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Scholar

文 | 阿米·歐伯丁 吳萬偉 譯

本文由譯者授權釋出

作為搞哲學的人，我無法隱瞞我的出身，但我更願意求助於我奶奶有關“騙子綜合症”的老生常談。

讀研究生的時候，有個教授碰見我戴著耳機聽音樂。這首歌肯定令我感到吃驚，怪異的表情肯定寫在我的臉上，因為教授問我是否哪裡不舒服。我告訴他沒有，不過還是解釋說我剛剛在聽“歡樂頌”。我不記得接下來我到底還說了什麼，但我很清楚那是一首非常棒的“歌”，而且熱情地詢問他是否聽過。他聽過了。他的回答提醒我意識到一個事實：稱“歡樂頌”為“歌”實在不尋常。教授的舉止是那種你不可能不注意到的震驚：一個準備讀博士的傢伙，竟然從來沒有聽說過“歡樂頌”。這是我缺乏學界標準的文化素養和階級身份的最早標誌之一。

剛入職的時候，我經常犯下拼讀單詞的錯誤。學界使用的詞彙是我只在書本中遭遇到的——它的語言肯定不是我認識的人嘴裡常說的東西。曾經有人誇讚我的“勇敢”，並沒有努力掩飾自己的“鄉巴佬口音”——我根本就不在乎是否有口音，在此之前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有口音。更近些的故事是有人請我主持一場有關階級偏見的研討會。我是搞哲學研究的，沒有研究過階級偏見，這個請求讓我感到吃驚。後來發現，我之所以被選中是因為我的“獨特”生活經歷，所謂的低賤階級出身。即使現在，到了研討會上，人們隨意地問我從哪裡來時，那神態似乎表明要費很大勁才能恢復正常狀態一樣。有個學生曾經驚訝地說“我講話的方式像福克納。”另一個學生受到課程評價中“用一個字描述這個老師”的啟發，給我的評價是一個字“要歐”（y’all美國南方口音，意思是你們所有人——譯註）。

進入學界之前，我並不是特別在意我的出身階級。相對於鄰居和鄉親，我的家人混得都還算不錯，但是，“混得不錯”的評價當然取決於你在與什麼人相比。無論如何，我的成長環境所擁有的文化資本與學界很多人的情況有很大不同。在學界，人們口袋裡隨時都裝有貝多芬，就像隨身攜帶的零花錢。我的口袋裡當然也不是空蕩蕩的，但裡面可能更多是流行歌曲。所以，我常常覺得自己是有錢人圈子裡的窮光蛋，或者一幫貴族裡的文化乞丐。如果使用通行的說法，你可以說我患上了“騙子綜合症”，指一個人不能適應自己角色的認知障礙，他並不真正屬於那個角色，或者達到了基本標準。

我仍然缺乏文化資本來讓我透過學界環境的考核。但是，即便我常常覺得自己在學界格格不入，使用“騙子”的原型來解釋自己並不能給我多大的價值。“騙子綜合症”是一種概念構建，是用令我感覺與自己格格不入的語言和情感塑造而成。畢竟，那是學界的術語，似乎是向上爬的痛苦，你在瞬息萬變的世界裡遭遇到的抑鬱不適。更重要的是，我能想象已經老態龍鍾的奶奶會有什麼樣的表情，如果有人膽敢說她患上“騙子綜合症”。

