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曾發生過很多次變法（改革），有成功的，但更多的是失敗。

像先秦有魏國李悝變法、吳起變法、秦國商鞅變法，後世則有漢代王莽改制、唐代王叔文“永貞革新”、宋代王安石變法以及明代張居正變法。

以上變法目的一致（不外乎富國強兵），結局卻異：王莽、王叔文完敗；王安石虎頭蛇尾；李悝、吳起、張居正雖獲一時之成功，卻都人亡政息；只有商鞅，透過變法不僅真正實現富國強兵，更經六世延續和接力，最終由贏政藉先祖之“餘烈”完成天下一統。

從過程來看，商鞅的絕對成功是諸多因素促成的，如君王的支援、政策的得當、基層的擁護等等，而其他失敗者卻只有一個原因——來自官僚士大夫的阻撓和反對——商鞅雖然也遇到了同樣的困難，但秦孝公無條件、不遺餘力地支援和無數頭顱卻支撐和延續了變法：皇叔嬴虔臉上刺字、太子老師鼻子被割，其他反對變法的更是曾“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人，渭水盡赤”。

看上去有點不好理解，因為按照傳統的說法，皇帝是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也就是雙方應該有先天的共同利益訴求。既然透過變法就可以實現富國強兵，那它就應該是一件符合兩者共同利益、何樂而不為的事情才對，但為什麼皇帝想辦、而士大夫們不願意呢？

這是因為，傳統意義上的所謂“家、國、天下”，對於皇帝和士大夫而言，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範疇和概念。

01

皇帝和士大夫心目中的家、國、天下

古之慾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禮記·大學第四十二》）

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濱，莫非王土。作為皇帝來說，國就是家，家就是國，所有人都是他的子民，所有土地、財物都是他的私產。因此，不管何時何地何種狀況，他都有責任和義務來保護他的私有財產神聖不受侵犯。

士大夫們卻不同。

本來，“修齊治平”說的是讀書人和士大夫的政治理想，但經過時代演變和儒家思想的“進化”後，在實際操作中，這四個字已經變成了服務物件的先後順序——首先要小日子過舒服了，有餘力的話才有可能考慮一下“國”和“天下”，甚至對絕大多數時候和絕大多數士大夫而言，要不要幫襯著帝王治國、平天下，還得看他們的心情。

因為，家是自己的，國卻不是——是皇帝的——所以，對他們而言，一生只需要千方百計甚至不擇手段維護好自家的利益就行了，管他天塌地陷、管他異族入侵、管他別國征伐、管他農民起義，大不了換個主子伺候就完了。

所以，所謂“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本身就是一句空話，是士大夫們用來糊弄皇帝、騙取富貴的。於是便造成了這麼一種現象：皇帝的理想很豐滿，就是自己出錢找一幫為自家打工的苦力；而士大夫卻不這麼認為，無論是作為元從跟隨打拼天下，還是透過科舉出人頭地，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博取高位並贏得榮華富貴。因此，兩者與其說是從屬關係，還不如說根本就是一種各取所需的合作共贏甚至互相利用關係。

尤其是從趙宋“重文抑武”的基本國策一出，讀書人實現了一步登天，不僅不把武人們放在眼裡，後來居然想連皇帝都一步步架空。於是我們看到，在宋明兩朝，所謂的“共治天下”最終結果都完全超出了皇帝的預想和控制範圍：皇帝以為自己是老虎，後面的這幫狐狸只是一群打手或者跟班，卻沒成想，這幫狐狸不僅借了老虎的威風貪贓枉法、結黨營私、謀取私利，而且在自己得利的同時，還把壞名聲套在了皇帝的頭上。

王安石變法的全過程最能印證這一點。

從所有人支援到絕大多數人反對的王安石變法

公元1063年，宋仁宗趙禎駕崩，趙曙即位，是為英宗。但僅僅四年之後也就是公元1067年，英宗趙曙居然也崩了。

朝堂上下都慌了，不只是因為三年內死了兩任皇帝，更是因為國庫沒錢，埋不起了。

這有點難以置信：中國歷史上最富有的王朝居然說沒錢，糊弄誰呢？

別不信，當北宋的權力棒傳到仁宗朝的時候，還就真得沒錢了。

為什麼？

支出太大了，簡言之就是“冗官、冗兵、冗費”。

北宋確實有錢，有資料說佔了當時全世界財富的70？但是再能掙，也抗不過能花啊。

仁宗朝的一個數字最能說明問題。

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北宋年總收入116138400兩——無論與前代還是後代相比，這都是一個天文數字，像被朱元璋搞成小農經濟的大明朝，一年的總收入不過數百萬兩而已——不過先別驚訝或者高興，當年的正常支出和零星支出（非常出）加起來卻是238064300兩。

