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如果沒看過全本的《包法利夫人》，一定也會知曉福樓拜筆下的愛瑪，這位修道院長大受過貴族教育的農家女，漂亮而浪漫，在愛情的幻想和虛榮中債務纏身而自盡。很多學者解讀過愛瑪，法國文學研究者和翻譯袁筱一曾在去年上海書展上說：每個人心裡都住著一個愛瑪。愛瑪成了延續到當下生活的一個文化符號，但每人的解讀卻各異。
五一小長假前的這個傍晚，我們不妨跟著作家王安憶讀一讀，其實，這也是理解王安憶長篇小說《長恨歌》《紅豆生南國》《考工記》等的某種切入 ，歲月的痕跡會加深我們對現實的理解。那就讓我們翻開東方出版中心才出版的《遙想手工業時代：王安憶讀外國文學》中的154頁。
王安憶近年長篇小說《桃之夭夭》《天香》《匿名》
不同閱讀感受：少時拒絕，成年折服
年幼時候，是很難喜歡《包法利夫人》的，它太不合乎浪漫的情懷。雖然它具備一切浪漫劇的條件：年輕美麗的女主角，不幸的婚姻，負心情人，毀滅的結局。可事實上，卻沒有期料中的傷情。尤其在大量閱讀西方小說的青春時代，《安娜·卡列尼娜》《被汙辱與被損害的》《簡·愛》《呼嘯山莊》《約翰·克利斯多夫》，特別是屠格涅夫的小說《初戀》《貴族之家》《前夜》，等等，從中攫取的多是美麗的委婉的憂傷。青春時代，大都是崇尚感傷主義的。不幸和犧牲罩了幻想的光環，格外地照耀著經驗和認識都處於空虛的年輕時光。而《包法利夫人》卻熄滅了光環，令人看見底下黯然的真相。愛瑪的美貌、愛情、憂鬱、希望和絕望，甚至於她的死，都是在缺乏同情和讚美的描寫中呈現眼前，更不要說別的了。這一切都不夠熱情和甜蜜，無法滿足自戀的情結。即便是在成年，再一次讀《包法利夫人》，覺出了它的好，也不是為它醉心。相反，因你比年幼時清醒，於是便冷靜了，它原是沒有一點讓人做夢的企圖，你領受到的是更為真實的現實。所以，你是折服，折服於寫實的殘酷。
包法利主義：把自己設想成另一個樣子的能力
著名翻譯家周克希先生和其翻譯的《包法利夫人》
重讀的是新近周克希先生的復譯本《包法利夫人》，在序言中， 提到儒勒·德·戈吉耶由小說而發明的“包法利主義”這個名詞，定義為“人所具有的把自己設想成另一個樣子的能力”。其實，這已經囊括了包法利夫人命運的所有性質。多情和善感，追究起來，竟只是“把自己設想成另一個樣子的能力”，終因“設想”和真實力量懸殊，導致悲劇。傷情的戲劇在此解剖成冷峻的現實，跟循既定的邏輯，形 成整個事件的因果的骨骼。可事情卻又遠不是一個定義那麼簡單，如同現實一樣，“設想成為另一個樣子的能力”是一個漫長的複雜的日常過程，這個過程是因果的骨骼上的血脈、肌肉、豐富敏感的神經， 也是決定它不是定義而是小說的全部理由。
還是要引用權威的語錄，序言中提到的左拉的話。如左拉這樣同是所謂自然主義者，他是能夠了解寫實的工作性質：“以《包法利夫人》為典型的自然主義小說的首要特徵，是準確複製生活，排除任 何故事性成分。作品的結構僅在於選擇場景以及某種和諧的展開秩序……”“場景”，“和諧的展開秩序”，這便是寫實的美學要素。那麼，“設想成為另一個樣子的能力”，及遭至滅亡，是由經怎樣的“場景”與“展開秩序”而實現的呢？
