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後的今天，是王安石的千年誕辰。

頗有些諷刺意味的是，面對一個千年前的改革者，我們直到今天仍然沒有辦法為他蓋棺定論。

歷史上的爭議人物很多，但爭論的往往是功大於過、還是過大於功的問題，而對於哪些、是功哪些是過，一般都是清楚的。而王安石是少有的在同一件事上的功過被後人動輒翻轉的歷史人物。從這一點上說，他是一面鏡子，對他的讚譽和批判，反映出的正是每個人自身的理念；一段時期內對他的主流評價，又可以反映出時代的主流思想。

說到王安石，很多曾經的學生黨都表示有話說——我們除了在歷史課上要學他，在語文課上也要學他，尤其是那篇《遊褒禪山記》，不但要搞懂還要背誦。而多年以後，再看這篇遊記的最後表達出來的主旨，才真正感受到文章反映的心態……

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為可譏，而在己為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

寫這篇遊記時，他34歲，任舒州通判。

在此之前的人設與今天所熟知的似乎有些“急功近利”的王安石迥然不同，他對名利很淡泊。年僅22歲的他在科舉中考出進士第四名的成績，卻不求在京館閣任職，而是一直在地方歷練，且因地制宜走了很多新路子，政績斐然。當時還不是他政敵、而是對他欣賞有加的政壇前輩的文彥博、歐陽修都有意提拔他，他卻一概推辭。

這次遊褒禪山，由於對沒能去後洞遊歷的悔恨，他似乎認清了兩件事——

一、同遊的人，很可能拖累你，讓你難以到達“險遠”的“非常之觀”，不妨甩開眾人獨行。

二、能做到卻沒有盡力做，會悔恨；做不到但盡力去做了，至少無悔。

於是之後他的人設就開始發生了變化。

在38歲那年，他被調到京城任度支判官。入京後他向當時的仁宗皇帝上了萬言書，高調提出了變法的主張，內容大包大攬，全盤調整，甚至要改變世人的風俗，目的是要從根本上解決當時國家的問題。

其實仁宗時期，本來已經經歷過一次改革，史稱“慶曆新政”，是由仁宗皇帝親自提出，范仲淹、富弼、韓琦等人主導，又有歐陽修、蔡襄、餘靖等諫官背書。這在當時是全明星級的。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星光熠熠的班子，所提出的改革方案也僅僅是在舊有制度的基礎上的改良，並未對整體的體制大動手術刀，無非是在人事制度上更嚴格化管理了一些，就遇到很大阻力，難以貫徹，最後草草收場。

王安石提出變法時，已經是仁宗晚期。那時仁宗皇帝的焦慮在於膝下無兒，偌大的帝國連個繼承人都沒有，還哪有心情搞變法？且那時主政的大臣富弼等人，多年前也是新政的主導者，卻深知國家積重難返，連小心翼翼的慶曆新政都進行不下去，王安石這種激進主張簡直痴人說夢。

王安石知道自己的主張不能直接在最高層面獲得認同，就再次迴歸淡泊名利的低調路線，後來以母喪為由離京回到江寧，對朝廷調他入京的徵召一概推辭掉。

然而這種低調路線，在中國古代正是養望之道。千百年來，文人士大夫一直對有能力“入世”卻選擇“出世”的隱士懷有美好想象，如東晉謝安，身為望族卻一直隱逸，人們強烈要求他出山，喊出了“安石不出，如蒼生何”（謝安字安石）的口號，他才勉強地出山，然後瀟灑地粉碎了前秦的武力入侵，彈指間化解了危機，一時吸粉無數。

宋代還有范仲淹、包拯等人，前期要麼放著好好的官不做非要作死、寧可求貶官也要體現當時士大夫的價值觀，要麼死守親人靈柩任你千呼萬喚我就是不出仕，而等到人望越來越高之後，後期又都無一例外地做到輔弼的位置。

王安石的進身之道也是與此類似的。等到神宗即位的時候，他已經名滿天下，連神宗的伴讀老師們都對他交口讚譽，給神宗皇帝留下了“治天下必用安石”的印象。然而王安石與其它人不同的是——他早已有了想法，專等著最高權力給他支援了。