也就是說，治平二年的支出是當年收入的兩倍！

這可是真正意義上的“賺一個花倆”，任誰能撐得住？

所以，經過這種赤字累加的惡性迴圈，到宋仁宗執政末期的時候，北宋的財政實際已經到了破產的邊緣。

而且，宋初就開始的土地兼併、為緩解赤字進行的各種橫徵暴斂導致的沸騰民怨，再加上北方大遼、西北西夏的軍事摩擦，大宋王朝可謂內憂外患。一不小心，就可能萬劫不復。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對於這個道理，北宋的那幫大佬們還是非常明白的，所以，在神宗皇帝安排王安石進行的變法的時候，以司馬光、文彥博為首計程車大夫們其實並沒有像後來那樣反對，因為他們也感覺如果再不想法子賺點錢，別說繼續享受榮華富貴，就連基本生存都成問題。

尤其是，他們對王安石所提的“民不加賦而國用饒”非常疑惑也非常感興趣，想看看這位“執拗公”如何像變戲法一樣多變出錢來。

宋神宗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變法進入實質性操作階段。七月，頒均輸法；九月，頒青苗法；十一月，頒農田水利條約。熙寧三年（1070年），頒佈募役法、保甲法，熙寧四年（1071年），頒佈方田均稅法……一切看上去都很順利。

但是，也就到此為止了，雖然後來又有市易法和免行法陸續出臺，但王安石的好日子已經就此打住。

朝野上下，除了一部分投機分子（以呂惠卿為代表）和年輕人（以章惇為代表）之外，全部一片反對之聲。

因為，王安石的“戲法”不僅一點也不神秘，而且還玩到了所有士大夫的頭上。

在所有的變法專案中，除了個農田水利法外，王安石都充分考慮了皇帝的百姓的利益——為前者增加收入，為後者減輕負擔。唯獨對於士大夫的利益，不僅沒有考慮，還意圖進行大幅度縮減——國庫增加的和百姓截留的，全部來自於士大夫們的固有收益。

哈，明白了，原來你所謂的“民不加賦而國用饒”不是把原有的蛋糕做大，而是透過薅我們的羊毛來進行重新分配，那還搞個毛啊！

士大夫的優秀代表、從來都是文質彬彬氣定神閒的司馬光率先瘋了，在給王安石的信中，他不顧風度、呲牙咧嘴地嘶吼道，你薅我們的羊毛，比搜刮老百姓還可恨。

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

注意，這位史學大家口中的“民”絕非底層普通百姓，而是整個士大夫蛀蟲階層！

就連剛剛入仕不久，初嘗富貴卻尚未經磨難的蘇軾也跳出來大加反對。他沒有老狐狸司馬光的和狡猾和含蓄，而是直接說出了心聲：我們之所以走上仕途，就是想在為國效力之餘也享受一下生活，你這麼搞，不僅砸了我們的飯碗，也和國家的盛世景象和主流導向不符啊。

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蘇東坡全集·卷五十一》）

面對洶洶眾議，王安石一沒有秦孝公的鼎力支援（宋神宗一直搖擺不定），二沒有生殺予奪的大權（最多把反對者從京城貶到地方），可謂獨力難撐、孤掌難鳴。

上層孤家寡人，底層聲音微弱，中間層掌握絕對力量卻拒絕配合——這也暴露了中間階層的慣有思維：國家興亡，皇帝有責，唯獨與我無關。

最典型的例子是赤壁之戰前的東吳和李自成兵臨城下時的大明。

03

孫權的選擇

赤壁之戰前的孫權面臨著一個生死抉擇：是抵抗，還是投降？

沒想到的是，他還在糾結的時候，手下以“顧陸朱張”為首的江東士族已經替他拿了主意：投降。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荊州牧劉表病逝，曹操藉機南征，主政的劉表次子劉琮舉州投降。

