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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名將洪承疇為何被稱為千古罪人?他是如何被崇禎處死的呢?

洪承疇,字彥演,號亨九,福建南安(今福建泉州府南安縣)人。明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初授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等職,在刑部任事六年。天啟二年(公元1622年) 擢升浙江提學僉事,後升遷兩浙承宣佈政左參議、升陝西督道參議。

應該說,在這十幾年的宦海生涯中,洪承疇顯得波瀾不驚,平淡無奇。

直到那一年——崇禎二年(1629年),流民軍王左桂、苗美率兵進攻韓城,身為文官的洪承疇領兵出戰。洪承疇斬殺敵兵三百人,解了韓城之圍,他的名字才廣為世人所知。

實際上,這一年,正是農民起義風雲初起之期,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等先後起義,單單陝西境內就有近百支流民軍部。相當數量的官軍邊兵,因缺餉譁變,也加入了流民軍的洪流。

明廷令三邊總督楊鶴“剿撫兼施、以撫為主”。

事實證明,楊鶴的政策是行不通的。

王左桂接受了楊鶴的招撫不足一個月,花光了手上的招撫金,馬上拎起刀子反朝廷,反政府。

他招呼也不打,大舉攻打韓城,把楊鶴嚇得魂飛魄散。

所謂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

洪承疇一介文士,在危難之時拔劍而起,解困扶危。

也就是從這時開始,洪承疇走進了崇禎的視線。

崇禎三年(1630年)六月,洪承疇被任為延綏巡撫。他一改楊鶴的招撫政策,大力剿匪,不但大力剿匪,且並“殺降”!短短一年的時間裡,殺掉的“降軍”多達數萬,令人瞠目結舌。

不過,也似乎也不能全怪洪承疇,這都是給那些降而復叛,叛而又降,在降與叛之間反反覆覆地迴圈永遠不知疲倦的流民軍所逼的。在明末,詐降似乎是所有流民軍的“光榮傳統”,不但小股流民軍如此,就連李自成、張獻忠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對詐降的流程也是駕輕就熟, 明軍歷經多次都對他們剿而不死,主要原因就在於此。

崇禎四年(1631年),主撫的三邊總督楊鶴被罷官入獄,洪承疇繼任陝西三邊總督,從此站上了時代的風口浪尖。

洪承疇高舉“全力清剿”大旗,集中兵力進攻陝西農民軍。

崇禎五年(1632年)春天,洪承疇在慶陽的西澳對陝西境內的數支流民軍進行圍剿,雙方激戰數十次,斬殺流民軍首領杜三、楊老柴,一掃官軍多年頹氣,朝廷稱此戰為“西澳大捷”

陝西待不下去了,各部流民軍先後東進,湧入山西,其中有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羅汝才等,共二十餘萬人,號稱三十六營,一度攻破大寧、隰州、澤州、壽陽等城,氣勢大盛。

崇禎六年(1633)九月,洪承疇會同曹文詔、左良玉等人將這些流民軍驅逐至河南武安,層層包圍,應該說,這次是對流民軍實施“一鍋端”的大好時機,可惜,皇太極繞道蒙古,兵進大同,曹文詔在關鍵時刻改調,高迎祥、張獻忠、羅汝才、李自成等人再次祭出詐降一招,騙過了王樸,從容突破明軍的包圍圈,經澠池縣突破黃河防線,轉進至明軍力量薄弱的豫西楚北。他們以鄖陽為中心,改變了以往戰術,分部來往穿插於豫楚川陝之間,利用官軍分兵守境,互不協同的弱點,“以無厚入有間”,進行遊擊性質的流動作戰。

明軍不得不分兵把守要隘,疲於奔命,陷入戰線過長,兵力分散的困境。

洪承疇於是做出了調整,他梳理出主次,以重兵攻打重點地區,將高迎祥部先後擊敗於確山、朱仙鎮(今河南開封市西南)等地,逐入西部山區。

崇禎七年(1634),五省總督陳奇瑜在車廂峽又中張獻忠等人的詐降計,錯失將流民軍一網打盡的良機,下了個丟官棄職的下場。此時的洪承疇仍任陝西三邊總督,但以功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銜,總督河南、山西、陝西、湖廣、四川五省軍務,成為明廷的主要軍事統帥。

