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脈書院4

“五嶺北來峰在地，九州南盡水浮天。”嶺南大地倚山臨海，地勢開陽。自古以來，嶺南人採中原之精粹，納四海之新風，融匯昇華，自成宗系，形成別具一格的嶺南文化。且務實、開放、相容、創新之風至今賡續不斷。而其文脈之傳承，實有賴於歷代學者開館授徒，薪火相傳。尤其是書院產生之後，學派紛呈，名人輩出，在中華文化之林中獨樹一幟。

系列策劃：陳偉勝 周嫻

本版撰文：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卜松竹

嶺南文化經緯度

清代嶺南書院數量

領先全國

從東漢三國時期嶺南之地開興辦書院之風，到唐宋時期書院的成熟，再經過元明的發展，來到清代，廣州地區的書院進入了一個鼎盛時期。

黃泳添、楊麗君在《廣州越秀古書院概觀》中統計，從康熙元年（1662年）至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廣東創辦的書院達255所，盛極一時。而其中名聲較著者達十數所之多。

據曾燕聞研究：明代書院：長江流域51%，珠江流域30%，黃河流域19%，到清代，珠江流域的書院比例上升到38%，長江流域佔44%，但是在清代新建書院中，珠江流域所擁有的書院數已超過45%，而長江流域只佔35%左右，黃河流域則約佔18%。

可知清代嶺南地區書院數量已經領先全國。更重要的是，廣東地區的書院型別多樣，名家輩出，更隨著歷史大背景的變化，不僅經史理文之綜合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格致之學以及與西學有著密切關係的“雜學”也成為教學中不可忽視的部分，為國人開眼看世界提供了一定的知識和觀念儲備。

廣州書院“城市化”

清代出現明顯傾向

中國早期書院追求幽勝之山野，一方面是出於修身養性、遠避喧囂的考慮，也意在表達學術追求。而清代廣州書院出現了明顯的城市化傾向，除了表明書院的執行模式發生著變化，也說明了城市的聚集效應對於文化事業的影響。

學者蒂萊曼·格里姆在《廣東的書院與城市體系》中提出，至少到16世紀時，中國的書院發展就出現了明顯的“城市化”傾向。廣州是中國最早通往世界的門戶、最早對外開放的城市之一，貿易發達，長期為富庶之地。在經過了明末清初的戰爭破壞之後，人心思定，社會經濟逐漸恢復，加上雍正時期開始由消極限制變為積極引導，作為文教事業標杆的書院得到了迅速發展，逐漸形成了一個層級結構分明、且有互動功能的書院網路。

而參與主體的擴大，令書院呈現出不同的建院思路。在服務傳統士子科舉之途的正統模式之外，出現了越華書院、學海堂這種官商合作的書院，文瀾書院這種“雖有書院之名，卻沒有開設教館”，以文人聚會為主要目的的“會所”式書院，依靠官員、商人和縉紳合作，書院吸收資本投資收入的傾向已經明顯出現。而廣州由於行政地位和商業發展方面的突出優勢，擁有了優越的辦學條件，為培育本地良材提供了沃土，也對書院後來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廣東歷代書院眾多，相關的排名也很多，有人將端溪書院與粵秀書院、越華書院、羊城書院並稱為“清代廣東四大書院”，也有人將越華書院與粵秀書院、羊城書院、應元書院並稱“清代廣州四大書院”，此外還有“三大”“十大”等書院排名，番山書院、禺山書院、豐湖書院、相江書院、學海堂、菊坡精舍等知名書院，也都頻頻出現在不同的榜單中。實際上，各家書院的執行時間有參差，學業側重也有不同，很難按照同一個標準來排名。

粵秀書院

300多年曆史的文化品牌再現越秀山

清代，書院逐漸受到重視，並將其納入正統教育的一個重要環節，且雍正皇帝還制定了由官府撥給經費於各省省會設立書院的制度。1733年，雍正帝諭令：“督撫駐紮之所，為省會之地，著該督撫商酌奉行，各賜格金一千兩。將來士子群居讀書，須預為籌劃，資其膏火，以垂永久。其不足者，在於有公銀內支用。”乾隆皇帝也對書院寄予厚望，即位第一年就諭曰：“古者鄉學之秀，始升於國，然其時諸侯之國皆有學。今府州縣學並建，而無遞升之法，國子監雖設於京師，而道里遼遠，四方之士不能青會，則書院即古侯國之學也。”這賦予了書院合法地位，當時全國的官辦、私立書院達數千所。

