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遇春

說到中國古代官場上的稱謂，大家最熟悉的，莫過於“大人”二字。

“大人”二字，早期的文字記載，見於《周易》和《孟子》。

《周易》中，《乾》有：“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似此之類，《周易》中還有，此處不一一列舉。

《周易》所載，“大人”一詞，是指德高位尊者。

另外，在《孟子》中，《滕文公上》雲：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

按照孟子的意見，“大人”一詞，當指“勞心者”，也就是“治人”的人。

後來，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公元386年～公元409年在位）登國元年（公元386年），任命長孫嵩為南部大人、叔孫普洛為北部大人。

見《魏書》卷二《帝紀第二·太祖紀》：“登國元年春正月戊申，帝即代王位，郊天，建元，大會於牛川。復以長孫嵩為南部大人，以叔孫普洛為北部大人。”

這個時候，“大人”還是北魏朝廷的官長之名。

到了唐代，回紇（又作回鶻，是中國的少數民族部落，維吾爾族的祖先。）首領羅達幹率領其部眾，拜見郭子儀，請降時曾有“大人”云云。

見《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五《列傳第一百四十五·回紇》“初發本部來日，將巫師兩人來，雲：‘此行大安穩，然不與唐家兵馬鬥，見一大人即歸。’”

此處，回紇口中的“大人”，已經後世官場上所稱呼的“大人”有些接近了。

那麼，在歷史中，官場上的稱呼，究竟是怎樣的呢？

明代文學家、史學家王弇［yǎn］州（即世貞）所著的《觚不觚錄》中，對於明朝官場上的稱呼，有所記述，其文曰：

“京師稱謂，極尊者曰老先生，自內閣以至大小九卿皆如之。”

王世貞所記，乃是明朝京師官場上的稱謂。

也就是說，在當時的官場上，極受尊敬的人，被稱為“老先生”。

這種稱呼方法，從明朝的內閣到大小九卿，都是通行的。

這裡需要指出的：

內閣之中，有極受尊重者；大小九卿之中，也有極受尊重者。

雖然在勢利的眼光下，職位的高低似乎是評判尊不尊重某人的標尺，但是，在公允平正的思想中，人格品行才是是否受尊重的最高準繩。

王世貞又云：

“兩司自方伯至僉憲，稱撫臺曰老先生，稱按院則曰先生大人，其語雖不雅，而相承已久。二十年來，凡宣大之守巡與吾南直隸之兵備，皆以老先生稱按院矣。”

查詢資料，此段文字的原文為：

“二司自方伯以至僉憲，稱撫臺曰老先生，稱按院則曰先生大人。其語雖不為雅，而相承傳已久。二十年來，凡宣大之巡守，與吾南直隸之兵備，皆以老先生稱按察矣。”

相關名詞，還需解釋如下：

兩司：是明、清兩代對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的合稱。

方伯：明、清兩代對布政使的別稱。

僉憲：僉都御史的美稱。

撫臺：即巡撫，明、清兩代地方軍政大員之一，又稱撫臺。

按院：明代巡按御史的別稱。

這段話是說：

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的官員中，從布政使到僉都御史，對於巡撫的稱呼，都是“老先生”；對於巡按御史的稱呼，則是“先生大人”。“先生大人”的稱呼，在明人眼中，是不雅緻的。但是，在官場上，因為承襲已久，所以雖然不雅緻，也就不以為意了。

王世貞還說：

二十年來，宣大（明朝宣府、大同的合稱，屬於九邊重鎮的其中兩處。）的守巡、南直隸（明朝處於南方、直隸中央六部的府和直隸州的區域的總稱。）的兵備，都把巡按御史稱為“老先生”。這算是需要特別指出的少數案例吧。

根據王世貞的記載，似乎可以推知，在明朝滅亡之前，官場上還沒有單獨以“大人”二字做稱謂的慣例。

滿清時期，文武官員相見時，朝廷規定有嚴格的制度，具體可以參考《欽定大清會典》卷三十四《禮部·儀制清吏司·相見禮》。

《欽定大清會典》中，對官員相見時的行禮如儀做了詳細的界定，但是，對於官員們相見時的稱呼，並無明文。

清人蒲留仙（即蒲松齡）《聊齋志異·夏雪》中，關於清代官場的稱謂，曾評論道：

“異史氏曰……即康熙四十餘年中，稱謂之不古，甚可笑也。舉人稱爺，二十年始；進士稱老爺，三十年始；司、院稱大老爺，二十五年始。昔者大令謁中丞，亦不過老大人而止；今則此稱久廢矣。”