天生多愁善感和修道院的人性氛圍
設想成為另一個樣子的能力，是從愛瑪十三歲的時候開始孕育培 養。那一年，她被父親送去修道院讀書。愛瑪在修道院裡並沒有如通 常那樣感到受壓抑，相反，她以她的所好攫取了多愁善感的養料。宗 教，教義，宗教儀式，還有修女，為她組織了一個不真實的夢幻世界，她在此沉醉不醒。這是她浪漫的天性所致，也多少是因為外省修道院的人性的氣質。修女們待愛瑪很友愛，懺悔時，神父纏綿的絮語，講道中引用情人、婚姻的比喻，同學們偷帶進來互相傳看的精美 畫冊，還有那個每月來修道院一星期做針線的老姑娘，她會唱古老的情歌，她講故事，說新聞，她甚至散播小說這種世俗讀物。在這裡，終因為遠離中心而綱紀鬆懈。於是，修道院便“充滿溫情”。愛瑪的感傷性格在此得到豐厚又偏狹的營養，她對生活的想象，即“歡愉， 激情，陶醉”的概念，也在此完成。在這些概念化的想象之下，蘊含 較深又細水長流的日常生活，就顯得太平淡了，平淡到她認為是個錯誤。
“外省風俗”：包法利早出場晚退場
她是在與包法利醫生結婚之後，尖銳地意識到這個錯誤的。此 前，閨閣的生活再是沉悶，到底還是有出路的，出路就是結婚。居住 分散的外省鄉間，又不是世家出身，婚姻的機會其實很有限。於是， 當包法利這個鄉間醫生一旦出現，她便將幸福的指望交給了他，而緊 接著就感到了失望。包法利這個笨人，實在是有著感人的愛，即便是 對他從未愛過的前妻，也含著溫情，何況是他深愛的愛瑪。“他情不自禁地經常要去撫摸她的梳子，戒指和披巾”；他對她言聽計從；為了換個她樂意的環境，不惜放棄他好不容易立足行醫的託斯特，遷去 永鎮；在愛瑪死後，還按著她的喜好行事；他終於發現愛瑪不忠實的證據，被嫉妒打擊得一蹶不振的時候，當他久久望著妻子的情人羅多爾夫，“他彷彿又見著了跟她有關的一樣東西”，竟也嫌隙盡釋。這樣的愛是愛瑪沒有從書上讀過的，因此便是在她想象之外，“而她又沒法理解自己不曾身經的事情”，這其實是致命的缺陷，她的世界就是那麼狹小，她沒有體驗的情感於她都是不存在的。由於她對客觀的 外界缺乏理解，或者說理解的願望，她才可能一任發展“設想成另一個樣子的能力”，走入幻覺的深淵。
如同《包法利夫人》的副題“外省風俗”，包法利醫生就是“外省風俗”的最好體現。他比愛瑪更早登場，也更晚退場，是為愛瑪的劇情演出序幕和尾聲。這大約就是左拉所說的，“和諧的展開秩序”，命運的因素依著自然的規律漸次進入，逐步形成事端，又在事畢後留 下影響。小說的開頭便是幼年的包法利入學讀書。這是一個老實、呆笨、心底淳厚、少見識但盡職守責的孩子，有多少鄉村醫生是用這樣 的胚子做成。他們巡遊鄉間，會的就那麼幾手，可卻包治百病。有治不好的，也不見怪，因為有上帝召喚作後盾呢！而醫生的品格就是見證。像愛瑪這樣一個鄉下地主的女兒，與好名聲的包法利醫生結婚，已是她的福分。再不會有更加出奇制勝的機遇了，除非出現神話，比如辛德瑞拉的故事。而性格嚴謹的自然主義向來不製造神話，他們從不企圖扭轉“普通生活的平常程序”，於是他們便也無法遏止愛瑪，這一個沉溺於自我幻覺的女人，一廂情願地製造神話。當然，他們同樣無法扼止生活的程序不斷地擊破她臆造的神話。
