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人無完人，不管多麼偉大的人物，都會有自己的缺點與過失。但在近五百年來，中國歷史上卻出現了這樣一位人物。後世學者們根據研究他的人物生平及歷史影響，很多人一致推崇他為“完人”“聖人”，甚至說21世紀將是王陽明的時代。暫且不論這樣的觀點正確與否，先讓我們一起追隨先賢的腳步去了解王陽明的人生事蹟以及去體會其“我心光明”的人生智慧。

生長在明朝中葉時期的王陽明自小便不同於常人，一次與塾師先生討論何為天下最要緊之事，他就與眾不同，認為“科舉並非第一等要緊事”，天下最要緊的是讀書做一個聖賢的人。且長大後，他也一直為自己少年時說過的話所不懈的努力著，這才有了後世聞名的“陽明格竹”“龍場悟道”等典故。

王陽明可謂時一個全才，文武雙全，上馬武能定國，下馬文可安邦。正德十四年（1519年），寧王朱宸濠發動叛亂，朝廷一時大亂，人心惶惶，王陽明聚縣兵，府兵，用智慧與計謀，寧王戰敗被俘，叛亂歷時35天后宣告結束。

王陽明對後世最大的貢獻便是所創造的“心學”，心學是明代影響最大的哲學思想，至今仍影響深遠。作者個人認為王陽明對華夏文明所作的貢獻可稱之為“不朽者”。

春秋時，魯國的叔孫豹與晉國的範宣子曾就何為“死而不朽”展開討論。範宣子認為，他的祖先從虞、夏、商、周以來世代為貴族，家世顯赫，香火不絕，這就是“不朽”。叔孫豹則以為不然，他認為這隻能叫做“世祿”而非“不朽”。

怎樣的事業，才能稱之為“不朽”呢？

叔孫豹總結出了三件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

立德是聖賢才能做到的事，可遇不可求，但王陽明做到了。立言是文臣的追求，王陽明的所作所為已註定他能留名青史。而立功，則是武將的目標，王陽明亦可稱之為是。就如王世貞所說，王陽明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絕頂。

那麼為什麼說21世紀是王陽明的時代呢，這就和其創造的“陽明心學”息息相關了。心學提倡“致良知”，從自己內心中去尋找“理”，“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萬物，人秉其秀氣，故人心自秉其精要。在知與行的關係上，強調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謂“知行合一”，二者互為表裡，不可分離。知必然要表現為行，不行則不能算真知。

那麼怎樣將“致良知”“知行合一”等觀點應運到我們的生活中呢，那麼首先你得知道什麼是真正得“良知“”知與行”又代表了什麼，並非簡單得字面意義。在這裡作者借用如度陰山所說，“知行合一的‘知’，不是‘知道’，而是‘良知’，是每個人內心與生俱來的道德感和判斷力”，而如果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則“所有的困惑將變得清晰，所有的猶豫將變成果斷。”

譬如，見到美色是“知”，喜歡上美色是“行”；聞到惡臭是“知”，厭惡惡臭是“行”。一見到美色就馬上喜歡了，沒有人見到美色後，還要思考一下“我是喜歡呢還是不喜歡呢”；一聞到惡臭就馬上厭惡了，沒有人聞到惡臭後，還要思考一下“我是厭惡它呢還是喜歡它呢”。

所以說，“知”與“行”是絕對不可分離的兩個部分，知而不行，等於不知。

而良知感應神速，無需等待，也就是說，我們面對任何一件事時都能快如閃電地得出正確答案，得到答案，知的同時毫不猶豫馬上去行，就是知行合一。

從這點而言，“知行合一”是提高效率的法寶。在修心上，它能迅速提高為善去惡的效率；在社會中，它更能提高你的生活和工作效率。

當然，“心學”博大精深，並非是作者在這裡誇誇其談說幾句便能道清楚得，他需要我們在平時得生活中，工作中去慢慢體會，慢慢學習，正如哈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的著名學者杜維明所預言的：二十一世紀，將是王陽明的世紀。

當下中國大陸正處於轉型期，年輕人尤其是都市年輕人生活壓力大，內心迷茫而焦躁，既有現實事業的困惑，又有安頓內心的需求，將陽明心學視為浮躁現實中最後的一劑心靈解藥。這也許是陽明熱潮在當今社會愈演愈烈的內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