我的奶奶拉格比（Ruby）是農家女也是職業婦女。為了讓家庭奶牛場維持下去，得有人離開前往城裡工作。因此，拉格比找到了兒童和家庭服務部（the Department of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s）的初級職位。隨後職位不斷提升，等到退休時，她已經熬成了主任，幹了很多年。在女性很難獲得這樣高位的年代，她成為擁有真正名望和影響力的專業人士。她努力工作學習提升自己的水平，成長為一名幹練的職業女性，身穿一塵不染的職業套裝，優雅的高跟鞋，文雅嫻靜、乾淨利落、楚楚動人。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拉格比的頭髮是像頭盔一樣令人羨慕的自來卷，小時候經常去教堂禮拜，在聽到牧師肅穆莊重的祈禱詞“戴上上帝的整套盔甲”時，我經常想到她的頭髮。不知道那句話意思是什麼，奶奶的頭髮似乎是我的體驗中最接近神聖形式的東西。對於不瞭解情況的人來說，拉格比肯定不會被當作農民的妻子，這恰恰是要點所在。她渴望被當作一流的女性，在城裡工作優雅自如，雖然這需要工作，至少曾經有一段時間需要巨大的熱情。

本文作者和拉格比

拉格比上下班使用的轎車就停在農場車庫裡。因為車庫在大部分時候是開著的，雞有到那裡乘涼的習慣，坦率地說，可能還飛到車上拉屎。要麼將雞弄髒的汽車清洗一番，要麼開著髒車去上班，這樣經受了長時間的折磨之後，最後，有一天從車庫出來，她平靜地吩咐大兒子“鮑勃，把雞全殺掉。”他真的這麼做了，她的汽車再也不會背叛她到城裡工作的努力。

“騙子”具有顛覆性，主動地把誰到底知道什麼排除在視線之外。

當我呆在學界環境時，我有時候自己在心裡悄悄背誦這個內容，“鮑勃，把雞全殺掉。”我發現這可以作為真正有用的自我治療發揮作用，是呆在聰明人圈子裡的下層階級的應對指南。因為我的頭髮總是亂糟糟的，我從來沒有達到“上帝的整個盔甲”的境界，但是如果忍不住感受到“騙子綜合症”的侵襲，我就求助於奶奶兇狠的堅決的眼神。

拉格比真的將雞全部殺了，雖然不是她親自動手殺的。但是，這不應該被視為戰勝騙子綜合症的特別具有戲劇性的技巧。因為她選擇的解決辦法可能是最典型的農婦做法，畢竟，城裡的婦女大概不會僅僅因為雞擋住了上班的去路就有膽量吩咐他人將它們全部殺掉。拉格比的果斷乾脆，毫不猶豫與學界的不安全感以及在想象的外部措施背景下審視自我的心態形成鮮明對比。騙子綜合症是一種存在性不適抑鬱，殺雞是對存在性的否定，是一種方式要保留自我中激烈的、不合常規的部分。在後者，“騙子”是顛覆性的，不是被動地感受到與還沒有適應的環境格格不入，而是主動地將誰到底知道什麼等排除在視線之外。我想象拉格比那天下令殺雞，神情自若地到達上班的地方，她的眼睛中可能帶著興奮的異議者的快感。

“騙子綜合症”描述了一個我特別不願意解決的問題。其解決辦法是承認他實際上的確屬於這個群體。但是，我不能說服自己相信我願意完全屬於這個群體，實際上，我更願意將屬於該群體的體驗視為一種損失。其中的理由很多，雖然全部彙總起來到一個觀念上，即難以適應是一種我不願意失去的寶貴价值。

最近，學界對它的文化將學界上上下下的人都壓得服服帖帖和循規蹈矩的情況變得越來越敏感。騙子綜合症就是解釋非標準身份如何引發異化的方式。階級劃分就是沿著種族、性別、性傾向和性障礙劃線的一種排除結構。但是，竭力站隊“適應”所付出的認識論代價是什麼呢？如果只看到異化，我們就忽略了微妙執行的共同性影響理解力的方式。

學界一直是上層階級的專屬領地，屬於那些擁有經濟資本尤其是文化資本的人，這限制了學界人士通常看到的東西或者更準確地說，他們承認所看到的東西。雖然我們很多人並不屬於俗套的循規蹈矩的文化階級，但是我們的交往互動方式常常鼓勵我們的談吐就像我們真是如此一樣。坦率地說，如果你有雞，最好趕緊把你的車上弄髒的地方擦乾淨。結果就是我們試驗分析的這個世界看起來比實際上更乾淨、更簡單、更加一塵不染。我自己對歸屬感的不滿就源於一種坐臥不寧的批判衝動，一種看到清晰外表所掩蓋的真相的慾望。