“王子”消失了，愛瑪還握著子爵的“水晶鞋”
愛瑪真切見到了義大利風格的城堡，功名顯赫的祖先的畫像，放著枝形燭臺和銀餐具的餐桌
就這樣，神話在愛瑪的眼睛裡顯形了。那就是受邀到昂代維利埃 侯爵府上做客。侯爵正為競選眾議員、重入政界活動：佈施，演講，承諾，舉行舞會。包法利夫婦有幸進入他的視線。愛瑪在小說、畫冊和浪漫曲中得到的神話的摹本，這時候竟化為真實的場景。一切都是真切的，活生生的。義大利風格的城堡，功名顯赫的祖先的畫像，放著枝形燭臺和銀餐具的餐桌，神情莊重的膳食總管，四組舞，沙龍舞，男賓，女賓，以及男賓和女賓的私通。而她差不多已經介入了這幅神奇的圖畫，成為畫中人。有一位子爵不是和她痛快淋漓地跳了一大場舞，還有那麼一小會兒妙不可言的對視？這個晚上可是叫愛瑪開了眼，她終於身臨其境。於是，沒有理由不相信，她原是有可能幸福的。在回家路上，愛瑪撿到了一個繡著紋徽的煙盒，它被愛瑪認作是子爵的遺物。這個煙盒很像是那隻水晶鞋，是一個證據，證明那個神奇的夜晚確曾發生過。不過，在這裡，情形正相反，水晶鞋不是在王子手中，而是在辛德瑞拉手裡。午夜十二點消遁的也不是辛德瑞拉，而是王子。這就決定了事情將按生活，而不是神話的軌跡發展了。
此時，令人想起托爾斯泰筆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安娜為愛情拋棄的，不正就是愛瑪的理想？在最後的時間裡，山窮水盡的愛瑪卑屈地走進公證人家中借錢，她竟還能注意到公證人餐廳裡的擺設——“‘這才叫餐廳，’愛瑪心想，‘我想要的不就是這麼一間餐廳嗎。’”所以，確實，愛瑪的理想並不是夢幻，而是現實。不過，是別人的現實，而非她的，她的嚮往只是因此有了做夢的外表。真正追求夢幻的是安娜·卡列尼娜，因她有著特別強烈的熱情。這熱情使她遠離現實，超凡脫俗。就如她臥軌之後，渥倫斯基的母親說的：誰讓她有那麼多的熱情？她有那麼多的熱情，對誰都沒有好處。而愛瑪呢，“在熱情浪漫中間透出一股講求實際的意味”。在此，所謂自然主義不得不流露出它的限制。由於他們不相信生活的偶然性，過於忠實“普通生活的平常程序”，於是，便失去了超凡脫俗的可能性。愛瑪的悲劇，遠不及安娜的高尚，她只是凡俗的悲劇。
好，在經歷了那個神奇的晚上之後，平常的日子就變得不可忍耐。雖然握著“水晶鞋”，王子卻一去不返。為了治療愛瑪的抑鬱症，他們遷去了永鎮。外省風俗，在這裡展現了全貌，也為愛瑪“設想成為另一個樣子”的夢幻劇演出佈置了舞臺。這樣的循序漸進，層層展開，真是和諧的秩序。自然主義的寫實技能又在此煥發出光彩。這個外省小鎮，即沉悶又風趣，即庸俗又天真，即邪惡也守著良知，固定不變卻又暗藏著自然的永動性。就看你從哪個角度看了，而忠誠的寫實就是提供給人各種看的角度。非常奇異的，從同一種描寫中，竟可以引出截然相反的感受。這倒是自然主義的好處，它保持平衡，能夠將有機狀態的生活搬上小說。
