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度是中國古代讀書人所參加的人才選拔考試，在我國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對於維繫中央集權君主專制起到過至關重要的作用。在社會政治與經濟狀況的影響下，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科舉制度發生重大轉變的時期，自太祖趙匡胤開始，非常重視科舉取士，在招賢納才方面一改以往的僵化形式，更加註重實用性與合理性的結合。
宋代科舉制度的革新，對當時的社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尤其是對同處教育領域的官學教育影響更甚，在宋初三朝，官學教育的發展呈現出一片慘淡景象。下面，本文就將從多個角度來論述宋代科舉對官學教育的影響。
一、宋初——重科舉而輕官學
在古代，科舉考試的唯一目的，就是集天下之英才，選拔統治階級所需要的各級官員。對於廣大士大夫而言，在數千年儒家傳統‘’學而優則仕‘’思想的影響下，投身於政治活動是他們寒窗苦讀的終極目標，更是他們實現自身價值的重要途徑。
1。淵源——以文治國政策下科舉的重要地位
⑴尊崇古法，科舉取士
宋朝是科舉制承前啟後的朝代，也是臻於成熟的朝代。宋太祖黃袍加身奪取後周政權後，吸取唐末和五代十國戰火連綿、政權更迭的慘痛教訓，為了避免地方軍閥手握重兵權傾一方，陷入藩鎮割據與混戰不休的泥潭，維護宋王朝政權的長治久安，建國後趙匡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信文人士大夫，透過‘’杯酒釋兵權‘’加大對軍隊的控制，實行重文輕武，文人治國的基本國策，甚至還立下了‘’不殺士大夫‘’的祖訓。終宋一代，‘’崇文輕武‘’的文治思想都被統治者作為治國之本。正因如此，宋朝統治者開始重用讀書人，並十分重視科舉考試。
⑵週期性長：官學教育無法避免的侷限性
北宋王朝政權是在唐末五代藩鎮割據的狀態下建立起來的，統治者迫切需要大批能夠治國理政的政治人才，但由於官學教育在人才培養方面有著較長的週期性，決定了其無法及時充分地滿足朝廷對人才的急切需要，統治者不得不尋求一種更為快速便捷的方法。能夠在短期之內選拔出可用之才，補吏員之不足的科舉制在此時就顯得成熟而又有效了。
2。體現——官學勢微，生徒至寡
宋初三朝，官學教育的發展可以說是十分蕭條。據楊億在《武溪新集》的記述，太宗年間‘’學舍雖存，殊為湫隘；生徒至寡，僅至陵夷‘’，足可見當時中央官學發展的滯後。而這種勢微與當時科舉制度的發展不無關係。可以說正是由於朝廷和讀書人對科舉的看重，才導致學校地位相對衰微這種情況的出現。
首先，自太宗朝起，朝廷便取消了科舉考試中對門第的限制，廣大有學識的寒門士子不必再受身份的地位的限制，皆可憑藉真才實學入仕為官，到景德元年，還取消了請託行卷，廢除了舉薦制度的殘餘，此後，真宗一朝又建立了糊名和謄錄制度，至此，經過近幾十年的發展，科舉制度日臻成熟，並得到了廣泛應用，許多讀書人在統治者的因勢利導下紛紛投入到科舉考試之中。
二、內容——以應付科舉為執教要義
科舉考試與學習教育相輔相成，科舉取士人數的不斷增多，會極大地促進教育的發展。科舉時代，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官學的學生都期望透過科舉考試，步入仕途，因而科舉考試便自然而然成為了當時學校教育強有力的指揮棒，極大程度上影響甚至操縱著中央與地方學校的發展方向。兩宋學校教育尤其發達，書院遍佈天下，‘’取士不問家世‘’的社會風氣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天下士子入學讀書，科舉出仕的積極性。
1。無法與考試緊密銜接，‘’僅一二十人聽講‘’
官學作為作為最正統的‘’高等教育‘’人才培養機構，所教授的內容基本上以傳統儒家經典為主，即學生們主要學習的是‘’四書五經‘’，但這與當時科舉考試所考查的要點並不能做到十足的貼合。就以進士科的考試內容為例，據《宋史》的介紹，為‘’試詩、賦、論各一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在全部試題中，起首要決定性作用當屬詩賦，更有甚者如李燾在《續資治通鑑長編》中認為當時是‘’以詩賦進退，不考文論‘’，可見當時詩賦在考試中的重要地位。
但與此同時，只教學生‘’分習五經‘’的官學學習內容就顯得與科舉考試格格不入，對於眾多讀書人而言，官學教育從功利的角度而言意義不大，因而他們到學校進行學習只是為了應付考試，而在平時的教學中則‘’無一二十人聽講者‘’，科舉制度的發展對官學教育的影響由此便可見一斑。
2。興學變革——從經術課程到詩賦策論