在我的研究領域——哲學，我們擁有很少涉及農業和農村的歷史資源，哲學與窮人的關係就更少了。這種缺陷意味著我們通常擁有的參照系的權威並非名副其實，即使它們向我們展示的很少。我們不妨稱之為瓦爾登湖現象。

當其他哲學家聽說我有一家農場，他們通常會提到亨利·梭羅（Henry Thoreau）的《瓦爾登湖》（1854）這本書似乎是哲學家鄉村生活的羅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高1。14米，寬0。73米，製作於公元前196年，刻有古埃及國王托勒密五世登基的詔書。近代的考古學家得以有機會對照各語言版本的內容後，解讀出已經失傳千餘年的埃及象形文之意義與結構，而成為今日研究古埃及歷史的重要里程碑——譯註）。我非常同情那些渴望鄉村生活的高雅人士，在很多方面，我現在也是其中一員。但是，我只是在閱讀了它之後，才能故意帶著一種自我嘲弄的態度來忍受這個充滿幻想的和反事實的瓦爾登湖。如果我構建有關梭羅的真正鄉鄰如何看待他的評論專區，會如何？或許有農村人喜歡梭羅，但我不會。

當梭羅在熱衷於自我吹噓的時候，“有多少個早晨，無論是夏天還是冬天，在鄰居們開始勞作之前，我已經開始了我的工作，”我感到吃驚的是他竟然把辛苦勞作的鄰居的日常工作等同於悠閒，真是不動腦子啊。他繼續說，“毫無疑問，城裡很多人見到我幹完農活後返回，農民在黃昏時開始動身前往波士頓，或伐木工人開始去工作。”毫無疑問，或許這些農民或者伐木工人睡懶覺一直到這個時候，因為前一天干活太多，需要休息時間長一點。但可能性更大的情況是，他們一直在忙於各種瑣碎的常規工作，這是沒有農活經驗的梭羅根本無法想象的東西。

學界代表窮人和農村人的渴望激發起我內心一種強烈反對他們的衝動。

梭羅的鄉村生活是刻意為之的，更糟糕的是，它成為經典著作的源頭，不僅簡單地將鄉村生活而且將貧窮的農村人浪漫化。無論是讓·雅各·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法國鄉巴佬還是列夫·托爾斯泰（Leo Tolstoy）的俄國農民，人們在文學作品中遇到的鄉里人往往值得欽佩，只是因為簡單純樸，沒有自我意識的負擔。托爾斯泰的《伊萬·伊里奇之死》（1886）中的格拉西姆（Gerasim）就是典型例子。

作為受存在問題折磨而瀕臨死亡的伊萬的僕人，格拉西姆與死亡達成和解。他的意識乾脆利落，老實厚道，沒有雄心壯志，沒有探索慾望，更少有理解願望，給他什麼就要什麼。這讓他成為中產階級虛假的良心痛苦故事中充滿同情的物件，但是沒有人願意成為他這樣的人。格拉西姆的斯多葛派儉樸所激發的羨慕背後隱藏著的是約翰·斯圖爾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的二分法：寧願做不快樂的蘇格拉底也不願意做快樂的豬。

最近，將農民的純樸浪漫化已經屈服於另外一個更黑暗的觀點。結果顯示，豬其實並不滿意，現在它們把我們都拖到政治爛泥潭中了。農民的形象不再是純樸厚道，而是被汙染了，變成偏執、盲從、厭女症、殘忍的代名詞。這也是一種俗套觀念，無論多麼不同，恰恰是在遠處時威力越大。我曾經在2016年美國大選結束之後寫過一篇文章，我感到驚訝的是，針對貧窮農村選民的輕蔑多麼快地朝我撲過來。有個朋友總結了這種新氛圍：“沒有人喜歡閱讀農村窮光蛋竭力昂首挺胸走路的故事。”這也許有助於保持象牙塔一塵不染，因為現在更少有人願意坦率承認自己的低賤出身了。