荊州既沒，曹操俯瞰江東，下游的孫權大起唇亡齒寒之感。這時，曹操的信到了，他說他帶來了八十萬人馬（實際二十萬左右），想和孫權一塊打打獵（會獵於吳）。

整個東吳都慌了，因為這是一場看上去毫無勝算的對決。

首先，從道義上來講，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佔據了制高點；其次，從實力上來講，在戰勝袁紹一統中原後，已經佔據大半個天下的曹操，對其他諸侯呈現碾壓之勢。此次兵臨東吳，更是舉全國之力，勢在必得。所以面對大軍壓境，東吳上下一片惶恐的末日景象，朝堂之上更是一片唱衰之聲，紛紛勸孫權為江東萬千生靈計，趕緊投降，免遭塗炭。

孫權一聽大為失望和惱火，因為他知道這群江東土著動了歪心思，要拋棄他了。

這來源於江東政權的獨特架構。

與曹操重用寒門、劉備偏向士族不同，東吳政權與士家大族的關係可謂相生相剋、相愛相殺、貌合神離。

由於創始人孫堅出身低微，向來為江東士族所不齒。而孫策入吳時又是以袁術部下的名義，所以又多了一個“入侵者”的身份，這就惹來了江東的一致抵抗。

對此，小霸王也不廢話，拿刀就砍，一時間江東人頭滾滾。廬江之役最具代表性，在太守陸康的帶領下，廬江城一直堅守了兩年才告破，陸氏宗族大多戰死。此役讓孫氏徹底站到了江東士族的對立面，直到許貢三門客刺殺孫策、孫權上位後才開始有所緩和。

孫權對此也是無奈，經過兩代人的博弈，他看到要想在江東站穩腳跟，就絕對離不開江東士族的支援；而江東士族要想維持舊日的榮耀和輝煌，也必須找棵大樹以求蔭庇。所以，只有和解、合作才是保證雙方共贏的唯一途徑。

但是，也僅僅是緩和而已，滅族之仇、奪土之恨，豈能是握個手、喊幾聲口號就能解決的？所以，雙方的關係只是一種為了相互依存而達成的暫時妥協，至於隔閡，那是刻到骨子裡的，永遠不會真正消除。正如田餘慶先生所說：“建安中，孫權群吏已有不少參用江東人士……不過，江東大族真心轉向孫權，畢竟需要一個過程。一般說來，在建安中這個階段，大族名士既不拒絕出仕，又保持某種距離；孫權對他們則是即使用，又防制。”

在這種心態下，對於江東士族而言，無論是孫權還是曹操甚至劉備，有奶就是娘。如有必要，別說是換一個主子，就是換十個八個也無所謂，你只要能用你的國家機器為我遮風擋雨就行了。

所以在孫權裝模作樣徵求意見的時候，這幫人都異口同聲地勸“你就從了吧”。

會權得曹公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

只有不是江東土著的魯肅一個人沒有表態，並且在孫權上廁所的時候追出來，說誰都可以投降，唯獨你不行。因為別人降了，身份地位不會有太大變化，你若投降，別說是富貴，能不能活命都是問題。所以千萬別聽那幫人的意見。

孫權感嘆道，這些人太讓我失望了，只有你瞭解我啊。

而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對曰“向察眾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遊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莫用眾人之議也”權嘆息曰“此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我也”。

在歷史上，士族的名聲歷來不好，他們對上指手劃腳、意圖左右皇權，對下盤剝百姓、截流國家資源。更為甚者，他們對上不想盡義務，對下不想負責任，壞事做絕還想著好處佔盡。江東士族的此番表現就證明了“君臣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

士族雖然自唐宋以後就已經絕跡，但士大夫集團卻逐漸成熟，他們在政治主張和家國理念上又接過了士族的衣缽，發生在明末的“夾棍逼餉”就將江東士族的嘴臉進行了重新演繹。

04

劉宗敏的“夾棍逼餉”

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初（距離李自成進京還有大約半個月的時間），朱由檢召開例會，他只說了一句話，就讓整個朝堂變得死一般的沉寂。