明清時期廣東書院之設，最先最大者當為端溪書院，是兩廣總督所主辦之書院。

端溪書院始建距今已449年。書院所在之地肇慶，在明清時期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是兩廣總督的駐節之地。明萬曆元年（1573年），時任嶺西道僉事李材，始創兩廣端溪書院。一些研究者指出，李材是大儒王陽明再傳弟子。明末清初，端溪書院一度被廢，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復建。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書院改為肇慶府中學堂，成為肇慶中學的前身。其院址未變遷，即目前肇慶中學初中部。

端溪書院之下，當時還有各級書院分佈於各地。廣州是廣東省會，又是兩廣總督府、廣州府、番禺縣和南海縣的治所所在，因此本地書院自然就區別出了省辦、府辦、縣辦的差異。舊址位於今越秀區藥洲遺址的廣東提督學政署，是主管全省文教的地方官署，簡稱學政、學院、使院、試院、學署或學召。

廣東提督學政署大致相當於今天的省教育廳，對廣東文教影響很大。以其為中心，逐漸在廣州構成了一個層級的書院教育網路。1733年，清廷給全國23所書院各賜金一千兩，由總督趙宏燦等捐建、創辦於清朝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的粵秀書院即獨享此殊榮。因為官方的大力支援，粵秀書院迅速發展成為全省文化教育重心。

粵秀書院，原址位於現北京路書院街正南門內鹽司街原鹽司舊署之地，今已不存在。而在越秀山的綠意盎然之間，我們卻又看到了“粵秀書院”的門牌。黃瓦飛簷下，是清雅的小院、花草、蓮池。院長瞿匯泉與幾位合作者於2013年7月復建粵秀書院，成為廣東省民政廳首家批覆成立的書院。他告訴記者，這些年，書院先後開辦了1000多場優秀傳統文化公益講座及課程，同時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出版等工作，“作為一個有著300多年曆史的文化品牌，在今天我們的社會環境中，如何發揮它的文化精神，如何傳承文脈，弘揚文風，當是我們的責任”。

越華書院

“處則抱真學問，出則有真經濟”

在清代書院大發展的潮流中，官方力量和社會力量都很活躍，特別是資財雄厚的商人群體。商人希望通過出資興辦書院，參與科舉考試，突破自身的侷限。而在廣州的著名書院中，越華書院是最具代表性的此類書院。其興其衰，也均與此密切相關。

金鎮在《鹽考法》中提到，由於鹽稅為清初國家財稅的重中之重，所以清代朝廷與鹽商的親密程度要遠遠超過以往。康熙六十年（1721年）廣東設立商籍學額，專為鹽商子弟入試科舉。致使“每秋試發榜”，鹽商子弟家中“泥金報帖幾滿門牆”。越華書院即由此而生。

越華書院於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由鹽運使範時紀和眾鹽商集資購宅建立，“以會城舊有粵秀書院，因取越華名之”，以培育“處則抱真學問，出則有真經濟”的真人才為教育目標。由於本為培育寄籍廣東的鹽商子弟，所以最初入學之30人，均出自鹽商之家。之後則開放商民兩者為招收物件。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越華書院廢止，次年二月在原址上修建了廣州府中學堂。

而越華書院之影響，還不僅在教育領域。1839年初，欽差大臣林則徐抵達廣州主持禁菸，即以越華書院為駐節行轅，帶領地方官員體察民情，制定禁菸措施，並推行查煙販、築炮臺、練水勇等一系列舉措。曾任廣州越華書院及粵秀書院監院、學海堂堂長的著名學者、史學家、地理學家梁廷枏，也發揮自身熟悉當地情況的有利條件，出謀劃策，給林則徐以很大支援。

鴉片戰爭之後，曾經由商人捐資、接收商人子弟的越華書院大不如前。齋舍講堂因經費窮絀，頹敗失修，教學條件日漸惡劣，無法聘請名師大儒主講，其地位漸被學海堂、菊坡精舍、應元書院取代。

世稱“九江先生”的名儒朱次琦、“東塾先生”陳澧都曾入讀越華書院。前者門人有康有為、簡朝亮等知名人物，後者後受聘為學海堂學長、菊坡精舍山長，提倡樸學，造就了“東塾學派”。清代詞壇“粵東三家”之一葉衍蘭也曾主講於此。