與愛瑪曾經生活過的鄉間，無論是孃家貝爾特，還是夫家託斯特相比，永鎮簡直就是個城市了。它有行政機構，比如鎮長迪瓦施先生，有宗教事務，比如神父布尼齊安，教堂執事萊蒂佈德瓦，有法律部門，以吉約曼先生的公證人事務所為代表，商業也很繁榮。有金獅客棧以及與其競爭的法蘭西咖啡館，有時裝服飾商勒候，同時還做著放債和貸款的勾當，所以，永鎮又有了金融活動。它人口比較集中，有長住的居民，也有流動人口，比如金獅客棧的包飯客人，萊昂先生。這樣，它就形成了一個小社會，多少有了一些機會。苛刻的自然主義，也只能給愛瑪的浪漫劇這樣一個舞臺了。萊昂是劇中第一個露臉的角色。
要不是萊昂的怯懦和審慎，他們的關係就不會分兩步走了。此時的萊昂還是個害羞的青年，有著少許的純潔，必須到巴黎去上上課，將那麼點道德約束和純良天性淘洗乾淨，再來做愛瑪浪漫劇中的男主角。暫時的，他只能缺席，把位置讓給下一個角色：拉於歇特的莊園主羅多爾夫·布朗熱先生。這可是個老手。他太瞭解女人了，幾乎每一步都按他的計劃得手，勢如破竹。他談不上有多少了解愛瑪，也沒有多少了解的興趣，如書中說：“新奇的魅力，漸漸地像件衣裳那般滑脫，裸露出情愛永恆的單調。”但他有足夠的技巧，因人而易，隨機應變，而且進退自如。對愛瑪，他採取的是隨心所欲的手法，於是，“他把她調教成了一個又柔順又放縱的尤物”。
羅多爾夫也消失了，萊昂出現，愛瑪的浪漫已變質
在愛瑪，羅多爾夫真是從天而降，拯救她出平常生活的王子，貴族出身，風流倜儻。她終於體驗到了她想象中的激情。在這一徑沉迷的過程裡，她亦有少許清醒的時刻，珍惜起屬於她那個階層的質樸的感情，那是當她讀魯奧老爹的信的時候。信寫得非常動人，寫他如何向一個從永鎮路過的小販打問包法利一家的情形，小販說在馬廄裡瞧見兩匹馬，於是，“我就琢磨你們日子過得挺順當”，又寫道他還為未見過面的小外孫女種了一棵李樹，就種在女兒從前的房間的窗下。信中的話打動了愛瑪，她曾一度把“設想成為另一個樣子”的希望轉移到日常生活裡來。可惜，日常生活又一次欺騙了她，那就是轟動永鎮的包法利醫生為馬廄夥計伊波利特的矯形足手術以慘敗告終。包法利醫生註定不可能創造奇蹟，平常日子也註定無從擺脫庸俗，愚昧，無聊，無所作為，愛瑪徹底放棄了改過自新，義無反顧地投入羅多爾夫的懷抱。忠實的寫實就是這樣不留後路，它消滅了溫情的感傷主義挽回局勢的些許機會。現實生活不會順應愛瑪的幻想，有所改變，她不注意它還好，一旦注意便是迎頭一擊。
羅多爾夫如同子爵一樣，又從愛瑪的生活中消遁。但他畢竟為愛瑪做了更多，就像方才說的，他將愛瑪調教成一個“尤物”。此時， 萊昂也調教得差不多了。這個沒大出息的小公務員在巴黎吃不開，但在魯昂，對付一個鄉村醫生的小妻子，他那點在女工堆裡混出來的風流，還夠用。將就著，愛瑪也還合乎他學做一個紈絝的條件。雖然不是貴族出身，但總歸是鄉間紳士的妻子，她可不是不用做工養家？ 所以，“她不正是一位上流社會女人，而且還是有夫之婦嗎？總之，這不正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情婦嗎？”這一回，愛瑪終於建設起她的王宮，那就是魯昂下城區的布洛涅旅館裡的客房，他們在其中盡享奢華與激情。在這間客房裡，濃縮了她從少女時便醞釀起的理想。但事實上，這理想已經遭到了汙染。布洛涅旅館所在的雜沓地段上，多是劇院，小咖啡館和妓女。他們的房間呢？“床是一張船形的桃花心木大床。