他向文武百官借錢給軍隊發餉。

貴為一國之君，居然發不出軍餉，而且還要向臣子們開口借，真可堪稱千古奇聞。

但沒辦法，此時的崇禎確實已經山窮水盡、坐困愁城。自他即位以來，旱、蝗、流民、後金……以及黨爭，各種天災人禍就像約好了一樣齊齊向他壓來。早在數年前，帝國財政就早已入不敷出，但為了抵禦內憂外患，仍然不得不加徵鉅額賦稅。於是，加賦逼民為匪，剿匪又得加賦，最終不僅問題沒有解決，還陷入了一個巨大而無解的惡性迴圈。

遺憾的是，即使如此也沒人吱聲。

崇禎只好耐著性了再次低眉垂詢，這次他讓自己的老丈人周奎帶頭，任務是十萬兩。

周奎直接跳了起來，先是大喊自己沒錢，繼而又說自己砸鍋賣鐵最多隻能湊出一萬兩。

一萬就一萬吧，螞蚱腿也是肉啊。退朝之後，崇禎回到後宮大倒苦水，周皇后聽說自己父親的事情後，既惱怒又羞愧，偷偷拿出自己的五千兩私房錢給父親，讓他一併捐上。

周皇后低估了父親的無恥，這位國丈把閨女送來的五千兩貪汙起兩千，連同自己的一萬一共捐了一萬三千兩。

國丈有了態度，其他人也就不能裝傻了，於是紛紛心不甘情不願地“慷慨”解囊，其中，內閣首輔魏藻德的捐款數額是……五百兩。

而滿朝文武的捐款總額則是20萬兩。

看著這點銀子，崇禎欲哭無淚。無錢發餉，士兵自然沒有作戰的積極性，李自成兵臨城下的時候，據說守城士兵大都消極怠工，趴在城垛子後面，無論軍官如何督促都不起來作戰。

鞭一人起，一人復臥。

這群官僚們手裡真得沒錢嗎？

非也，逢王朝末年，士大夫階層經過貪贓枉法、兼併土地和魚肉百姓，早就攢下了鉅額身家。面對國家危機和崇禎的哀求，他們不是沒錢可掏，而是不願意割肉而已——因為他們想著即使換了東家也可以繼續做富家翁。

但出來混，遲早要還的。

1644年3月18日，李自成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就進入北京城。

剛開始的時候，為了收買人心，李自成還嚴肅軍紀作出一副秋毫無犯的樣子。但當他們開啟崇禎國庫的時候卻傻了眼，因為裡面居然只有區區幾十萬兩白銀。

這讓李自成大失所望，因為他的軍隊也鬧饑荒了。

這種情況發端於他的戰時經濟政策。

李自成的失敗有很多方面的因素，而其中非常重要但又為很多人忽略的是他的經濟政策：均田免糧。也就是歌謠中所唱的“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

而在拿下襄陽城並建立“大順”政權後，他更是進一步提出了“三年不徵，一民不殺”的極端口號。

這一政策讓他的隊伍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得到了迅速壯大，但也造成了大順政權的短命。因為作為流寇打游擊的時候，你可以資糧於敵、以戰養戰。而一旦穩定下來，如果老百姓不交糧不納稅，那麼軍隊的給養從何而來？政權的運轉又如何維持？

“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孫子兵法軍爭篇》）

李自成不懂這一點，或者是他雖然懂，但是多年養成的“流寇”思維佔了上風。在他的腦子裡，大概把北京想成了第二個洛陽，把崇禎想成了第二個福王，他要繼續吃大戶，繼續資糧於敵，期待打下北京後，用大明的國庫來賞軍、吃飯、運轉。