應元書院

開辦第一年會試就出狀元

宋代以來，廣東書院漸從山林之間轉入城市。清代的廣州城位於越秀山與珠江之間，東西以濠水為界。清代廣州官辦書院主要分佈在今廣州市越秀山和中山路一帶，圍繞著清代廣州衙署區而建。這樣既便於官府加強對書院的監管，同時建於越秀山麓，靠近主城區也便於書院師生的日常學習生活。如張之洞建立廣雅書院時就曾提出書院的院址應是“山水幽勝，去省亦不甚遠，在不喧不寂之間。”

應元書院於同治八年（1869年）由廣東布政司王凱泰在越秀山麓的應元宮創辦。王凱泰曾師從阮元。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中舉，後入李鴻章軍幕，得到曾國藩、李鴻章等重臣的聯名舉薦，遷任浙江按察使。同治六年（1867年）任廣東布政使。《清史稿》列舉他在廣東的政績：“裁陋規，省差徭，核釐捐，丈沙田，濬城中六脈渠，增建應元書院。”

應元書院的院長李文田在廣東文化史上很有名。他是咸豐九年（1859年）的探花。李文田操守耿介而端正、學問淹雅廣博，被在京的廣東名士奉為魁首。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梁啟超和老師康有為一起到北京參加會試。典試正座為吏部尚書徐桐，副座為禮部侍郎李文田。據說李文田看了梁啟超的試卷後被深深打動，可手頭名額已滿，便去求徐桐給一個名額。但徐桐討厭梁啟超的卷稿“牽引古義，越出繩尺”，因而拒絕了李文田。李文田無奈，只得在梁啟超的卷子上批了一句：“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惜哉惜哉！”

曹思彬在《廣州歷代書院沿革》中指出，該書院著重於科舉，因此粵東舉人多在此求學深造。今天廣州的應元路，亦因而得名。後科舉沒落，應元書院也隨之衰落，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停辦，改為廣東先賢祠。

據《廣東書院史話》載，在王凱泰來廣州之前，廣東在清代只出過莊有恭、林召棠兩位狀元。王凱泰認為廣州山明水秀，靈氣所鍾，斷不應只出兩個狀元，於是親自在城中勘察，最後看中越秀山。“應元”，取“多出狀元”之意。當時廣州已有粵秀、越華、羊城三大書院和學海堂、菊坡精舍等大館。王凱泰決定另闢蹊徑，辦一所專供舉人肄業的書院，只收舉人。《廣東書院史話》稱：“應元書院就是一所研究生院。”

同治十年（1871年），是應元書院開辦後第一個會試之年，一下子出了九位進士，其中五人入了翰林。順德人梁耀樞以進士廷對第一，成為廣東清代第三個狀元。“應元”二字果然“靈驗”。

羊城書院

首次招生錄取率不到百分之二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督糧道蔣依創辦嶺南義學，院址在城南龍藏街。嘉慶八年（1803年）布政使康基田改嶺南義學為羊石書院，又將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知府劉茂溶建於城南木牌頭之珠江義學改為珠江書院。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知府程含章將羊石、珠江二書院及廣州義學合而為一，更名“羊城”，又更穗城書院為羊城書院外館。請示巡撫及布政使司，得充公田700畝，變價得款，連同官紳捐款共銀3萬兩。設立生童膏火170份，當年甄收內課生童各40名，外課生童各20名，共120名。

羅含章《羊城書院記》有說“立定規條，延清名師，實心教讀。餘公瞬即到院教諸生以修身立品，實濟時用之學，升降有等，勸懲有序，庶幾收實效焉。”

道光元年（1821年）第一次招生便有兩千多人應考，錄取不到四十人，錄取率不到百分之二，可見其搶手程度。後來羊城書院聘請曹雨村任學長，學者日眾。曹雨村是南海曹邊村人，中舉後不出仕，從事教學著述，著有《木筆花館詩鈔》《易學史鏡》等書。

羊城書院的首任山長是謝蘭生，張維屏為監院。謝蘭生是廣東文化史上一位非常傑出的人物，詩文書畫和學術都有極高造詣。他是清嘉慶七年（1802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因父年老，請假歸不再應考候職。父死後，連續主持廣州粵秀、越華、端溪書院講席，後任羊城書院山長。曾受兩廣總督阮元延聘，重修《廣東通志》任總纂。

（廣州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