紅色的利凡廷裡子綢帳幔從天花板下垂，低到兩端寬口的長枕的位置，才呈拱形往外鼓出，……幔杆頂端成了箭狀，陽光一射進來，圓銅花飾和柴架碩大的圓球頓時熠熠生輝。壁爐架上，枝形大燭臺中間有兩隻粉紅色的大海螺……壁爐邊上，有張鑲嵌螺鈿的黃檀木小圓桌，他倆就在這張圓桌上用餐。”這就是愛瑪的王宮，散發著資產階級奢靡的趣味，還有著一股子香豔的氣味。說實在，它看上去有些像一座妓院。再加上一個平民出身的公務員情人，愛瑪的浪漫理想已經變質了。
寫實的殘酷：“最終是小說家殺死了主人公”
分析如此寫實的小說，就好像在分析生活本身。但由於嚴格地“選擇場景以及某種和諧的展開秩序”，它比生活本身更為合理，邏輯嚴密，因而更為真實。於是，當愛瑪踏上了墮落的起點之後，她的腳步便不由自主地向下滑去，沒有一點偶然的因素可供僥倖之想。如左拉所說：“最終是小說家殺死了主人公。”在此作決定的，是生活本質裡的規律。這樣，就不再存在什麼可能性來挽救愛瑪的命運了。
逢到星期四，愛瑪便假借去魯昂上鋼琴課，到布洛涅旅館幽會。從頭至尾，快樂和激情都被裹在陰沉灰暗的日常景緻當中，真是無比悲愴。這也是寫實的好處，它從不濫情，總是描寫事物的最表面狀態，而經過精密選擇的表面狀態，則像鏡子一樣反映出本質。這一天裡，愛瑪起個大早，來到金獅客棧等馬車，上路，車廂裡漸漸擠滿人，然後看見了城市。下了車，走過散發著苦艾，雪茄和牡蠣，這些夜生活的氣味的街道，最後進了幽會的房間。傍晚時，別了情人，她還到喜劇院街的理髮店做頭髮，夥計一邊做頭髮，一邊向她兜售化裝舞會的票子。隨後再上路，途中遇到瞎子，唱著低俗的小曲，歸途顯得格外的陰鬱。這是真正的憂傷，和感傷主義甜蜜的玩味決然不同，沒有一點可供享用與自戀的成分，有的盡是難堪。
激情卻在消退，本來就帶有虛擬的性質，水落石出還不是早晚的事。愛瑪只得誇張她的激情，並且“指望能靠外界的力量來給它注入新的活力”—寫信，作詩，拋玫瑰花，美食，禮物，肉慾……愛瑪在精神和物質兩方面都處在了透支的狀態。最後，她當真去了化裝舞會，同書記員，醫科學生，店鋪夥計，甚至還有妓女，狂歡一夜。這時候，法院也受理高利貸者樊薩的起訴，前來執行還債。愛瑪的死日就臨頭了。
安娜之死為何就是詩，而愛瑪就是現實？
幾乎是差不多的時間吧，愛瑪在四奔八投找錢還債，托爾斯泰的安娜也在焦慮地奔走。愛瑪被債務所逼，服毒自殺。安娜則為內心的熱情驅使，最後投入輪下。愛瑪的死是現實的死法，而安娜·卡列尼娜，卻帶有獻祭的意味。前者是生活，後者是詩。嚴酷的寫實絕對服從現實，它不創造昇華。它將現實搬上紙面，鋪排得和諧有序，在此和諧有序之中，生活的本來面目便裸露出來。是比現實中的更加嚴密，結實，決絕，為普遍的定律所推動。
可能是年長的緣故，越過了感傷主義的關隘，比較能夠接受這樣的嚴酷的愛情故事。而復譯本較為口語的敘述，也使得沉悶的生活狀態有了閱讀的活潑和風趣。總之，重讀《包法利夫人》，有益地使我認識了完美的，也是殘酷的寫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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