但沒想到，崇禎的國庫早就窮到見底了。

好人沒法裝了，李自成開始了飲鴆止渴的作死之路：夾棍逼餉。

他成立了一個“逼餉鎮撫司”，由大將劉宗敏和李過主持，任務是向那幫剛換了主子、妄圖繼續享受富貴計程車大夫要錢。

劉宗敏可不是崇禎，而這個“鎮撫司”更不會去和大臣們商量，他們的手段很簡單，就是用刑，用到榨乾你最後一滴血來為止。

重刑之下，任何語言都變得蒼白，這群背叛大明、拋棄崇禎的大臣開始如流水般地往外吐錢。

國丈周奎。這個跳著腳向女婿哭窮的國丈，在酷刑之下，除上交白銀53萬兩之外，尚有奇珍異寶幾十車。

內閣首輔魏藻德。可能是因為首輔只當了三年的緣故，夾斷手指也只榨出幾萬兩白銀。劉宗敏不相信，於是繼續用刑，在遭受5天5夜酷刑後，魏藻德被夾碎了腦殼，慘死獄中。

應該說，劉宗敏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數日工夫，竟然從這群在崇禎面前近乎一毛不拔的官僚身上，榨出白銀7000餘萬兩——如果崇禎有這些銀兩，李自成能進得了京？皇太極又能入得了關？至少不會這麼快這麼直接。

這就是封建士大夫們的真實嘴臉，他們用實際行動證明了“家、國、天下”在他們心中的真實次序。與自己的小家相比，朱氏江山毛都不算，充其量就是一家能給他們發餉的私人企業。在企業興旺發達的時候，他們背靠大樹升官發財；而當企業面臨困境甚至有倒閉危險的時候，他們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與企業同舟共濟、共渡難關，而是如何規避風險、最大限度地不受企業牽連。

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苦難是一塊試金石，黃沙淘盡，才知哪是真金，哪是渣滓；

仗義每從屠狗輩，負心總是讀書人。困境是一面照妖鏡，走投無路，方能分清好壞，辨得忠奸。

這個道理崇禎明白地太晚，在煤山上頸入白綾前才想起“諸臣誤我”、“文臣個個可殺”。

對此，歷代雄才偉略的帝王都心知肚明，為了搏取支援和交換利益，他們與士大夫階層鬥智鬥勇可謂費盡心思，像漢武帝利用董仲舒篡改儒學，趙宋不殺士大夫，朱元璋嚴刑峻法，等等。

當然也有人別出心裁，想透過樹立道德模範來榜樣天下。

05

海瑞：真正的模範，失敗的標杆

海瑞是一個傳奇，一個之前和之後都很難再出現或複製的傳奇。

首先，他是一個清官，清得最極致、最純粹的那種。

大明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海瑞任淳安知縣。到任後第一件事，就是讓師爺把淳安縣所有吃官飯人員的“常例錢”給列出來。

什麼是“常例錢”？

顧名思義，就是按慣例送的錢。明代葉子奇的解釋最為貼切，就是管事的向服務物件定期索要的好處費。

管事而索曰常例錢。（《草木子·雜俎》）

《水滸傳》第三十七回中，戴宗因不知道新來的配軍是宋江，大罵其不懂規矩：“新到配軍，如何不送常例錢來與我！”

海瑞看完報告後，立即下令革除所有常例。

在早已習已為常的淳安官場，此令不啻為一聲炸雷。但官大一級壓死人，各人又都知道海瑞為人，於是默不作響，卻又在等著看海瑞的笑話，看他怎樣憑五兩的月俸來養家餬口。

不久之後，這群等著看笑話的人失望甚至絕望了——失望是因為海瑞在自給自足，絕望則是因為只要海瑞在，這個“常例錢”就永遠無法恢復了。

只見海瑞在官署後院開了一片荒地，只要一有空閒，就和老僕人一起進行耕作。穿著一點也不講究，就是老粗布，官服一穿好幾年，打的補丁太多以至於看不出官服原來是什麼顏色；吃更不用說，全是粗糧，就連燒飯用的木柴都是自己上山打來的。

遷淳安知縣。布袍脫粟，令老僕藝蔬自給。

唯一一則新聞來自於海瑞買肉。

某天，海瑞的上司、浙江總督胡宗憲對下屬們說，告訴你們一件奇事，昨天海瑞給母親做壽，居然上街買了二斤豬肉。賣肉的屠戶逢人便講，說做夢也沒想到，這輩子還能做上海縣令的生意。總督胡宗憲嘗語人曰：“昨聞海令為母壽，市肉二斤矣。”

