔土地，進行土地兼併，使自耕農變成他們的佃戶。地主對於農民，收取高額的田租，佃農的生活非常窘迫；對於國家，因士紳有免交賦稅的特權，政府所掌控的農民又逐漸減少，朝廷的稅收總額也一年比一年下降。因此歷代王朝費勁心思想要清查國家到底有多少土地，有多少人口，以便收稅。

例如東漢漢光武帝劉秀實行的度田制度，隋朝隋文帝實行的大索貌閱、輸籍定樣，北宋王安石變法、明朝張居正改革清查全國田畝等。

士紳隱瞞擁有的土地和佃戶的真正數額，想要少繳稅，所以

政府想要徹底清查田地和人口的數量是很不容易的，這勢必會觸及大貴族大地主的既得利益，而皇帝又是最大的地主，政府想要改革就得有壯士斷腕的氣魄。正如《雍正王朝》所說的那樣，康熙皇帝晚年對下面太過放縱，留給雍正的只不過是一個虛晃的盛世，國庫存銀的虧空就是例證。雍正皇帝登基時，社會矛盾日趨尖銳，西北叛亂又起，國庫空虛，改革勢在必行。而對賦稅制度的改革，就要掌握國家稅收的增加與削弱社會矛盾的平衡，攤丁入畝就是當時社會多重矛盾下的產物。

說實話，攤丁入畝雖然重要，但卻並不新鮮。唐朝前期的土地制度實行的是北魏建立的均田制，國家將國有土地和無主荒地按農民人口交給農民土地。在均田制的基礎上實行賦稅制度是租庸調製，租是田租，庸是力役，調是戶調（主要為絹帛等）。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政治黑暗，土地兼併盛行。政府所掌握的土地越來越少，均田制也隨之崩潰，以均田制為基礎的租庸調製也無法實行了。於是，

唐德宗建中元年，宰相楊炎建議頒行

“兩稅法”

。

兩稅法組成主要部分是戶稅和地稅，分夏秋兩季徵收，因此稱為兩稅法。自戰國時期開始，國家徵收賦稅大多是以人頭稅為主，而兩稅法的特點是以所擁有的資產多少為基礎，不是以人丁。可想而知，這種做法遭到了大貴族大地主的激烈反對，但兩稅法還是實行了一段時間。這種以資產為徵稅標準的制度，使唐朝的財政收入大大增加，延緩了唐朝的滅亡。唐末，由於官吏橫徵暴斂，百姓承受著各種法定稅收以外的苛捐雜稅，兩稅法也名存實亡。明朝最重要稅制當屬

“一條鞭法”了，很多人以為一條鞭法是張居正創立的，其實並不是。一條鞭法在明朝嘉靖皇帝時期就有了，是由當時的閣臣桂萼（就是那個和張璁依靠“大禮議”事件而被嘉靖皇帝提拔的臣子，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在百度上搜一下“大禮議”事件，很有意思，大體意思就是首輔楊廷和告訴嘉靖：你爹不是你爹，你爹是你叔叔……）提出的，而被張居正在全國大力推廣。一條鞭法就是

把

各州縣的

田賦

、

徭役

以及其他雜徵總為一條，合併徵收銀兩，按畝折算繳納

，

可以說承上啟下的作用。到最後，就是攤丁入畝了，所以說攤丁入畝並不新鮮，它是有一個歷史程序的。

攤丁入畝是唐代兩稅法實行以來賦稅制度變革的最終成果。在這一型別的稅制形成以前，古代王朝稅收大多以戶稅或人頭稅為主，不以資產、田地為主，人口越多，承擔的賦稅越多。地主自然是可以承擔，但農民就不一定了。把固定的人頭稅攤入到田地中，按田畝繳納則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和人身依附關係，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社會矛盾。但在清朝商業快速發展的背景下仍以田畝作為賦稅的主要來源，也反映了清朝稅收制度的侷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