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漢大將張飛字“益德”還是“翼德”，是當下學界爭論的熱點，又因為“益”“翼”差別微小，易被忽略而成為盲點。筆者認為，張飛字“益德”也字“翼德”。

　“益德”還是“翼德”的爭論

現知最早關於張飛其字的記載出自陳壽《三國志》，據《張飛傳》《關羽傳》等所述，張飛字“益德”，裴松之注所引並同。《三國志》為權威的正史，因此張飛字“益德”一向被認為準確無誤。如明胡應麟《少室山房集》（四庫本）卷九十九《張飛字益德辯》對張飛字“益德”還是“翼德”進行了考證，認為張飛字“益德”。清王鳴盛、梁章鉅及今人余光中、流沙河、沈伯俊等均認為“益德”正確，“翼德”錯誤。不過，持此見者雖然人數眾多，但核心證據僅為《三國志》。

然而懷疑之聲也有。清代牛運震《讀史糾謬》（空山堂全集本）之《關張馬黃趙傳》言“張飛字益德或作翼德”。梁玉繩《瞥記》（清嘉慶刻清白士集本）雲：“餘案：《華陽國志》《水經注》《世說·品藻》上篇並作‘翼德’。豈近代刊本之訛歟？放翁集《涪州道中》詩自注‘郡境有張翼德祠’，亦作‘翼’。”梁氏的論述中充滿了懷疑。民國徐兆瑋《黃車掌錄》引楊秉杷《楊氏雜錄》：“《刀劍錄》載，侯所用刀稱翼德刀……然翼字與侯名合，《刀劍錄》或別有所據歟？”魯一帆《張飛字翼德考》認為張飛字“翼德”，不字“益德”。

當下學界對此問題出現一邊倒的趨勢，認為“益德”正確。但由於時間久遠、情況複雜，此問題還有待深入考察。

　“益德”之稱有待考辨

《三國志》載張飛字“益德”並非無懈可擊。首先，《三國志》本身並非完美。《四庫總目》之《三國志辨誤》提要雲：“《三國志》簡質有法，古稱‘良史’，而牴牾亦所不免。”其次，《三國志》在流傳過程中改動很大。繆鉞《〈三國志〉傳抄本的“祖本”》中說：“即便是宋刻本《三國志》，較之陳壽原稿已經有相當的差異。”最後，許多“字翼德”的說法也聲稱來自《三國志》。如仇兆鰲《杜詩詳註》（清康熙五十二年刻本與四庫本）卷十五《謁先主廟》“《蜀志》張飛字翼德”；黃叔琳撰《史通訓故補》（清乾隆十二年黃氏養素堂刻本）卷十“《蜀志》張飛字翼德”。例多不贅。如此多的“張翼德”之說都自稱引於《三國志》，表明前輩學者看到《三國志》中寫的就是“張飛字翼德”，這與我們見到的通行本《三國志》不同。我們相信哪種《三國志》呢？因此，拿《三國志》的“權威性”來維護“益德”的“正確性”時需要謹慎。

　“翼德”之稱的合理性

“翼德”在古代典籍中出現的次數高於“益德”，其最早出現的時間與《三國志》的成書年代接近。

首先，“翼德”在出現頻次上大於“益德”。在古文獻中，“張飛字翼德”的表述比“張飛字益德”要多。在《鼎秀古籍全文檢索平臺》《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四庫全書》中，輸入“張益德”，分別出現72、107、29個結果；輸入“張翼德”，分別出現163、149、25個結果。此外，檢索《愛如生中國方誌庫》和《愛如生歷代別集庫》，也有相類的結果。

其次，“翼德”出現的時間也非常早。東晉常璩《華陽國志》的不同本子就曾多次出現“翼德”。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指出《華陽國志》至少有四種本子作“翼德”。東晉去三國不遠，且常璩與陳壽相值又近，可見“翼德”絕非無據。胡應麟《少室山房集》提到劉孝標註《世說新語》引《蜀志》“張飛字翼德”。北魏晚期酈道元《水經注》有“長坂，即張翼德橫矛處也”。張飛與酈道元為河北涿州同鄉，因此酈道元所述張飛之字應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再次，大量廟碑中也有“翼德”。張金吾輯《金文最》（清光緒二十一年江蘇書局重刻本）卷三十六王庭筠撰《涿州重修漢昭烈帝廟碑》有“龐士元張翼德”，明陳懿典《陳學士先生初集》（明萬曆刻本）卷八載有《涿州重修張翼德廟碑》，明顧夢圭《疣贅錄》（清雍正七年顧懷劬刻本）卷五《漢壽亭侯廟記》：“按《漢志》，公與張翼德侍先主於搶攘百戰之時。”種種證據不一而足。

最後，許多學者與歷史學家也都採用了“翼德”。宋張預《十七史百將傳》（明嘉靖刻隆慶印本）出現三次“張翼德”；南宋陳普《石堂先生遺集》（明萬曆三年薛孔洵刻本）四次提及張飛字“翼德”。明廖道南《楚紀》（明嘉靖二十五年何城李桂刻本）、明焦竑《國朝獻徵錄》（明萬曆四十四年徐象枟曼山館刻本）、明王世貞《弇州四部稿》（明萬曆五年王氏世經堂刻本）、明王圻《續文獻通考》（明萬曆三十年松江府刻本）、明孫奇逢《孫徵君日譜錄存》（清光緒十一年刻本）、明黃道周《廣名將傳》（清海山仙館叢書本）都作“翼德”。

此外，清正誼堂全書本《諸葛武侯文集》卷一《答關雲長書》有“當與翼德並驅爭先”，四庫本《諸葛忠武書》相同。其他引用《答關雲長書》作“翼德”者亦不在少數。清同治《九江府志》卷五十記載石鐘山刻石，其中“下鍾刻石”一條中記有“燕人張翼德”，注“字畫遒勁”。清光緒《石鐘山志》卷四《金石》有“燕人張翼德。字畫遒勁，桓侯遊山題名”句。兩者說的是同一件事，張飛遊山時題自己的名字，自然不會有誤。

　　兩者可以並存

“翼德”出現數量之多、時間之早、來源之權威，比“益德”有過之而無不及。要說千百年來無數寫作“翼德”的學者及典籍都是錯誤的，讓人難以相信。我們知道，《三國志》中關羽、劉封、諸葛喬均有兩個字，張飛或許也有兩個字。清孫志祖《讀書脞錄》（清嘉慶刻本）卷五《周將軍》：“《水經注》雲當陽縣城在綠水長坂南，‘即張翼德橫矛處也’，亦作翼德，或桓侯本有二字，小說非盡無稽也。”

如何處理這種情況呢？筆者認為兩者並存即可，不必強求統一，並存兩美，苛求兩傷。比如沈伯俊校注《三國演義》時就把所有的“翼德”改為“益德”，竊以為這一做法不妥。據周文業《“翼德”還是“益德”》研究，張飛的字在不同版本的《三國演義》中有不同表述。有的全是“益德”，有的全是“翼德”，有的開始是“翼德”，後改為“益德”，還有的開始是“益德”，後改為“翼德”，情況異常複雜。

郭沫若在《十批判書》中說：“材料不夠固然大成問題，而材料的真偽或時代性如未規定清楚，那比材料缺乏還要更加危險。因為材料缺乏，頂多得不出結論而已，而材料不正確便會得出錯誤的結論，這樣的結論比沒有更要有害。”因此，當下“益德”“翼德”並存即可。

　　（作者單位：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