學界代表貧窮鄉下人的做法引起我反對他們的衝動——不願意看到像我這樣的人被看作千篇一律的人，無論是新奇有趣的還是腐敗的，無論是可憐的還是可恨的。學界的同化趨勢意味著否定個人體驗和歷史。它要求認識上的犧牲，要求心甘情願地捨棄複雜性，隨之捨棄可能性。正是這種可能性令我最為忌恨和不滿。

農場生活利用了軍方所說的“現場便利”（field expediency）。當工作環境無法向你提供可預期的供應或者標準供給物資時，利用現有條件湊合的過程。我的農場就堆滿了善於湊合的天才——我爺爺在現場便利方面的各種遺產。他利用洗衣盆、從河裡打撈的穀倉橡木、割草機發動機、卡車彈簧片製作了我們的鋸床。農場裡的很多東西都是利用其他的根本想不到的東西製作而成的，小牛犢瓶奶嘴作為工具夾，剪掉的咖啡罐作為餵食勺，鑿子犁刃焊接在小兒雪橇上。就在不久前，我們用從前旅館拆下來的窗子裝在農場的房屋上，絕緣材料是用舊衣物湊合的。這就是現場便利的應用。但是，要這樣發揮作用，你就不能隨隨便便把廢舊東西扔掉。

作者農場的工作間

爺爺去世後，我接過這座農場，最初根本瞧不起散亂堆在這地方的種種針頭線腦的瑣碎東西。各種鐵絲電線之類尤其令我討厭，因為穀倉到處都有這些東西——廢舊的電話線、家用電器上的絲線、以及不知從什麼地方弄來的破爛。我將散亂的絲線、繩子之類裝了幾桶，準備全部扔掉。幸運的是，我沒有真正去做，因為很快就瞭解到絲線繩子的不尋常價值。比如，它能馬上用來捆卡車上的圍巾，把壞掉的動力輸出蓋固定在螺絲套筒上，將圍繞果樹苗的籠子縫合起來，以防止樹苗鹿破壞。現在，我對絲線繩子的關心是可能需要更多。

堆積物的形象有時候可用來描述農村窮人的可憐狀況或病態——家庭居所被各種垃圾和廢物堆滿的形象——講述了更大的故事，如果你知道如何解讀的話。院子裡已經壞掉的汽車包含一些萬一需要時仍然還能用的零件。門廳上生鏽的冰櫃裡可能藏有狗糧，因為沒有什麼能比舊冰櫃更好地分類儲藏飼料了，未經批准，動物是吃不到這些東西的。簡單地說，如果電線鐵絲到處都是，那可能是有原因的。即使你看不到背後的原因，那原因一定也存在。

在專業性寫作中，我要抗拒揀破爛的誘惑，試圖辨認出農場產生的各種寶貝。

農場生活的現場方便鼓勵我樂此不疲地採用一些思想習慣，這些與學界秩序井然的做法格格不入。在生活中，若看到事物中怪異的、不合標準的潛在東西，或者把某些東西用在與其通常用途截然不同的目的上通常是好事。因此，遭到毀壞的東西，無論是機械的還是思想上的，修修補補再用當然也是好事。桀驁不馴的世界，懶得關心我們更大或更小的目標是什麼的物質材料，如果我們習慣了，當然也是好事。畢竟，廢舊絲線不能萬能的，無論你有多少。