《夏雪》一文，極具諷刺，順錄至此，可供一哇。

丁亥年七月初六日，蘇州大雪。百姓皇駭，共禱諸大王之廟。大王忽附人而言曰：“如今稱老爺者，皆增一大字；其以我神為小，消不得一大字耶？”眾悚然，齊呼“大老爺”，雪立止。由此觀之，神亦喜諂，宜乎治下部者之得車多矣。

《夏雪》一文，可白話如下：

丁亥年七月初六，蘇州下了大雪。百姓嚇得不得了，一齊到大王廟去祈禱。大王忽然附在一人身上，說起話來：“現如今叫誰老爺，前面都加了‘大’字；難道因為我這個神小，擔不得一個‘大’字嗎？”眾人驚駭不已，趕忙喊到：“大老爺！”結果，雪立刻就住了。由此看來，神也喜歡有人奉承。怪不得當官的門前車馬多呢！

根據蒲松齡所述，清聖祖（愛新覺羅·玄燁）康熙四十餘年（公元1661年～公元1722年）中，稱謂已經沒有古人的淳厚古樸之風，而且，還顯得十分可笑。

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開始，舉人被稱為“爺”。

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開始，進士被稱為“老爺”。

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開始，司院長官被稱為“大老爺”。

《蕉軒隨錄》的作者、清人方浚師（公元1830年～公元1889年）分巡嶺西時，曾前往七星巖遊玩。當日，他就在水月禪林休憩。

水月禪林是明崇禎（明思宗朱由檢年號，公元1628年～公元1644年）朝兩廣總督熊文燦開建立置的。清聖祖康熙時期，兩廣總督石琳曾增修擴充。這裡有石琳的塑像。

據方浚師說，水月禪林裡，石琳的塑像前有擺放貢品的桌案。桌案前有鐵香爐一隻。香爐上面鐫刻有文字。文字的內容如下：

“兩粵兵民鑄造香爐一副，恭獻欽命總督兩广部院大老爺石長生座前，永遠供奉。大清康熙，歲次庚辰，仲冬吉建。佛山隆盛爐造。”

庚辰年是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這裡稱石琳為“大老爺”的文字，與蒲松齡《聊齋志異》中所說，“大老爺”的稱呼自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開始，是符合的。

按照方浚師的推測，文職京官中的六部、大小九卿、翰林院侍講以上、詹事府贊善以上，外官中的督、撫、藩、臬、運、道；武職中的都統、副都統、口外大臣以及綠營提督、總兵等，這些官員被稱“大人”，肯定是在清世宗（愛新覺羅·胤禛）雍正（公元1722年～公元1735年）以後了。

方浚師的這一論斷，其根據是：

梅文穆公（即梅瑴成，公元1682年～公元1764年）有曰：

“康熙中，非欽差中使、即督撫亦不稱大人。”

至於“中堂”、“將軍”的稱呼，由來已久，也還覺得挺文雅的。

清仁宗（愛新覺羅·顒琰）嘉慶（公元1796年～公元1820年）、清宣宗（愛新覺羅·旻寧）道光（公元1820年～公元1850年）時期，外省的風氣與之前相比，已經悄然有了一些變化，但是，關於稱謂，還是大體不離其宗：

府、廳以下稱呼督、撫、司、道，皆為“大人”；

督、撫加宮太保、宮少保銜者，均稱為“宮保”。

當然，也有特例，裕莊毅公（即他塔喇·裕泰，公元1788年～公元1851年）在湖廣總督任上，晉太子太傅，皆稱呼其為“宮傅”。另，一等果勇侯楊芳（公元1770年～公元1846年）與裕泰的情況類似。

其他如曹文正（即曹振鏞，公元1755年～公元1835年）、潘文恭（即潘世恩，公元1769年～公元1854年）二人，生前雖被加太傅，但是，在稱謂上，只稱“中堂”，並沿襲至其身後。

