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大國之間的關係愈益錯綜複雜；另一方面隨著各國變法，強弱之勢亦出現改變。其中最突出的莫過於秦國的異軍突起，由於秦有吞併天下之心，幅員遼闊的楚國不可避免地成為其覬覦的物件。

戰國中期是楚國與秦國關係走向衝突對立的轉折時期，

當時兩國的變法舉措、發展趨勢以及戰略選擇就顯得尤為重要

，這些內容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未來的發展格局，不可不察。

一、楚、秦變法的聯絡與差別

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的變法運動具有里程碑意義。前有魏國李悝、趙國公仲連先聲奪人，後有韓國申不害和齊國鄒忌奮起直追，至於楚國和秦國，

則分別有吳起和商鞅主持變法。

這些變法無不孕育於各國內憂外患的紛亂之際，也都在不同程度上達成了富國強兵的目的。

但總的來看，有的變法屬於曇花一現，

收一時之功而已；有的卻從根本上解決了許多問題，並將改革的成果長期保持和鞏固了下來——楚國和秦國可謂這一反一正的典型代表。此種差異既是兩國曆史與現實投射於變法的反映，也顯著影響了變法後兩國的發展走向。

1.楚、秦變法的思想淵源

儘管戰國時期各國變法有其普遍共性，但是在具體的國與國之間，仍然能夠找到一些更加細緻的聯絡。

就楚國與秦國而言，除了二者在變法前皆面臨內外交迫的緊張局勢外，

其成因可以透過變法主持者吳起、商鞅的思想淵源來考察。

三晉是法家思想的濫觴之地，“法家之士多出於三晉”。其中魏國最先以法家思想為指導進行改革。在早期法家重要代表李悝的主持下，

魏國變法成效顯著

。吳起、商鞅同為衛人，雖然吳起所處的時代早於商鞅，但他們都曾在魏國長期任職。

吳起不僅做過西河郡守，還“治四境之內，成馴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是魏國變法的參與者；商鞅亦“少好刑名之學，

事魏相公叔座為中庶子”

，因此魏國變法及其濃厚的法治氛圍對吳起和商鞅均產生過很大影響。

不光是政治領域，經濟上吳起“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以促進邊遠地區開發的政策，以及商鞅“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的

農田賦稅改革

，亦可追溯至李悝提出的“盡地力之教”、“取有餘以補不足”等思想。

拋開與魏國變法間的密切關係，吳起、商鞅的思想淵源還表現在前者對後者的影響上。吳起認為只有破除縱橫家的無謂辯說、

禁止士民無業遊蕩

，才能讓民眾專心一意於強兵富國。

商鞅比吳起有過之而無不及，為了保證“農戰”的優先地位，他不但“禁遊宦之民而顯耕戰之士”，而且主張將豪傑、商賈、食客、餘子和技藝者等都納入制裁的範圍。

吳起“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商鞅將亂化之民“盡遷之於邊城”，兩人在對待變法的潛在敵人方面，手段亦一脈相承。

除此以外，從後世關於吳起和商鞅的評論中，也可看出他們在思想傾向上的接近。吳起和商鞅的思想淵源使楚、秦既有魏國的經驗可以共同汲取，也表現出較為明顯的相似性和繼承性，是以兩國變法都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

楚國“南平百越；北並陳蔡，卻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強”；秦國“數年之間，國富兵強，天下無敵”，“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

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不過，

楚國變法的成效主要體現在強兵

，而秦國卻重於對社會的全面整合，二者的差別不僅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那麼淺顯，實則更為複雜，不能一概而論。

2.楚、秦變法的迥異命運

楚國變法在楚悼王和吳起死後便戛然中斷，然而“及孝公、商鞅死，惠王繼位，秦法未敗也”。

究其原因，或與楚、秦變法的以下兩點重要差異有關。

其一，秦國變法的全面性勝過楚國。論說這個問題需要首先了解楚、秦變法的根本所在。楚國變法雖然重在解決“大臣太重，封君太眾”的問題，但根本實則繫於“要在強兵”四字。吳起推行的種種抑制舊貴族和整飭吏治的辦法，

主要侷限在政治方面，於其他領域則建樹甚少。

縱然吳起是不折不扣的法家，但其變法毋寧說是長著法家臉孔的“人治”，這正是側重“撫養戰鬥之士”所導致的。

因為楚國本就是實力不俗的大國，民殷國富或許不是變法的急迫訴求，所以無須夯實變法的物質基礎，

只要用鐵腕加強中央集權

，再輔以吳起傑出的軍事才華，就可以坐收“強兵”之效。

只是得之不難，失之必易，楚國變法缺乏紮實的根基，也就隨時有傾覆的危險。當然也可能楚國變法的時間過於短促，仍有許多後續措施尚未出臺，就像商鞅變法分先後兩次按部就班進行一樣，