當然，這些都是非具體性的好處。我竭力想表達得更準確的是，我的人生經歷如何塑造了我的學術生涯。在我看來，最能說得通的哲學不是通常被讚許為絕對不可缺少的經典。在正式場合，我的專業研究方向是儒家早期倫理學，出版的專著有一大堆，全是有關儒家論述悲傷和深刻依賴他人的，以及我們如何透過處理自己與他人的關處理而成為現在這個樣子。

但是，在非正式場合，我研究的是我家農場的大石頭堆到底意味著什麼。那一堆一堆的石頭都是由人－－我的家人搬過來的，代表了幾代人把窮山惡水之地變成可耕作的農場的不懈努力。我那些論述自己與他人關係以及如何克服悲傷的學術論文竭力要探討的就是人類依賴他人才能生存的謙遜時刻，任何成就都不是靠單個人獨立完成的。探討當我意識到搬運石頭的人都已經去世，調查這些石頭的來歷多麼令人悲傷。最後，還要探討我們為何隱隱地渴望為了子孫後代給這個石頭堆增添更多東西。搬運石頭騰出了更多可用的牧場，我使用自己的現場方便產生了一些論文，專門闡述這些石頭的象徵性含義。

但是，我最終在專業性寫作中抗拒揀破爛的誘惑，打撈辨認出農場上養成的各種寶貝。我發現在嘗試的時候除了惱火什麼也找不到。太多的哲學家已經闡述了體驗中價值的確定位置——鍛鍊、業餘讀書、瑜伽、旅行——恰恰因為他們幫助推動思想探索的事業。這不可避免地把得到稱讚的東西變成附屬物；體驗只是在對真正工作有利的時候才變得寶貴，正如我心裡想的“工作”。維修交流發電機這個難題如何增大了我解決意識難題的機會，或在農場的一些田間勞動如何幫助我解開某些哲學秘密，對這些我往往避而不談。事實上，究竟什麼應該被稱為真正的工作，我擁有強烈的懷疑。這種懷疑是我最重要的非標準供應之一，是我永遠也不願意殺掉的雞。

學界哲學家喜歡用帶著雄心壯志和崇高理想的口吻異口同聲地談論自己，似乎哲學毋容置疑是最最重要之事。我對於那些將哲學作為生活核心的人沒有任何不滿，但我們的專業氛圍有時候令人窒息，所到之處，人們的談話都假定這種立場是正確的和唯一的。常態化和循規蹈矩就是為了“工作”一次次熟練地申報課題，從事所謂的科研活動。最糟糕的是，這些傢伙高聲嘲笑其他人的生活，一副洋洋自得居高臨下的神態，似乎哲學是黑暗中的唯一亮光。

正如在我奶奶的生活中那樣，有時候存在緊急情況需要派人前往城裡工作，結果，人們很擅長他發現的工作。在學術環境中重新再生產的這種模式能夠誘惑一種成功敘述，或者霍雷肖·阿爾傑（the Horatio Alger）式一鳴驚人的暴發戶神話的多種變體。最簡單或最骯髒者棄暗投明，按產業模式積累其他人生來就有的文化資本。從最好處說，她完全透過各種考核，成為和天生的婆羅門沒有任何分別的人。就算沒有能透過考試者也能為這個神話做貢獻。在學界出身低微能夠培養騙子心中的焦慮幽靈，而且還能奠定贏得特別稱讚的基礎。大膽地賭一把，人們很快就學會昂首挺胸地邁步了。

但是，這樣的稱讚沒有能夠看到失望。在他的精美詩歌《挖土豆》（1966）中，愛爾蘭詩人謝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注意到他的勞苦農民出身。在談及他父親挖土豆時，他寫到：

依靠上帝，老人能夠握住鏟子

就像他的先輩。

依靠這種原始的力量，希尼表達了憂鬱的謙恭：“我沒有了先輩那樣的鏟子”，詩歌的結尾是這樣的：

在我的拇指和中指之間

夾著的是鋼筆

我用它來挖掘。

這首詩歌的優美在於它的模糊不清，他不願意將鏟子向鋼筆的代際轉移標誌為毫不含糊的進步。我渴望同時擁有兩種生活，並對學術生活常常剝奪拿鏟子者的鏟子感到惱火。我懷疑，這是比其他任何東西都能更好地暴露我是水貨教授的證據，雖然並不是在焦慮的、常態化的意義上。