方浚師在京師做朝官的時候，堂官中的賈筠堂（即賈楨，公元1798年～公元1874年）、周芝臺（即周祖培，公元1793年～公元1867年）、瑞芝生（即石爾德特·瑞常，生年不詳～公元1872年）、文博川（即瓜爾佳·文祥，公元1818年～公元1876年）、寶佩蘅（即索綽絡·寶鋆，公元1807年～公元1891年）等人，都曾加過宮銜，也都只稱“中堂大人”。

後來，戰端起，軍事興，卿貳、督撫等總理軍務者，軍中的普通員屬均尊稱其為“大帥”。

這樣的稱呼，似乎又在“大人”之上了。

先前那些被稱呼“大老爺”的官員，因世風變化，後來，變成稱呼“大人”。於是，又移轉將知府稱為“大老爺”了。再後來，那些與知府為同僚的同知、通判，也和知府一樣，被稱呼為“大老爺”了。知州的級別為從五品，也被稱呼為“大老爺”。

對於知縣，只稱為“太爺”。

佐貳雜職統一稱為“老爺”。

再後來，到了方浚師所處的時代，又全都不一樣了。

此時的知府，有加至二品、三品職銜的，於是，知府幾乎人人都是“大人”了。

知縣也有加至四品、五品職銜的，於是，知縣幾乎人人都是“大老爺”了。

由此，想到王世貞對於稱謂的評論，曾有“諂諛闒冗，流穢人目”之語，難道，真實情況不是這個樣子嗎？

以上所述，多為長官的情況。

另外，長官的屬官自稱，也各有不同和變化。

屬官中的京官，自稱為“司員”、“章京”“筆式帖”等名目。只有內閣官員，用的師生稱謂。在公牘中，屬官則自稱“侍讀”、“中書”。侍讀學士以上，見到中堂時，自稱“晚生”。中書、侍讀、侍讀學士、內閣學士相見時，均是平等稱謂。

外官三司［明代各省設都司（都指揮司）、布政司（承宣布政使司）、按察司（提刑按察使司），分主軍事、民政、司法，合稱三司。］的屬官，自稱“司裡”（公牘中稱“本司”）。

各道的屬官，自稱“職道”（後有稱“道里”者，這是僭越）。

各府的屬官，自稱“卑府”。

同知以下的屬官，自稱“卑職”（鹽運司運同，亦稱“卑職”）。

凡是屬官初次拜見其長官、以及屬官有遷升調動者，都要向長官呈遞履歷。司、道官，由巡捕官代為呈遞；府以下，皆自行面遞。呈遞履歷時，必須身穿蟒衣。

清代蟒衣稱作“蟒袍”，正式定為官服。皇帝以下，七品以上文武官，俱可服蟒，蟒數九至五，按品級為差（見《清史稿· 輿服志》二）。

方浚師曾見恩樸庵制軍與其妹夫某觀察的信：

“道員初到省，稟謁院憲，例上三日衙門，皆蟒袍補服。第二、三日院憲有請道臺寬蟒袍者，則即遵諭寬去，只著補服。”

這是嘉慶末年、道光初期的事，後來，也就沒有了。

呈遞履歷一事，滿清二百餘年之中，沒有多大的變易。

還有，就是平級官員之間，比如巡撫與總督，如果對方有公、孤銜，自稱則為“教弟”；如果曾經是對方的屬官，則用“舊屬”自稱。

如果是大學士兼總督，同級者必須自稱為“晚生”。

又比如各道與兩司的平級官員，自稱皆為“教弟”。

同知、通判在知府跟前，自稱為“晚生”；並稱知府為“堂翁”或“堂臺”。

司、道的首領官，按照《會典》，拜見知府，需用晚生貼，後來則都用手版，因為分府者必須知府差遣委派。州、縣見同知、通判，以前用手版。捐資取官開始之後，同知、通判的價錢碧知州、知縣的價錢要低，所以，知州、知縣也將同知、通判視為同級，相互往還時，持一名片就可以了。

官場的稱呼，大約如此，這是清穆宗（宗愛新覺羅·載淳）同治（公元1862年～公元1875年）以前的情況。

本文主要依據清人方浚師《蕉軒隨錄》卷十二《官場稱謂》一節寫成。

（全文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