但此處我們只能就其具體的措施做出分析。

其二，楚國變法的阻力大於秦國。儘管吳起和商鞅在變法前都曾遭遇守舊勢力的詰難，吳起舌戰屈宜臼，商鞅力辯甘龍、杜摯；

變法實施過程中也都引發過權貴的強烈反彈

，“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甚至兩位變法主持者在各自國君死後都難逃反對者的打擊報復。

但是楚國和秦國的變法畢竟命運迥異，兩國的國情亦各不相同，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來說，

楚國變法的阻力都要大於秦國。

首先，楚國舊貴族的勢力遠比秦國根深蒂固。宗族血緣在楚國的政治體制中始終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楚國是戰國時期最早實行封君制的國家，

受封者當中即包括很多王族宗室成員。

其次，法家思想更易於在秦國開花結果，而與楚國的政治和文化傳統則多有牴牾。三晉是法家學派的發源地，

秦國毗鄰三晉

，文化上不乏共通之處，突出表現為二者皆處於戎狄的環繞之下。

深受戎狄文化的影響，

宗法關係淡薄，民風剽悍、尚功重利

。因此孕育於三晉地區的法家學派比較容易為秦文化所接受，法家倡導的重刑主義、集權主義、功利主義以及重農抑商等理論也都能夠在秦國付諸實踐。

與秦國的“拿來主義”不同的是，楚國自有其個性鮮明的政治和文化傳統。作為春秋戰國時期滅國最多的國家，

楚國出於柔服的政治需要

，一直採用多元並存的統治方式，此種政治結構造就了同樣富有多元性的楚文化。

法家思想則截然相反，與生俱來的專一性和排他性決定了強化君主集權和統一思想乃其本能。

這並不是說法家思想在楚國沒有用武之地。

楚國之所以出現政治上因循守舊、用人唯親

，統治集團內部高度封閉，文化上追求享樂、崇尚奢靡等弊端，與多元化的政治結構長期積累所造成的舊貴族尾大不掉的局面有莫大關係。

而這些缺失正是銳意進取又務實功利的法家思想所足以彌補的

，否則何來變法的必要和緊迫性。只是很多時候“互補”也可以理解為存在較大分歧，法家思想與楚國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傳統相去甚遠，勢必會給變法帶來更多的阻礙。

二、楚、秦變法後的發展趨勢

談到變法對楚國和秦國後續發展的影響，《韓非子·和氏》中的“楚不用吳起而日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強”常常被人引用。不過這句話對楚國的總結並不客觀。

楚地“削亂”固然與變法的半途而廢有關，

但直到楚懷王前期，

楚國實際都維持著較為穩定的發展，只是不像秦國那樣突飛猛進而已。

如果以楚懷王十一年“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作為分界線，可將戰國中期楚國與秦國的發展趨勢劃為兩個階段：即兩國國力上升，逐漸形成均勢的階段。

以及秦國透過兼併巴蜀和漢中取得優勢，

雙方力量對比出現急劇變化的階段

。此外，上述發展趨勢背後楚、秦變法和國家戰略的影響亦值得檢討。

1.楚、秦並立的形成

這一階段楚國與秦國從消除外患開始，沿著不同道路實現了國家實力和地位的提升。先說楚國。楚悼王前期，

三晉勢強，楚國在交鋒中常處於被動挨打的不利位置

。變法後，楚國很快有了起色。

悼王二十一年，楚軍伐魏救趙，“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迅速扭轉戰局，趙國趁勢反攻，

奪取了魏國的棘蒲。

大約同時，楚軍還重新平定了陳和蔡。一系列軍事勝利保證了楚國北部邊境的鞏固，也起到了瓦解三晉聯盟的作用。

秦國從開始變法就致力於解除魏國佔據河西之地所構成的心腹之患。自秦孝公八年起，秦國先後與魏國戰於元裡、安邑和固陽等地，

取得了一系列勝利。

但彼時魏國實力尚在，

秦國的戰果並不鞏固

，其他戰線的戰事結束後，魏軍就立即騰出手來向秦國反撲。

秦孝公十二年，迫於魏國的軍事壓力，秦、魏兩國君主在彤相會修好，秦國將之前佔領的河東和河西部分地區退還魏國。隨著國力的不斷增強，秦國的雄心日漸顯露。惠文王十三年，秦國國君正式稱王。

