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總是不忍細看，隋文帝總是被人記住他的文韜武略，卻不知道隋文帝因為建都長安，兩次充當了逃荒到洛陽的“難民首領”，沒錯，是官民同行蜂擁而至到洛陽。唐太宗，唐玄宗那麼厲害的人物，依舊走上了隋文帝的老路子。不僅是經濟問題，還有文化問題。在唐代朝堂之上，你要敢說長安方言，那妥妥是被嘲笑的物件，這是史書也是有記載的。而且唐代的《切韻》就明確了“中華音切，莫過東都”。

在西周、隋朝、唐朝，洛陽本身就是國都，如果不承認兩京制，那麼在西周初期周成王遷都成周洛邑開始，西安就成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陪都。隋朝隋煬帝遷都洛陽後，西安也成為隋朝的陪都。唐高宗到唐玄宗時期，西安也是唐朝的陪都。因此，盛唐時期的大部分時間，唐朝的都城是洛陽，西安只是陪都，描寫洛陽的唐詩多於描寫長安的唐詩，就是這一歷史事實的反映。盛唐時期東都洛陽和長安並重，並無主副之分！陪都是西戎心虛給洛陽按的名頭，唐高宗，武則天時期以及唐玄宗開元前中期洛陽地位甚至要高於長安，唐高宗顯慶二年去東都執政直到去世，武則天更是把洛陽提到神都的地位，玄宗前中期大部分時間在洛陽執政。

唐太宗，唐高宗，武則天，唐玄宗作為唐朝也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一直重視洛陽的地位，洛陽為唐的東都，地位不低於長安。後來唐玄宗撤回西安後，沒幾年就爆發了安史之亂，唐朝由此開始走下坡路。洛陽盆地雖然不足夠大，但是東聯江淮，北達涿郡，為運河中心，天下稅賦集中於此，隋唐兩代皇帝多次就食於洛陽，已經足夠說明問題了，反觀西安偏居一隅，所出不足以保障自身，除了偏居一隅帶來的軍事優勢一無是處，歷來就缺乏獨立建都的條件，這一點明代人在建都論中已經明確的指了出來。

只定都關中的朝代註定發展緩慢，關中地區承擔不起龐大的王朝體系運轉，更因為勢力偏西而控制不住南部地區。王朝初期為了穩定，休養生息而定都在易守難攻的關中，待穩固之後遷都關東，實現王朝繁榮，所以兩都同樣重要。王朝要想繁榮昌盛只在關中是不可能的，地理環境決定了必須要有另一個更靠東的城市來引領發展，實現盛世。

從唐高宗到唐玄宗的大唐盛世時期，洛陽是唐朝的都城，而長安是唐朝的陪都。其中武則天執政時期，長安由陪都被降格為普通城市。由於洛陽作為唐朝的都城正是大唐盛世時期，因此與洛陽相關的唐詩多於與長安有關的唐詩是很正常的事。《舊唐書》中說的很明確：“隋大業元年，自故洛城西移十八里置新都，今都城是也”。《舊唐書》中的這句話很清楚說明，從隋大業元年開始洛陽成為隋朝的都城，現在是唐朝的都城。西安人看到歷史文獻的記載儘管十分惱火，但是無可奈何，因為這就是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