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人生的變幻，我們常感嘆“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對一個國家而言，也可以描繪為“三百年河東、三百年河西”。過去的歷史上，還沒有能夠永遠強盛的政權；如今某些看似不可一世的國家，放在人類歷史上來看，也許只是一個片段。
因此，面對風雲變幻、難以預測的世界，我們更應當從歷史中汲取經驗教訓。如同中國曆代史家孜孜以求的目標：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從古到今，人類社會雖然不斷文明化，但實質上仍被叢林法則所左右；任何一個王朝的覆滅，時常源於自身的衰弱。但我國曆史上有一個另類：漢朝。
所謂“強漢盛唐”，漢朝是我國曆史上第一個成功的大一統封建政權，曾經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強大的多民族國家。即使在它覆滅時，仍舊具備讓周邊政權不敢覬覦的強大實力。“國恆以弱滅、而漢獨以強亡”，成了古代史的一個傳奇。
那麼，兩漢既然持續強盛，為何卻分崩離析、步入了影響深遠的三國狀態呢？
有人認為，劉焉是東漢分裂為三國的罪魁禍首，個人認為這一說法言過其實。劉焉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加速的作用。
東漢中後段在西北地區戰事頻繁，到了漢靈帝后期更是多災多難。公元184年，張角透過“太平道”、以宗教迷信的方式，在八州、二十八郡掀起了聲勢浩大的黃巾起義；西北的涼州，也再度爆發了西羌反叛，那時的漢廷可謂內外交困。
到了公元185年，盧植、朱儁、皇甫嵩一度成功剿滅義軍，但西北方向卻愈演愈烈，公元187年，韓遂擁兵十多萬，席捲涼州、進圍隴西。下一年，黃巾軍餘部也在河北地區捲土重來，匈奴屠各部也在幷州起事、刺史張懿戰死。
危機重重之下，時任太常（九卿之一，掌宗廟禮儀）的宗室劉焉向漢靈帝提出了這麼個主意：“刺史權小威輕，應該提高權柄、讓德高望重的重臣前去擔任”。
朝廷沒有其他選項，故而接受了這一提議，劉焉任益州牧，另外兩位宗室劉虞為幽州牧、劉表為荊州牧。《資治通鑑》稱：“州任之重，自此而始”。由於益州、荊州後來都成為一方諸侯，所以有些朋友把這一事件視作東漢分裂的開端。
但問題來了。
其一，在歷史上，分權並不意味著分裂。以地方拱衛中央，是許多王朝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人們稱讚周王朝“粲焉可 觀，封建親賢，併為列國……故得卜世之祚克昌，卜年之基惟永”；指責秦朝“枝葉微弱，宗祏孤危，內無社稷之臣，外闕藩維之助。事不師古，二世而 滅。”西漢初期，中央朝廷依託七個同宗諸侯國，有效避免了重蹈秦朝的覆轍。為啥偏偏東漢提高地方官的權力就會導致分裂？
其二，現實中，那些最初的分裂力量並非外派的朝廷重臣。公元190年春，袁紹就帶著各路諸侯，河內太守王匡、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廣陵太守張超、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他們名為討董、實為養寇自重。又兩年後，董卓死，涼州軍事力量潰散，黃巾起義也早已被撲滅，各路人馬非但沒有同心協力支援皇室，反而或明或暗自立門戶，正式拉開了東漢分崩離析的大幕。
根據上述時間線，如果說劉焉的提議是罪魁禍首，就意味著不到兩年的時間，這些人就紛紛離心離德。這很不合理，情緒變化、形成戰略、付諸行動，按理說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為何如此迅捷？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真正的問題出在平時——東漢朝廷的精神層面出現了大問題。
西漢初期，朝廷由三股力量組成：宗室、功臣與外戚，宗室即擁有封地的藩王，功臣如周勃、陳平，外戚最典型的莫過於呂氏，三者互相制衡。