其次，他是一個好官——並非說他的能力多強，而是一個在道德意義上老百姓心目中的完美好官——真正為民作主，為此不懼強權、不怕殺頭，甚至開罪皇帝也在所不惜。

浙江總督胡宗憲是較早領教海瑞手段的人之一。

胡總督的兒子游玩路過淳安，因嫌驛站招待不周，胡公子一怒之下，把負責人倒掛了起來。海瑞聽說後，對手下人說，胡總督一向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此人如此行事，肯定是冒充的。於是將其拘捕，並把財產充公。胡宗憲聽說後唯有苦笑。

宗憲子過淳安，怒驛吏，倒懸之。瑞曰：“曩胡公按部，令所過毋供張。今其行裝盛，必非胡公子。”發橐金數千，納之庫，馳告宗憲，宗憲無以罪。

不唯胡宗憲，連修道的嘉靖也被他擺了一道。

嘉靖是一個複雜的皇帝，在位四十餘年，前半段勵精圖治，後半段怠於朝政，完全沉迷於求仙問道。有人因此諫言，卻都被問了罪，於是百官明哲保身、三緘其口。唯獨海瑞敢揭逆鱗，上了一道著名的《治安疏》，將嘉靖罵了個底掉。

嘉靖讀完大怒，命令左右趕緊去抓，免得讓他跑了。左右卻說，此人早有心理準備，上疏的時候就備好了棺材，所以不會跑的。

嘉靖一聽，沉默良久，又撿起上疏讀了幾遍，怒火漸漸轉為嘆息，說這個人和比干有得一拼，但我卻不是紂王。

時世宗享國日久，不視朝，深居西苑，專意齋醮。廷臣自楊最、楊爵得罪後，無敢言時政者。四十五年二月，瑞獨上疏。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顧左右曰：“趣執之，無使得遁！”宦官黃錦在側曰：“此人素有痴名。聞其上疏時，自知觸忤當死，市一棺，訣妻子，待罪於朝。僮僕亦奔散無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頃復取讀之，日再三，為感動太息。嘗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

隆慶即位後，對於海瑞這麼一個砸不扁、煮不爛的銅豌豆也沒有辦法，讓他到南京擔任右僉都御史——如此一來，既顯示重用，又眼不見心不煩。但這麼一來，可苦了南京的各級官員，手底下不乾淨的直接辭職，大戶人家把紅色大門塗成黑色。海瑞到任後也毫不含糊，打富濟貧，將被富人兼併的土地重新還給窮人。帝崩，穆宗立，歷兩京左右通政。三年夏，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十府。屬吏憚其威，墨者多自免去。有勢家朱丹其門，聞瑞至，黝之。素疾大戶兼併，力摧豪強，貧民田入於富室者，率奪還之。

之所以說他極致、純粹，是因為歷史上雖然出現過很多好官，但像他這樣一窮二白、不置產業、不媚上、不結黨、不營私、拒絕甚至破壞官場潛規則的，卻是完完全全的獨一份！

但也因為此，海瑞這個典型又無法學習和不可複製，所以，以道德的名義樹立模範和榜樣的嘗試也失敗了。

沒辦法，帝王們只好親自上陣了。

帝王的節儉

不當家不知柴米貴。

官X代或者富X代們不知創業艱難，不懂稼穡之苦，所以往往會崽花爺錢不心疼。

同樣，作為企業員工，平時也只關心薪水的高低和福利的好壞，至於企業經營如何、前景如何，那是老闆一個人的事情，大抵與他們無關。

位極九五的皇帝和官僚士大夫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前者想讓後者最大限度地替國分憂，即所謂忠君愛國；後者卻千方百計地只想獲取利益而規避風險和責任。

兩者的博弈持續了數千年，結果表明，無論是文的、武的、軟的、硬的，面對雞賊而且抱團計程車大夫最終都會失去作用。

沒辦法，帝王們只好自己上了——我勤儉節約、艱苦奮鬥，你們也跟著學行嗎？

隋文帝楊堅。

楊堅的皇位和天下來得很陰暗很無恥，但並沒有妨礙他成為一位好皇帝。

四百年的戰亂和分裂在他的手裡結束，科舉、三省六部在他手裡開創，破敗的經濟在他手裡恢復——他攢下的糧食甚至到李世民的時候還沒有吃完——他的時代被稱為“開皇之治”。

即便創下了這麼一份輝煌家業，楊堅卻終其一生一直過著平淡甚至清苦的日子。

為了節省開支，他的衣服全部用最普通的布織成，破了縫補再穿。整個皇宮大內的一切用具全部鐵製或銅製，完全見不到金銀玉器，而且實行嚴格的數量和規格供應，不逾矩不超量。飲食更是每餐只吃一小盆肉。