從根本上說，騙子綜合症建立在這樣一種認識上，人們能夠擺脫某些東西。我竭力要弄明白的是，為什麼這種在變魔術時矇蔽觀眾的戲法應該被看作壞事。有時候，我仍然感覺到自己是學界環境中的騙子，但我也不太在乎。實際上，擺脫家祖遺傳下來的某些東西，我私下裡還有一絲快樂，坦率地說，隨你怎麼想。

我的學術誠信（bona fides）不能向我保證把我自己列為擅自佔用他人房屋者。

小時候，我爺爺說過我長著一雙彭蒂科斯特之眼（五旬節之眼the Pentecost Eye，其中，Pentecost是綽號，意思是生於聖靈降臨節或與此節有特殊聯絡者——譯註）。我把這個當作證明我有某種特別神秘視力的一種證據。應該承認，我並沒有注意到自己有什麼看到神秘景象之類了不起的視力，但是這並不重要：如果爺爺注意到我有一雙慧眼，那肯定說明某種東西。那是火舌降落在耶穌弟子身上那天命名的，肯定是好東西，最終證明是值得擁有的好東西。

結果證明五旬節之眼不過是一邊眼瞼下垂，這繼承了我家族中一位名叫彭蒂科斯特的分支的特徵。這是家族中最沒有神聖色彩的一支。其中一位名叫約翰尼彭蒂科斯特（Johnny Pentecost）的祖先生活在如今位於我們家族農場邊緣的土地上。據說約翰尼是在犯法逃避追捕時跨過密西西比河來到奧沙克（the Ozarks）的。他喜歡酗酒和打架，據說在月黑風高之夜開槍打死了一個人，他的解釋是此人在追逐他的馬。這至少是故事的一個版本，雖然聽起來就像喜歡聳人聽聞者胡編亂造的故事。雖然如此，無論他到底做了什麼，約翰尼的脊背上留有刀疤，那些刀疤使得人們在相信他為過去的暴力行為懺悔時還是謹慎一些為好。

在我們農場就有約翰尼的家，嚴格地說並不是他的家，至少在他住在那裡時還不是他的家。那是一片他居住的區域，我們不在乎那是不是他的。等到土地所有者來到這裡處理侵佔時，約翰尼在此開墾已經很多了，與其趕他走倒不如讓他繼續呆下去更划算些。他不是很容易對付的人，如果不使用暴力很難將其趕走。

約翰尼在我出生之前很久就死掉了，我猜想如果我認識他，我也不會和他相處很好。但是，在學界提供的太過貧瘠的生活中，我忍不住想到繼承五旬節之眼也許不是壞事。我發現如果提醒自己我是彭蒂科斯特的後代，就很容易對付“騙子綜合症”。我的學界誠信不能向我保證把我自己列為擅自佔用他人房屋者，想依靠嚴格的紀律就把我趕走並不那麼容易。這個地方不是我自己的，但我現在住在這裡，張開我那一邊稍稍有些下垂的眼瞼冷眼旁觀這個世界。

作者簡介：

阿米·歐伯丁（Amy Olberding），俄克拉荷馬大學哲學首席教授。著有《無禮之惡》（牛津大學出版社2019）。

譯自：

The outsider： How useful is imposter syndrome in Academia？By Amy Olberding

https：//aeon。co/essays/how-useful-is-impostor-syndrome-in-academia

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約瑟夫·卡斯帕：學界的騙子綜合症《愛思想》2013-04-13（點選文末“閱讀原文”即可閱讀）

原標題：《圈外人——學界的騙子綜合症有多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