這一年,他調動官軍入陝,命總兵賀人龍、左光先對高迎祥部進行夾擊,大獲全勝,一直追殺到靈寶、汜水(均在河南)。

崇禎八年(1635年)初,流民軍一分為三,分襲陝西、山西及東入鳳陽,焚燬皇陵。

八月,崇禎以盧象升為五省總督,專治中原;洪承疇專治西北,分割槽作戰,相互協同。

這年年底,高迎祥、張獻忠在河南連續失敗,兵力損失過半,殘部再返陝西。而李自成在興平等地亦多次失利。

崇禎九年(1636年)七月,洪承疇率軍在臨潼大敗高迎祥部,將之圍困了三個多月,追至整厔(今陝西周至)成功俘獲了高迎祥,將之解京磔死。

形勢一片大好。

然而,清軍入邊,連陷昌平等十六城,盧象升被調,馳援京師。

流民軍壓力減輕,張獻忠乘機復起,聯合羅汝才等部二十餘萬人,沿江東進,分散活動於蘄州、霍山一帶;而李自成也招攬了高迎祥的大部分潰兵,從“闖將”進化為“闖王”。

崇禎十年(1637年),闖王李自成的表現相當活躍,其進軍四川,沿路破城十餘座,攻克了甘肅的寧州、羌州,入七盤關,但在十一年(1638年)返陝時,在洮河一帶遭洪承疇及孫傳庭軍襲擊,敗走岷州。

乘勝宜勇追窮寇,崇禎十二年(1639年)十月,洪承疇令總兵馬科、左光先領兵截擊李自成,李自成軍潰不可支,回師轉東,洪承疇又令曹變蛟潼關設伏邀擊,李自成大敗,僅餘十八騎走入陝南商洛山中,“關中賊略盡”。

然而,隨著盧象升陣亡鉅鹿,京師危機未解,崇禎不得不把洪承疇從西線調入,與孫傳庭一起率軍拱衛。

洪承疇率總兵官左光先、賀人龍等十五萬人馬,出潼關,趕赴京師。

崇禎帝下旨郊勞,隆重地接見。

崇禎十二年(1639)正月,崇禎帝授洪承疇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薊遼軍務。但洪承疇被任命總督薊遼軍務不久,清軍飽掠了河北、山東之後,已回到瀋陽。

崇禎十三年(1640年),明王朝在偵知皇太極準備攻打錦州的行動,很多大臣已經想起了天啟三年皇太極圍錦州的那一場“圍城打援”,無不臉色大變。

在對遼戰事上,洪承疇還是個新手,新人初來乍到,還未明確意識後果的嚴重性,他只是急令前鋒總兵祖大壽、遼東總兵吳三桂等扼守錦州、松山。

在洪承疇看來,清軍剛從內地剽掠不久,而皇太極又多次提出要和明廷達成和議的建議,他覺得清軍是有誠意和議的,如若清軍膽敢向西威脅我國,即立刻進討,主動權完全操在明軍一方。洪承疇由是崇禎說:“建虜多次乞討撫賞,今後若向西威脅我國,則和議可待,否則,那是自尋死路,我必革賞進剿。”(《崇禎實錄》卷十二)

崇禎的軍事見識遠不能同哥哥天啟帝相比,他同意了洪承疇的意見,下詔“倍加偵備,勿得少有弛懈”,要“該督撫鎮密籌方略”,(《崇禎實錄》卷十二)限定日期上報朝廷。

遼東巡撫方一藻在給崇禎帝回奏的方略也是一派盲目樂觀,他竟然認為皇太極在義州屯軍是下下之策。還煞有介事地給崇禎掰著手指頭算,說人家是千里饋糧,士兵處於半飢半飽狀態,力疲馬乏;義州新開荒的田地貧瘠,畝產量低下,時間一長,不戰自亂。我軍只須站定腳跟,陳兵於松山、錦州之間,群策群力,先示弱誘敵,再以大軍進逼,奇兵、正兵結合,穩操勝劵。