開皇、仁壽之間，丈夫不衣綾綺，而無金玉之飾，常服率多布帛，裝帶不過以銅鐵骨角而已。

楊堅不僅自己堅持艱苦樸素的作風，他還要求各級官僚也要如此。某次，相州刺史豆盧通進獻了一批上好綢綾，被楊堅下令當殿焚燬，以此阻絕官員效仿。

帝令行禁止，上下化之。

楊堅不僅勤儉立國，他還能真正關心民間疾苦。關中大飢，當賑災官員向他展示百姓所吃的豆屑雜糠時，他涕淚俱下，遍示群臣，一番自我檢討後，以一個月不近酒肉作為對自己的懲罰。

嘗遇關中飢，遣左右視百姓所食。有得豆屑雜糠而奏之者，上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責，為之撤膳，不御酒肉者殆將一期。

他還把節儉當作家風來影響和警示太子楊勇，告誡其捨棄奢華方得長久。

我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興，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得長久者。

但皇二代楊勇終究沒能理解父親的苦心，並因此被廢，讓故作節儉以迎合父親的楊廣撿了桃子。

宋仁宗趙禎。

毫不誇張地說，趙禎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真正擔得起“仁”字的好皇帝。

1063年2月，趙禎病倒。在宰執們的帶領下，一眾大臣來到皇帝的寢室，還沒看病人，卻都被裡面的裝飾給驚呆了。

因為這位執政42多年的皇帝寢室，居然寒酸地連點綾羅綢緞都沒有（帷帟衾裯，多用繒絁）！

所有人都知道趙禎凡事節儉，但都沒想到竟然節儉到如此地步。

一次宮廷宴會，趙禎面前上了一道蒸螃蟹。一數，二十八隻。

可能因為很少吃這種東西，趙禎就好奇地問這螃蟹多少錢。

一旁的侍從回答說，一千錢一隻。

趙禎一聽大怒，我一直倡導要厲行節約，結果這一道菜就要兩萬八千錢，這得相當於多少人的口糧呀。

直到宴會結束，趙禎一筷子都沒有動。

但是，他不動不代表別人不動。

北宋自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定下重文抑武和不殺士大夫的基調後，從立國之初就不抑制土地兼併，對貪腐行為也是大多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此，各級大員無論清正與否全部累至鉅富，並以豪奢為榮。

