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月14日，星期五，上海隆冬的天氣一反常態地溫暖如春。剛過30歲生日的著名作家、詩人郁達夫，在法租界馬浪路（今馬當路）尚賢坊40號二樓一位同鄉家中，邂逅年僅20歲的杭州美女王映霞。這是一個令人目眩神迷的上午，美麗活潑的映霞穿一件顏色鮮豔的大花紋旗袍，襯托出發育豐滿的勻稱身體，像夏天晨光熹微中一朵盛開的荷花。短暫的相遇，讓顛沛流離、心身憔悴的郁達夫一見鍾情，不能自拔。

王映霞出生於杭州名門望族，去年剛從浙江省立女子師範學校畢業，有著青春洋溢的氣質，溫婉而不失端莊的談吐，既聰明伶俐又富於文化教養，見到陌生男子毫無忸怩羞澀之態。

已有家室兒女、走南闖北、見識過無數女性的郁達夫初見王映霞，便驚為天人，當時就忍不住囁嚅說：“我覺得從前在什麼地方見過王小姐，只是一時想不起來了。”其情其景，跟寶玉初見黛玉時一模一樣。

據當事人回憶，王映霞超凡脫俗之美，使她無可爭議地位居杭州四大美人之首。見過她的人都讚歎她面如銀盤，眼似秋水，豐滿窈窕，骨肉亭勻。正所謂：增一分太長，減一分太短。除此之外，她的嘴唇和面板長得與眾不同。嘴唇不是傳統美女的櫻桃小口，而是像舒淇那樣略大一些，並帶有嫵媚的曲線。面板的白，也不是通常意義上的雪白、珍珠白、梨花白，而是難得一見的“荸薺白”，即白得生動水靈、晶瑩透徹、如玉似磁，且像夏天的荸薺一樣爽心可口。

遇見這麼一位風華絕代、光彩照人的妙齡女郎，郁達夫的心徹底亂了。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見《富春江上神仙侶——郁達夫日記九種》）：“在那裡遇見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攪亂了，此事當竭力的進行，求得和她做一個永久的朋友。中午我請客，請她們痛飲了一場，我也醉了，醉了，啊啊，可愛的映霞，我在這裡想她，不知她可能也在那裡憶我？”

第二天晚上，心神不寧的郁達夫又到尚賢坊40號同鄉家中。“復得見王映霞女士，因即邀伊至天韻樓遊，人多不得暢遊，遂出至四馬路豫豐泰酒館痛飲。王女士已瞭解我的意思，席間頗殷勤，以後當每日去看她。我今晚真快樂極了，我只希望這一回的事情能夠成功。”

王映霞以前讀過郁達夫的小說《沉淪》，覺得郁達夫大約是一個閱歷豐富的多情浪子，因此第一印象不是太好。此番見到本人，留下的印象也一般：“他身材並不高大，乍看有一些瀟灑的風度。一件灰色布面的羊皮袍子，襯上了一雙白絲襪和黑直貢呢鞋子。從留得較長而略向後倒的頭髮看上去，大約總也因為過分的忙碌而好久未剪了。他前額開闊，配上一副細小的眼鏡，顴骨以下，顯得格外瘦削。”完全是一副標準的落魄書生相。郁達夫此時剛從廣州來到上海，是為整頓“創造社”出版部內部事務，因此經濟狀況和生活境遇都不是很好，加之定期要將薪水寄給遠在北京的妻兒，且郁達夫本人熱情好客，常用工資和稿費請朋友吃飯看戲，因此穿著打扮上頗有些名士派的不修邊幅和落拓不羈。

儘管王映霞把郁達夫當一般朋友看，但郁達夫不顧一切向她發起強烈的愛情攻勢。

一週以後，郁達夫聽說王映霞打算不辭而別回杭州，傷心至極，獨自一人跑到上海火車站苦苦守候。在茫茫人海中遍尋佳人芳蹤不得，又買票登上駛往杭州的列車，發瘋般在擁擠雜亂的車廂裡四處尋覓。夜已經很深了，備受愛情折磨的郁達夫絕望地站在杭州火車站清冷的月臺上，留下一行行悲傷的眼淚。他匆匆離開上海時並沒有帶多餘的衣裳，又不知王映霞在杭州的家庭住址，就這樣傻傻地站在寒風中瑟瑟發抖，任飄飄灑灑的雪花打溼衣裳，模糊雙眼。

1928年2月，被郁達夫熾熱愛情感染的王映霞，同意與郁達夫在上海結婚。

《富春江上神仙侶——郁達夫日記九種》，忠實地記錄了這對才子佳人纏綿悱惻的愛情往事。在那動盪不安的年代，郁達夫以其敏感、細膩、真實、大膽的筆觸，賦予了愛情以某種特殊的意義，使他逐漸消沉的人生突然泛起晨曦般絢爛奪目的光輝。

當我們所有人都以為有情人終成眷屬的時候，意外卻發生了。1938年夏天，已育有三子一女的這對“富春江上神仙侶“，卻因為王映霞與當時的浙江省教育廳長許紹棣鬧出緋聞，而致夫妻關係迅速惡化。關於王映霞“紅杏出牆”事，研究者有許多說法：一是認為王映霞嬌生慣養，不習慣與郁達夫之間動盪不安、時聚時散的漂泊生活；二是不能忍受郁達夫偏執、敏感、多疑的個性；三是婚後家庭生活痛苦，精神上無所寄託。總之，一對讓人豔羨的恩愛夫妻就這麼反目成仇，讓人唏噓長嘆。

1940年5月31日，郁達夫在香港《星島日報》登載與王映霞的離婚啟事：“達夫與王映霞女士已於本年三月脫離關係，嗣後王女士之生活行動完全與達夫無涉，諸親友處恕不一一函告。”但是，郁達夫畢竟是太愛王映霞了，就在他與王映霞離婚後的六月六日，還在《星洲時報》副刊發表了一首極寫夫妻之痛的七言律詩：

大堤楊柳記依依，此去離多會自稀。

秋風茂陵人獨宿，凱風棘野雉雙飛。

縱無七子齊哀社，終覺三春各戀暉。

愁聽燈前談笑語，阿孃真個幾時歸？

郁達夫與天真無邪的兒子在燈前玩笑打鬧，兒子忽然問：阿孃啥時能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