太祖時期，天下初定，取士人數相對較少，到了太宗時期，社會趨於穩定，朝廷急需能夠幫助其治理國家的人才，因而統治者不斷擴大科舉取士規模，鼓勵士人讀書仕進，積極贊助文教，公私各方面踴躍辦學。《宋史·選舉志》記載太宗即位後下的一道詔書中說‘’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得政治之具亦‘’。
到了慶曆年間，為了培養更多的有道之士，范仲淹向朝廷提出發展教育的主張，同時，還指出官學教育應‘’敦之以詩書禮樂，辨之以文行忠信‘’，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興學改革轟轟烈烈的拉開了序幕。在范仲淹看來，科舉的題中之義本應是‘’使人不專辭藻，必明理道‘’，但在發展過程中，科舉考試因自身固有的弊端而對教育、培養和選拔人才有著許多的侷限性，因而為了順應教育的發展，培養所需人才，朝廷改革科舉科目的設定與考試要求的行動刻不容緩。
就這樣，北宋政府開始大力推行官學教育，在全國範圍內興辦官學，不僅如此，還將官學的中及第率與官員的考課掛鉤，科舉及第人數的多少成為評價辦學成效與官員工作的重要指標。由此一來，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各級官學，都紛紛一改以前單一刻板的經術課程，轉而開始教授學生對詩賦策論方面內容的學習。就這樣，朝廷介入後的官學教育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一如《司馬光奏議》中所言，自慶曆四年興辦官學以來，‘’隅繳塞四方百里之外，莫不皆有學‘’。
三、宋中後期——官學地位得到提高
1。客觀上：相關硬性規定幫助生源重回官學
為了進一步鞏固、振興官學教育，宋代范仲淹對參加科舉考試作出了許多條件性的補充。據《文獻通考·選舉考四》的記載，在當時士子們要想參加科舉考試，‘’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賦，舊嘗充賦者，百日而止‘’，也就是說士子必須要學滿三百日才能應舉，至於應過試的，亦須再進入官學學習一百天方可應試。這一舉措，將在官學學習的時間作為參加科舉考試的先決條件，能夠為中央與地方官學的生源提供保障，客觀上有利於宋代官學教育的發展。
2。物質上：規模擴大，福利優厚
《宋史·選舉三》中有載，公元1104年，即宋徽宗崇寧三年，朝廷下令‘’始定諸路增養縣學弟子員，大縣五十人，中縣四十人，小縣三十人。‘’可見徽宗年間，為了學校職能的更好發揮，所有的州縣不僅一律可以設定學校，其規模亦有所擴大。同年十月，又下令在京城南門外營建了一所可以容納3000名學生的‘’外學‘’，用以招待四方匯聚於此的求學之士。
徽宗一朝對官學改革的貢獻絕不僅限於對官學建制與規模有所擴大，更為重要的是在政治上與經濟上提高太學生的待遇。就經濟待遇而言，有‘’養士費‘’的設立，簡言之就是由公家供給學習費用，再如對凡參加過公、私複試的州縣學生一概免除其戶役。在諸如此類福利政策的推動作用下，徽宗年間太學學生的總人數已經達到了3800餘人，甚至超過了盛唐時期。
3。鼎盛時期：短暫的取而代之
值得一提的是，儘管此時官學教育的地位較之前已經有了很大發展，但科舉的決定性地位仍未發生改變，諸多讀書人仍以科舉為重，並不專於學習。
為了改變這種社會風氣，促進官學教育目的的實現，宋徽宗又下詔‘’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及試禮部並罷‘’，自此，官學考試開始取代科舉考試，至崇寧五年，隨著‘’三舍法‘’的全面推行，官學教育很好的將養士與取士相結合，學校考試完全取代了科舉考試。儘管科舉只被取消了很短一段時間，但從士人教育的角度來看，對影響到了升學體系的健康發展，整個官學教育再次產生了負面的影響。
四、結語
透過上文的敘述，我們大致瞭解了宋代科舉對官學教育的影響。即在宋初，受到統治者以文治國思想的影響，重科舉而輕官學的思想在整個社會大行其道。到了宋中期，隨著社會的穩定與經濟的發展，朝廷對人才的需求也不斷擴大，科舉制的重要地位愈發凸顯，與此同時，為了能更好的適應考試的需要，宋朝廷開始對官學教育的內容進行改革，加入了與現實相關的詩賦與策論。
正是對官學教育一次次的變革，使得官學能夠適應時代的需要，煥發生機，甚至還短暫的將科舉取而代之。科舉制對官學教育的影響絕不是單方面的，他們二者作為教育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理應是相輔相成，相互配合的關係。
參考文獻：
1。《宋史》
2。《文獻通考》
3。《武溪新集》
4。《范仲淹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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