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推行大創改，權力中樞分為中朝、外朝。前者即皇室，代表是大司馬大將軍；後者即官僚群體，領袖是宰相。後來，這一體系演化成了外戚與士大夫兩大集團，最終出身外戚的王莽在儒生的支援下篡奪了權力。
而相較於西漢，東漢的皇室極為“孱弱”，因此產生了一種奇特的政治生態：外戚、宦官長期佔據政治舞臺中央。
如下表所示，東漢皇帝大多年幼，且壽命較短，必然導致皇權闇弱不堪。為了維持統治，通常採用“太/皇后臨朝”的模式，如漢和帝與竇太后、漢殤帝與鄧太后、漢順帝與梁皇后、漢桓帝與竇皇后……。
太/皇后大多缺乏治國才能，首先考慮向自己孃家尋找幫手，由此湧現了眾多大圈在握的外戚，如“燕然勒功”的竇憲、“跋扈將軍”梁冀。他們權勢之囂張，甚至敢毒殺皇帝。
而隨著皇帝逐漸成年，不滿權柄落於舅家之手，但鑑於和文官集團距離較遠，他們眼中最可靠的力量自然是身邊的宦官。漢和帝聯合鄭眾廢除竇憲，漢桓帝依靠五名宦官剷除梁冀，由此拉開了宦官勢力專權跋扈的序幕。“五侯”、“十常侍”，這樣的稱呼，充分體現了東漢宦官參政現象之嚴重。
在另一方面，由於兩漢高度推崇經學，民間士族代代研究儒學，由此形成了眾多經學世家，他們也被稱為“名士”。透過東漢的地方察舉、公府徵辟兩大制度，士人們得以進入政權體系，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
但是，他們卻成了的外戚、宦官混戰的直接受害者。起先，文官群體參與政治，必然要與外戚集團合作；但隨著原外戚力量被清除，他們隨之成了宦官勢力的打擊物件。而身為最高統治者的皇帝，基本考慮支援身邊的“親信”宦官，於是便形成了一個“反動”的事物：黨錮。
公元166年，河南尹李膺處死違法的張成之子；而張成為宦官黨羽，於是宦官集團誣告李膺等士大夫、太學生、地方儒生“共為部黨，誹訕朝廷”， 桓帝下令逮捕了二百餘名士大夫，最終下令將他們“禁錮終身”，這就是第一次黨錮之禍。
而後來漢靈帝期間，又爆發了第二次黨錮之禍，牽涉人員六七百名。在腐朽朝政的打壓下，士大夫集團的政治理想無法透過現有朝廷付諸實踐，離心力逐漸形成。而當時的地方官僚體系，給這種離心力提供了現成的出口。
東漢地方行政長官權力的擴大，其實源於漢光武帝時期。
兩漢州有州牧（刺史）、郡有太守。西漢末期，州長官“刺史”被改為州牧，俸祿為二千石，跟朝廷裡的公卿差不多的，按其權力極為有限：他們沒有固定辦公地點，每年巡查管轄區域，年底入朝向提交報告；但這份報告會先行由三公審閱、核查，其後才按章獎懲。
東漢建立後，也許是吸取公卿權力過大影響政權安定的教訓，他改州牧為刺史，讓他們固定地點辦公，年底也不需要入朝彙報，更不需經過三公、而是直達皇帝本人。由此一來，刺史的實際權力大為提高。
刺史監督的物件是郡守，這些人主持一郡的人事、財政乃至軍事，而且還可以長期擔任。久而久之，他們彷彿先秦時期的諸侯一般，形成了自己穩固的權力體系。郡守與郡裡官員之間的關係，已經漸如君臣；除非被上調到中央，許多官員終生在一個郡服務，他們心目中只有地 方、沒有朝廷，有的官員稱太守為“府君”、當地為“本朝”，甚至願意為之付出性命。（一個地方官員的墓碑上就寫著“本朝察孝，貢器帝廷”的墓誌銘）。
東漢後期，這種兩重君主的觀念逐漸愈演愈烈。比如年輕時的公孫瓚，曾在太守劉君手下當郡吏；劉君犯事被貶日南，公孫瓚不離不棄陪同前往，臨行前在父親墓前辭別：“昔為人子，今為人臣，送守日南，恐不得歸，便當長辭。”
當這種風氣已經成型，大勢自然不可挽回。董卓死後，以前禍害東漢朝廷的一切因素看似都被消除——西北邊患已成過去，農民起被鎮壓，外戚、宦官早被殺光，權臣也已消除，皇帝本人也非昏君，大漢理應再次迎來中興。然而，作為政權骨幹力量計程車大夫群體已經對此時的大一統政權失去了耐心與忠誠，他們幾乎悉數選擇支援那些大大小小地方政權，軍閥割據由此成型，三國亂世到來。
國恆以弱滅、而漢獨以強亡，大廈的傾覆往往源自根基不穩，帝國的覆滅時常源於人心渙散。由此可見，相對於“硬指標”的國家實力，人心這一“軟指標”同樣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