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陽宋代碑刻中，還有少數出自民間書手的墓誌碑刻，

書者多為名不見經傳的進士文人，反映了民間書法的狀況。

這類墓誌書法作品不拘泥法度，

大多隨意奔放、粗率自由

，因民間書手與刻工水平不一而呈現出各不相同的面貌。

雖因不受法度制約而使得略失秩序，卻獨有稚拙質樸之意，流露天真率意之趣。

倘若去其粗野而取其天真，也大有鑑賞一番的必要。

安陽《大宋清河郡張公志銘》，拓片可見《安陽墓誌選編》，此志在出土的宋代墓誌中年代較早，據下葬時間猜測墓誌大抵是太平興國四年（979）所書，墓主為州縣官員。

就書法風格而言，

該志於筆法精嚴、結體端穩勁挺的楷書之列迴然獨立，凸顯出民間書法的特有風格。

書者以婉而通似篆法的用筆為主，

筆劃直入，以中鋒行筆，收筆處稍微鋪毫

，轉折不見稜角卻也稍加停頓，並非圓轉而下，不過略有些浮華軟弱之病態。

點畫的書寫像是有意融隸、楷、草於一體，以篆書的用筆結合楷書的橫劃、點劃與隸書的撇捺、鉤、轉折，尤其是捺劃的書寫，上挑的捺劃收筆與隸書的波磔很是相近。

點的形態多以三角形出現

，如“我”、“之”，這與宋時楷書注重點畫的精緻妙逸似乎不太相符，有個別短豎也常被寫做三角形態，如“刊”字；豎畫多以提筆收， 有些類似章草。如“代”、“南”，與皇象《急就章》中豎畫的收筆接近；豎鉤倒更像是從隸書中借鑑而來，如“爾”、“刊”等。

結字章法全然不受任何約束，點畫長短不一，結體疏闊開張

，字勢左右搖擺，靈活多變，隨勢而出，參差錯落，恣肆歟側。整體章法茂密，但疏密分佈較為均勻。

該志於民間碑刻中屬書刻較精美之作，能看出書者取法多樣且有一定的書法造詣，既能不拘泥固定的法度限制，又能在率意灑脫中見其筆法、結字之功力，這種風格甚至在當今的民間書法創作中仍然能夠見到。

1073 年的《王用昨墓誌》現存於安陽一村民家中，較《大宋清河 郡張公志銘》而言，此志將民間碑刻的隨意性展現淋漓，

無論是書法還是鐫刻都顯得更加粗率，偶見刀痕。

字中粗細變化較為明顯，但因筆畫書寫不精到而無法探明其筆法與筆致源脈，

只能看出其結體縱長舒展，布白均勻，書風大氣

，雖毫無修飾卻有些稚拙天真、古拙剛勁、純然樸質的“金石氣”。

這種有些滄桑、真實的充滿天然“金石氣”的書寫鐫刻，

雖粗服亂頭卻使得碑刻生動自然，毫無矯揉造作與刻意安排之氣也算是難得

，其對法度的無視又顯得頗有率意灑脫之趣味，是民間率意風格碑刻的代表。

民間書法受書法發展制約的同時或多或少地保持著自身的演變軌跡，對於此類民間碑刻作品，理應進行全面考量。

雖然難以探究其筆法源脈，

書刻法度尚欠謹嚴，結構缺乏規範，甚至過於粗率而流於弊端

，但尚可去粗取精，借鑑其奇倔活潑之態與率意灑脫之趣。

統觀安陽宋代楷書碑刻，風格多樣，形態不一，

除了上述風格特徵較為明顯的碑誌外，還有一些並不能清晰地看出取法。

亦或是書者對各種楷書，尤其是唐楷、“鍾”、“王”均有涉獵，書寫時又將其他筆法、結字技巧融入其中而自成風格，既學古又創新。

如安陽韓琦家族墓出土的北宋政和八年（1118）《宋故令人孫氏墓誌銘》， 屬於小楷書墓誌，

字形略扁，點畫舒展，筆筆送到，取“意”又守“法

”，正像是取法 唐楷、鍾繇、二王書法的變體，饒有趣味。

正如所見，安陽的宋代楷書碑刻取法多樣，但尚未發現有北朝墓誌風格的碑刻，甚至在整個宋代都極少，這也是跟書法史實相符的。

畢竟北朝碑刻多是民間書手所寫，書寫水平也良莠不齊

，文人士大夫作為有宋一代的主角，自然不願學習，而只願將二王、唐楷等“系出名門”的書法奉為圭臬，這便是為什麼在安陽的唐代碑刻中常能見到一些書寫類似“魏碑體”的碑誌，而宋代則不然。

但是書體發展本就有內在存續性，一些碑刻中有時依然會出現一些跟北朝墓誌楷書類似的特徵，例如上文提到的《韓炤之孫韓子說墓記》以及《宋故安康郡夫人呂氏墓誌 銘》、《時氏遷葬記》、《宋故令人孫氏墓誌銘》等，

結字都比較緊密，橫畫左低右高，豎畫與折筆稍有內擫。

有北朝墓誌楷書中“斜畫緊結 ”的特徵，而《有隋相州天禧鎮寶泉寺傳法高僧靈裕法師傳碑》等又有“平畫寬結”的特點。

想必即使宋人不屑於刻意 學習北朝碑刻之書，但避之卻不可能

，畢竟前朝書家歐陽詢、顏真卿楷書尚被認為分屬 “斜畫緊結”與“平畫寬結”兩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