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作為封建社會的最高統治者，擁有絕對權威，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享受尊榮與富貴，但同時也會採取一系列措施來延續這份尊貴，手段之一便是賞賜。
作為政治上的領袖，西漢皇帝對臣民賞賜豐厚耗資巨大的背後必定隱含著政治目的，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獎勵臣民效忠，不僅對劉氏政權效忠，更要對皇帝效忠；第二，促進和平與穩定，既要漢朝內部的穩定，又要與周邊民族保持穩定的局面，以形成“
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
”的局面。
神化君權統治
祭祀不僅是祭奠祖先及神靈的一種方式，更是在傳達人們對神靈及先祖的敬畏及感激之情，在生存方面，祖先和天地一樣功勞甚大，所以西漢時祭祀祖先和四方之神是最重要的祭祀形式。
另外，祭祀不僅是宗教活動，更是政治活動的重要組成要素，兩漢祭祀最為重要的功能，是使祭祀直接為其功利性政治目的服務，最重要的體現便是加強君主權威，神化統治。
宗廟祭祀是袓先崇拜的一種反應，《漢書五行志》言：“
聖人為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
”祭祀活動中包含諸多繁瑣禮節，尤以賞賜最為重要。
葛兆光指出，古代中國的皇權十分複雜，它是一種複合式的皇權，正是因為如此，要想取得權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其過程也相當複雜，歷代皇帝為宣揚其統治的合理性都會祭祀四方之神，不僅供奉神靈以鮮美之物，更是對萬民進行賞賜以傳達上天對其正統地位的認可，這與中國的“天道”思想息息相關。
儀式中種種等級象徵的禮器和過程，也都在向人們意識中加固天子統治的祌聖性和合理性。”西漢初期黃老之學盛行，以竇太后為首的統治階級提倡黃老之學而抑制儒學的發展。
漢武帝掌權後，“
獨尊儒術，罷黜百家
”，重用董仲舒，“君權神授”及“天人感應”學說逐漸深入人心，漢武帝更是多次在泰山進行封禪，宣揚君主權威。
樹立典範
文化形式萬千，各有異同，而中華文化矗立於世，代代傳承，屹立不倒，根源之一便是“典範政治”，它也是中國古代政治機制中的突出現象。
所謂典範政治，就是社會首先要給它的成員樹立一個或一些模範、表率，或者榜樣，然後由其他社會成員亦趨效法這個榜樣的行為，從而使整個社會的行為協調一致。
先秦文獻中記載了諸多部落首領、君王之豐功偉績或言論品行，一則是記錄史事，二則是為鞭笞和告誡後人，以樹立典範。
西漢時期皇帝賞賜物件廣泛，宗室作為劉氏宗族成員，是最重要的賞賜物件之一，不僅次數頻繁，數額也巨大。在這豐厚賞賜的背後反映了西漢皇帝對宗親成員的重視，同時也樹立了典範。
由於特殊的社會地位，官僚階級受賞眾多，其中有功者和賢能之人作為社會的中流砥柱，自然也在受賞之列。但據史料記載，帝師也是西漢皇帝賞賜官僚的一個重要物件，究其根本，是西漢皇帝對“
尊師重傅
”傳統的延續和繼承。
西漢時期，基本歷任皇帝都會為太子選擇太傅和少傅以教其為人為君之道，太子即位後便以豐厚的賞賜來表明自己的“尊師重傅”之意，如邴吉、蕭望之、張禹、鄭寬中等人皆因帝師之由而獲得封侯或食邑。
以郊祀、宗廟祭祀及封禪為主的祭祀本是國家之重大事件，皇帝藉此機會賞賜萬民，意在向臣民宣揚今日的輝煌離不開先祖的艱苦奮鬥，同時也宣揚了劉氏政權的合法性，因而樹立典範，讓臣民尊君敬祖。
敦勵臣節
《詩經》中說：“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下百姓都是君王之臣。他們要遵循臣子的本分，不僅言語、服飾等都要符合禮法的規範，更要在思想和行為上效忠君主。
皇帝賞賜現象在西漢歷史文獻中比比皆是，歷代君主不遺餘力大肆賞賜臣民，目的之一就是敦勵臣節。西漢時，君主實施郡國並行制，高祖劉邦分封諸劉姓子弟為王，目的便是“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
皇帝作為封建社會的最高統治者，他賞賜臣民或周邊少數民族的目的不是簡單的希望得到物質的回饋，是希望受贈者透過效忠來回報，以達到政治目的。簡而言之，中國古代君臣的關係可用“施報”二字來概括總結。
早在先秦時期，各部落首領和君王均使用施惠臣民的方式來籠絡人心，眾多的恩惠與施捨，在和平期亦會以各種形式賞賜臣民，也因此會吸引更多臣民的忠誠與支援。
另外，賜爵是西漢時期的一個重要特徵，皇帝不僅對宗室、外戚及有功之臣封侯賜爵，在國家有重大喜慶之事時亦會賜民爵位。
