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權一定要把首都放在荊州伏擊的武昌，捨棄原先的根據地建業，主要是因為當時的東吳地理格局與自身政權的屬性造成的。去武昌看似危險，實際上對孫權本人是最為有利的。

孫權在正式稱帝之前，家族已經在江東地區經營了1-2代人的時間。雖然如此，但他的政權屬性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外來戶。家族本來自於荊楚以南的長沙，獲得政治威望是在中原的洛陽。主要的部隊早期是長沙附近的，後來則是孫策追隨袁術時期在江北-淮南地區招募的。

孫策正是依靠江北人為主的部隊，拿下了江東地區，主要是吳郡一帶。所以，孫權繼承的也是一個江北人出兵-江南人出錢的二元混合政權。江東大族們是被征服者，但也默認了江北部隊保護自己安全的事實。孫權則是江北集團的代表人物，必須首先考慮麾下軍功集團的利益，還要兼顧江東大族們的事情。如果平衡不好，那麼就會失去根基。從赤壁前的搖擺就能看出，江東大族不配合，他的軍事集團就沒有抵抗下去的希望。這樣的情況在後來的永嘉之亂和衣冠南渡時期，又上演過一回。

另一個因素就是長江流域本身的格局問題。不要看歷史上有很多立足東南的政權，實際上他們都是完全依賴農業產出的非海洋性國家。恰巧南方主要產糧區就分佈在長江沿岸的有限平原上，所以沿江防禦的重要性遠超利用山巒地勢的層層阻擊。加上隋唐前的南方，開發力度非常有限，大量非編戶齊民人口還以原先的部族結構生活在山區。這就讓孫權的東吳格外需要計較長江南岸的每一寸土地。

也由於這一的格局設定，長江水戰中控制上游的一方有巨大優勢。在有限的江面作戰，順流而下是巨大的氣候加成。歷史上的很多北方朝代南下，其實都是用這辦法來抵消南方人的水戰優勢。孫權即便是沒有能力攻入巴蜀，也需要在自己的主要經濟生產區之外，設立一個緩衝防禦支點。荊州的意義就是如此。可以說當地對東吳的利害關係，遠超蜀漢和曹魏。

結合以上兩點來看，就不難理解孫權的用意。他首先需要在荊州設立強大的軍事防禦力量，保護自己的江東領地。為此不惜將自己的總部也搬到前線位置，以便更好的做出決策。否則弱對手發展出成規模的水軍，階段長江東西流向的通訊，那麼下游的政權將非常吃虧。原先的總部設在建業而不是更繁華的江東核心蘇州，就是這樣用意。

另外，由於自己和強制遷徙的豪族附庸一起到了新的地方，就削弱了江東大族們對自己的節制能力。像魯肅、張昭這樣的江東本地名人，在建業還可以和地方上遙相呼應。到了西邊的武昌，就身份轉變為君主帶來的職業官吏，沒有以前的地方號召力。這對於想要加強個人控制力的孫權來說，也是非常有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