就以在正史中的名臣和演義中的清官寇準為例。

在演義中，寇準窮得連茶都喝不起，但實際上，他成名後的生活卻是極端豪奢，天天大宴賓客不說，闔家上下連廚房裡都整夜點著蠟燭——要知道，在那時蠟燭可是不易得的奢侈品。

準少年富貴，性豪侈，喜劇飲，每宴賓客，多闔扉脫驂。家未嘗爇油燈，雖庖匽所在，必然炬燭。

歐陽修對此表示了確認。

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歸田錄》）

道光帝愛新覺羅·旻寧。

道光很苦命，他繼位的時候，所謂的“康乾盛世”早已連尾巴都看不到了，王朝已是滿目瘡痍、日薄西山。

面對此般光景，道光思來想去，決定從反對腐化厲行節約入手，改變乾隆以來的奢靡腐化作風。他的做法是躬行節儉，榜樣天下。

他下了一道《御製聲色貨利諭》，號召全天下都要行動起來，厲行節約反對浪費。並重點詔諭停止進貢，減輕百姓負擔，還叫停了紫禁城擴建專案。

在飲食上，要求每天只能做4樣菜，有時候甚至就是一碗豆腐燒豬肝，麵食則是太監到宮外買的大餅。

在穿著上，他規定凡六品以下官員只能穿布料做的衣服。對此他更以身作則，常年穿一條舊褲子，破了就打上補丁後繼續再穿，一時成為風尚。

遺憾的是，他的努力也沒有起到一點效果，像穿破衣服就不僅沒省錢，還成了笑話，因為這不僅沒有實現節儉，還給了投機者鑽營的機會。

大學士曹振鏞率先看到了商機，他故意在衣服上打補丁並讓皇帝看到。彙報完正事後，道光因大起知己之感而把曹振鏞單獨留下，聊了一會後，他問：你的褲子打掌花了多少錢？

曹振鏞傻了，他哪裡真正穿過打掌的衣服，情急之下說了句“三兩銀子”。道光聽後大為感慨，說我的花了五兩呢，還是外面便宜啊。

這位不出宮門、在家自我算計的皇帝不知道，五兩銀子別說是打掌，做新褲子的話都不知道要做多少條呢。

看來，榜樣不行，以身作則也不行，那就只能來硬的了。

雷霆之怒

建章立制，無人遵守；樹立榜樣，無人效仿；躬行節儉，無人跟從。

面對專制體制下的這一陋習和痼疾，大多數最初還想有所作為的皇帝在種種嘗試之後基本上都放棄了，打算與士大夫們實現妥協甚至同流合汙。

但是，有一個人對此說不。

他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既然率土之濱莫非王土，那麼，我們老朱家的東西憑什麼要讓你們分一杯羹甚至是你們說了算？

我的地盤我作主。

洪武二年，朱元璋不顧帝國初建百廢待興，就急怱怱地下詔肅貪。詔書中，他語重心長地說：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終不可得。

朱元璋打出了一整套組合拳：建立監察制度，出臺律法（《大明律》）及案例分析（《御製大誥》）——像最著名的貪贓六十貫論絞即在其中。

與以往不同的是，朱元璋對反腐絕對零容忍：你可以貪，但拿頭來換！

從洪武四年開始，監獄裡的犯人陸續多了起來——注意，裡面幾乎沒有真正的民間犯罪，而大多是七品以上的在編官員。到洪武九年的時候，這一數字進一步擴大，落馬官員突破萬人——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數字，要知道，當時整個大明朝除京官以外，所有官、吏也不過四萬餘人。

按：每縣設知縣、縣丞、主簿、典史各一人……計天下縣凡一千一百七十有一（《明史卷七五》）。

這其中，洪武四年的甄別、洪武八年的空印案貢獻了很大力量。

洪武十八年，官、商勾結的郭桓案爆發，僅江南地區就有三萬人頭落地。

洪武十八年到二十八年，朱元璋的反腐進入白熱化，號稱無日不殺人。很多省份像兩浙、江西、兩廣和福建的行政官吏，居然沒有一個能做完任期，輕則貶黜、流放，重則殺頭。因殺人過多，無人辦案，很多地方甚至出現了“戴死罪、徒流辦事”和“戴斬、絞、徒、流刑在職”的奇怪現象：由犯罪但尚未正式服刑的官吏，帶著鐐銬坐堂辦公。

如此雷霆手段，問題解決了嗎？

沒有。

不僅沒有，整個事態甚至還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到仁、宣時期已經不可控制。

對此，其實晚年的朱元璋就早有預見，他曾感慨地說，我本想殺盡天下貪官，卻怎奈早上剛殺完，晚上又有人貪汙。

我欲殺盡天下贓官，但是奈何朝殺而暮犯。

此時的朱元璋好像是認命了，因為他的嚴刑峻法因為體制缺陷而終究沒能戰勝得了人性。

太祖都如此無奈，繼任者就更不行了，大明國運在帝王與士大夫們的博弈中愈走愈窄，到崇禎的時候，士大夫終究還是拋棄了他們因經營不善而瀕死的母公司，另謀高就了。

體制之殤

效忠來自於體制，背叛同樣來自於體制。

專制體制下的君臣關係，嚴格意義上來說其實就是一種僱傭關係，你（帝王）花錢買服務，我出力掙工資，兩不相欠。而所謂忠君愛國思想的灌輸實際上是帝王方面一廂情願的條件附加——對這一條款，士大夫們當面表示接受，但骨子裡卻是絕不認同的。因為在他們看來，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只是提供服務而已，而絕非是簽了賣身契——於是，在面對困境的時候，他們認為無論自己做出何種選擇都是無可厚非的。

所以，無論是秦皇漢武還是唐宗宋祖，他們的是想法和做法都沒有什麼大問題，只是敗給了人性，更敗給了體制。

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