所幸,洪承疇隨著對遼東戰事的深入研究,越來越感覺到事態的嚴重性,他向崇禎指出:“

敵人屯軍於錦州義之間,就是為了打持久戰。”進而認為:“今日籌劃遼事並非只守不戰,乃是守而兼戰,唯其如此,才可以成其守;而戰又非浪戰,必在正兵之外另出奇兵,然後可以守可以戰。”針對“守而兼戰”的特點,他提出的戰略部署是:以吳三桂、劉肇期官兵一萬分駐松山、杏山之內,以他自己的官兵一萬五千四百人出鎮前屯、中後之間,以防薊官兵一萬六千人分佈於中協四路、東協建(昌)、冷(口),西協牆路之界,以山(海關)、永(平)撫臣朱國棟駐守山海關關門,以鎮臣馬科出中前。(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明檔》第153號卷,第2號)

崇禎將他的方案交由兵部討論,兵部只做了兩點補充:

一、遼東巡撫方一藻應居寧遠而不宜移駐塔山。其原因是塔山地處低窪,容易遭到敵人的圍困。

二、督臣洪承疇應暫駐前屯,不宜駐中後,這樣比較安全。

於是,崇禎簽字批准了洪承疇的作戰方略,專門讓戶部抓緊發令將天津米豆,運到前方,並特別強調寧遠餉司“務要多方接濟”。

新任的兵部尚書陳新甲的意思卻是速戰速決,否則明軍在關外的時間一旦過長,糧餉難繼,易戰事於被動。

洪承疇不贊成速戰,而認為應該穩紮穩打,步步推進。

因為薊鎮、永平等地“漢夷雜沓”,他先令總兵白廣恩屯薊鎮,曹變蛟屯豐潤,大同總兵王樸到永平南關,重在防禦。

崇禎十三年(1640)五月,清軍已經向錦州逼近,洪承疇這才出師山海關;崇禎十四年(1641)初,率曹變蛟、白廣恩及吳三桂、王廷臣等部到達寧遠。

這時候,清軍已經掘濠圍困錦州了,他們“內打柵木,外挑濠塹,水洩不通,人影斷絕”。

洪承疇親往松山視察,松山城與錦州相隔十八里,清軍在離錦州五六里地下寨,在松山遠眺,可看得一清二楚。但見“錦城濠柵已成,奴眾精騎,盡繞松城,勢雖困錦,實乃伺松”(《明清史料》乙編,296頁)。洪承疇暗暗吃驚,深感兵寡不足禦敵,又向崇禎請調宣府總兵楊國柱、大同總兵王樸、薊鎮總兵唐通、榆林總兵馬科,共七萬兵馬。

知道明廷在大幅度調兵,清軍輒調動了大批的炮車扼守在塔山之歸路及錦州之來路。

儘管入調的兵馬還沒有到,洪承疇還是嘗試對清軍進行了一些接觸。

洪承疇立營於松山西北,清軍濟爾哈朗發其右翼兵出攻,雙方數度交手,互有殺傷,但明軍略佔優勢,斬敵首一千五百餘級。

由此,洪承疇勇氣大增,對救援錦州充滿信心。

不久,楊國柱、王樸等部先後來聚,兵力更增至十三萬,由八總兵分領,依松山結陣,大張兵勢,掘壕築城而居。

多爾袞不服,率鐵騎直衝洪承疇大陣,被打得頭破血流而回,“清人兵馬死傷甚多” (《李朝實錄》)。

遠在瀋陽的皇太極得知,急得“憂憤嘔血”(《李朝實錄》),急命阿濟格率軍支援前線。

然而,阿濟格連打幾仗,均以失利告終,不免心灰意冷,竟對部下說:“與其勞苦如此,不若遁走。”(《李朝實錄》)

可以說,由於洪承疇排程得當,其紮營固守,先將自己立於不敗之地,而守中又不時主動出兵與清軍交戰,以積小勝為大勝,戰局在一步步地向他所希望的方向發展。

早在赴松山之前,他就上書崇禎,說自己只准備在寧遠集結兵力,採取“持久之策”,且守且戰,徹底將敵人拖窮、拖垮,現在按自己的方案行動已初見成效,不由得大為興奮地說:“大敵在前,兵兇戰危,解圍救錦時刻不能再拖了,死者方埋,傷者未起,半月之內,我即再督決戰,以解除錦州之急。”(原文見《明清史料》乙編第4本,312頁。)

遼東巡撫方一藻也高興地向崇禎彙報,說什麼幾番勝仗打下來,軍聲已振,解圍有望,只要等機緣巧合就可以給清軍致命一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