西漢時期，眾多大臣在死後亦得到皇帝豐厚的賞賜以做喪事之用，如霍光、張禹、孔霸等人死後獲得或是棺槨或是墓地或是錢幣布帛賞賜，這些賞賜不僅是皇帝對他們身前貢獻的回禮，同時也是對在世人的一種鼓舞和鞭笞，即希望他們盡職盡忠，這就從側面起到了敦勵臣節的功能。
另外，喪葬賞賜中，帝崩是一個重要且特殊的方面，西漢時幾乎歷任皇帝都會遺詔逝後不同程度的賞賜臣民，讓她這是君王對臣民的最後一次賞賜，目的是為了繼續爭取臣民對劉姓政權和後嗣之君的擁護。
加強角色認同
西漢皇帝的賞賜活動都是建立在一定條件下的，皇帝的每一次賞賜行為都有緣由，慶典賞賜作為西漢皇帝賞賜的一個重要方面，也隱含各種的，而加強皇室成員的角色認同感尤為重要。
西漢皇帝的新帝登基及冊立太子、皇后等重大事件時均會行賞賜之事，一則是向天下人傳達這喜悅之情，二則是借賞賜之機加強諸人對皇室重要成員的認同感。
封建時期，社會較為封閉且通訊不發達，社會事件大都透過口口相傳的方式得以傳播，資訊流通較慢，而像皇帝即位、冊立太子或其行冠禮等這樣重大事情發生時，資訊流通很快，不僅中原子民會很快知曉，周邊民族也會較快得到訊息。
促進社會整合
美國人類學家閻雲翔認為“禮物的整合功能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即表現性的和工具性的。屬於前者的禮物饋贈可以展現、維持和加強現存的社會關係；屬於後者的禮物饋贈能夠改變和創造新的社會關係”。
西漢皇帝賞賜，不僅要涉及周邊民族，建立新的社會關係，維護邊境和平，更要涉及本朝臣民，維持和加強現存的社會關係，最終達到加強社會整合的功能。
朱紹侯在《漢唐封爵制度》中說，皇帝與臣民在不斷的更換，這也就需要源源不斷的新的賞賜來維繫看似穩固的社會關係。特別是當繼位之主與功臣後嗣並不存在君謝臣勞這一層關係時，更是如此。
而西漢政權與周邊民族透過贈禮來維繫和平，保持短暫的利益關係。西漢前期，國力衰弱，百廢待興，特別是高祖遭“平城之圍”後更加堅定了要透過對匈奴的賞賜來換取邊境的安寧。
皇帝與匈奴和親，並饋贈禮物的目的就是在西漢初期國力較弱的時候給予匈奴一些好處，以緩和匈奴的入侵，讓西漢王朝得以恢復和發展，而當西漢國力充沛之時便會趁機進攻匈奴。
武帝時，國力強盛，財政充沛，周邊民族多向漢王朝俯首稱臣，但不管主動權在誰，西漢皇帝都意在透過賞賜來安撫邊境各民族，企圖與其建立短期關係，宣揚大漢權威，構造新的社會關係。
綜上所述，西漢皇帝賞賜的政治功能主要以樹立典範、維護劉姓政權及加強社會整合為主，其目的不僅要維護封建皇權統治，施捨聚民，收穫忠誠，加強臣民及周邊民族對皇族成員的角色認同感。
更是利用賞賜的手段來神化君權，並創造、維持和強化各種社會關係，以此來穩定社會，鞏固統治。
振救貧困者
《漢書食貨志》解釋“
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
”即食物是人類生存的物質基礎。西漢處於中國封建社會的前期，它的政治制度與經濟政策為後世奠定了基礎，同時也繼承著先秦時期的傳統，重視農桑。
歷代統治者都十分重視農業與農民的問題，多次下“重農”之詔令。農業是封建經濟的基礎與保障，而從事農業者多為中下層百姓而非養尊處優之貴族子弟，所以皇帝對普通百姓的扶持與幫助也是對整個農業生產的重視。
西漢皇帝在國家出現蝗、洪、旱等災難時對受災群眾給予不同程度的賞賜，或開倉振民，或減免租稅，或直接給予金錢布帛。作為封建政權的最高統治者，維護社會穩定，解決社會矛盾，安定民心是他的職責與義務。
另外，自然災害降臨時，從事農業生產的眾多民眾是直接受害者，他們或是莊稼被毀，或是房屋倒塌，這己嚴重影響他們的日常生活，為了迎接來年的豐收，皇帝必須對受災群眾給予撫慰，對受傷者給予醫療幫助，這也是穩定農業生產人員的重要措施。
有利於財產再分配
西漢是封建社會的形成與鞏固期，經濟制度與政策都還處於摸索階段，此時皇帝實行田租與口賦並行的賦稅政策，百姓不僅要按收成比例繳奈米糧，更要按人口來繳納人頭稅，地方諸侯也需按時向朝廷繳納獻費。
皇帝作為封建政權的最高統治者，不僅手握政權與軍權，也掌握財權，是最大的宗主。馬大英在《漢代財政史》中指出，“
財政是掌握政權的統治階級貫徹其意志為該階級謀利的犀利工具
”它是權力的外表特徵和實質內容，也是行使權力的手段。
西漢皇帝則透過賦稅法和獻費等方式來聚集地方財富，並用這些財富來施捨臣民及周邊民族以達到維護統治的目的，設定三公九卿管理京畿及郡縣，這是政權與軍權的適當下放，是治理社會的需要。
封建時期以土地丈量個人身份及地位，因功因賢而獲得眾多土地賞賜的人晉升為地主階級，掌管一方，享受食邑帶來的賦稅和利潤，這也是皇帝對土地再次分配的方式。
皇帝對普通百姓的賞賜數量雖不能與官僚相提並論，但在災異及樣瑞等情況下，以大量米肉布帛等物恩賞之，不僅體現了統治者對民眾的施捨與救濟，同時也是將百姓所得之物再歸還的表現，是對社會財富的再次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