新皇帝銳意進取，知道國家的危機很多，斷不能放任不管。

王安石的時機到了。他見神宗明確提出：變風俗、立法度。國家的問題不是小修小補能解決的，而是要大刀闊斧，不但要重新制定國策和法制，還要改變人們對事情的固有看法、想法和做法！

他對神宗的希望與鼓勵也是大鳴大放的——堯舜才是您要達到的水準，唐太宗根本不夠格！

於是一系列新法出爐了——青苗法、幕役法、均輸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保甲法、置將法等等，這些新法的最終目的就是四個字——富國強兵。所謂“富國”，指的是中央財政收入，北宋由於三冗問題，財政入不敷出，國家沒錢就不好辦事，有時就只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打仗花錢，相比而言，用錢買和平反而更划算，於是就造成養兵近百萬，卻不敢輕言戰事。

王安石的富國主張，聽起來十分誘人——“民不加賦而國用足”，也就是大幅提高中央財政收入，卻並不給下層增加額外壓力。

古代政權往往都信奉這樣一個道理，要做大事，就要犧牲小民；要想不折騰小民，就得無所事事——這是一個永恆的矛盾。而王安石讓政府進入到經濟生活中，扮演積極角色，加強幹預，使資金流轉速度加快，這在古代是十分超前的非常規操作——按舊黨的說法，這叫“與民爭利”。如青苗法，把原有的民間的農業貸款，改由政府來做，並且利率比民間更低，這就相當於搶了民間放貸的生意。除此之外，募役法之類的政策，打破了原有階層特權，想要繼續享受特權就要向政府交錢。

富國的目的達到了沒有？

達到了。根據《文獻通考》，改革後的熙寧十年（1077年）國家稅收比之前翻了4倍，比仁宗時翻了十多倍。

效果好不好？

不好。不但朝堂之上反對聲四起，民間也怨聲載道。移風易俗、取消既得利益豈是一蹴而就的事？理念的超前帶來的不是進步，而是投機。上面為了新政的實施自然制定了很多指標，下面要麼是不能理解而胡亂執行，要麼是隻關注政績數字而不恤實情，層層攤派。

效果立竿見影，人心卻散了。宋神宗和王安石為了新政，把反對新政的老臣逐個貶到地方，而任用的則多數是投機分子——這類人永遠走在時代變革的前列，把理想主義者的時髦理念變成他們牟利的工具，再把最初的發起者排擠出去。王安石對自己的理念深信不疑，為了迅速達到目的，他不惜藉助皇權打擊政敵，這也就把宋代皇權、相權、臺諫的政治平衡打破，把國家搞成了一言堂。

支援新政、執行有力而獲得破格提拔成為很多官員迅速進身的途徑，原有的政治生態被破壞，造成佞幸當政及黨爭不斷，王安石本人卻因要為出現的問題負責而不得不離開權力中樞，後來即使重新啟用也沒法真正掌舵，新法終於成為純粹的投機者的狂歡。

王安石懷著“險遠”的志向，本著“盡吾志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的人生態度，一意孤行地把國家搞亂了——這不是他的本意，但這確實就是他的政治遺產。

北宋自他之後，出現了很多搞出各種“速成”理念的大師，如蔡京的“豐亨豫大”，馬植的“聯金滅遼”，甚至還有郭京這種類似於“撒豆成兵”退金兵的，他們沒有王安石那樣的才學卻都說著王安石那樣的大話，終於把北宋搞滅亡了。

南宋總結北宋教訓，王安石成了罪魁禍首，儘管他個人私德無虧，除了不注意個人衛生之外，清正廉潔、不好色、不好酒，所為也都是為了國家，但國家的風氣確實是被他搞亂的。

於是在神宗之後已經被封王的王安石到了南宋開始卻開始成為帶著“禍國殃民”的帽子的背鍋俠。後來直到清末民初這樣的大變革時期，各種主張全盤西化的人物又想到了這個曾經想要移風易俗的深刻改革者，他又重新成為了正面人物。

國家的改革，如同人動手術，治病與送命的機率並存。一位主刀醫生，對病人做了一次手術，緩解了病人的主訴症狀，但手術帶來的後遺症卻在幾年後導致病人猝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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