此時秦國的進攻目標已不限於魏國，在張儀連橫策略的指導下，秦國拉攏齊、楚，並對三晉持續用兵。

這種咄咄逼人的氣勢引起山東諸國的恐懼，於是公孫衍的合縱主張得到各國支援。

綜上可見，變法後楚國與秦國均保持了良好的發展態勢，蘇秦稱言“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強則秦弱，秦強則楚弱，其勢不兩立”，反映了戰國中期楚秦兩強並立的局面。楚國與秦國的發展軌跡交匯於五國伐秦，也說明二者幾乎同時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

不過，從楚國的角度來說，它的強盛固然與吳起變法密不可分，但也同北方諸侯長期混戰，彼此消耗嚴重，楚國幾代統治者趁此機會

養精蓄銳

、

以逸待勞

有很大關係。實際上，楚國的強大外表下存在許多隱憂。

2.楚、秦力量的消長

五國伐秦失敗後，秦國的發展勢頭依舊迅猛，楚國卻遭遇了頓衰。特別是在秦國與楚國之間，此消彼長表現得極為明顯。秦國正是透過掌握對楚國的戰略主動建立起優勢，開闢了發展的天地，

而楚國則在接連的打擊中損失慘重

，從此由盛而衰。

楚、秦相對均勢的局面之所以會在短短几年內出現急劇變化，我們認為大致有以下三點原因：

秦國與楚國對巴蜀的認知不同。秦國將佔據巴蜀的重要性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一方面關中地狹民眾，巴蜀力量較為弱小，“得其地足以安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

另一方面掌控巴蜀有利於鉗制楚國

，甚至可以巴蜀為跳板進攻楚國本土。長遠看來，“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並矣”的戰略意義顯然更為重大。

楚國則對巴蜀興趣不大，其設巫郡、築扦關，皆著眼於奉行單純防禦的方針。

秦國伐蜀前司馬錯和張儀曾有一番激烈辯論

，主張伐韓的張儀直言蜀地不論“爭名”還是“爭利”都顯得分量不夠，楚國對巴蜀的態度或許正是基於類似的考慮。

楚國對合縱模稜兩可，秦國卻深諳連橫之道。楚懷王雖貴為五國伐秦的縱長，但並未肩負起領導合縱的責任，只是派兵略取了秦國的邊城，

致使聲勢浩大的五國伐秦雷聲大雨點小，錯過了抑制秦國崛起的絕好機會。

嗣後楚國與齊國合縱結盟，也沒有抱定戮力抗秦的決心。

秦國一旦以利相誘

，楚國便立即背叛縱約。

可見楚國統治者對合縱的認識極為模糊，既不善於左右逢源，謀求利益最大化，也不能利用合縱保全己身。與楚國相比，秦國對連橫策略的貫徹不但佈局早，而且目的性明確。

不難發現，在秦國與楚國的較量中，

除了張儀離間齊楚同盟

，打破合縱連橫兩大集團間的平衡外，作為秦國盟國的韓、魏也起到了相應作用。

當秦、楚在丹陽決戰時，韓、魏牽制了齊軍和部分楚軍；當楚國調動全國軍隊深入藍田與秦國再決雌雄時，

韓魏又趁楚軍戰敗偷襲楚國後方

，使得腹背受敵的楚軍被迫引兵撤退，確保了秦國的勝利。

楚國對自身實力缺乏準確的定位。面對變法之後“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的秦國，楚國本無優勢可言，而且由於邊境漫長，

敵國眾多

，“東有越南，北無晉，而交未定於齊秦，是孤楚也”，還存在四面受敵之虞。

然而儘管如此，楚懷王仍然命令“不敢堅戰”的楚軍接連兩次攻秦，

實在殊為不智

。如果一仍守勢，秦國想要殲滅大量楚軍、取得漢中就會困難得多，這些不利條件都是出兵前應當仔細斟酌的。

但楚國竟罔顧一切，變本加厲地興兵伐秦，更加證明其統治者過高估計了己方實力。

總結

巴蜀的歸屬決定了秦楚之間誰更擁有戰略主動權，合縱連橫的成敗決定了誰更能有效地得到援助、孤立對方，

這兩方面楚國皆落後於秦國。

但是自視甚高的楚國卻不撞南牆不回頭，兩次賭博式的擊秦導致此前累積的問題和隱患一併爆發，引起了劇烈的連鎖反應——喪師失地、國力頓衰後的楚國，

在與秦國的對抗中陷入了愈加劣勢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