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安”的“六”，為什麼要讀為“lù”？

四千多年前的上古時期，華夏部落的首領，後世尊為“中國司法始祖”的皋陶，幫助禹建立了國家，部落聯盟確定皋陶為禹的繼任者，史書載：“皋陶卒，葬之於六。”“禹封其少子於六，以奉其祀。”在這裡，“六”和“陸”是通假字，可以互用，意思是水邊的高坡。

“六”這個地方，就是大別山餘脈，此地丘崗起伏，錯落有致，分佈在淠（pì）河兩岸。“六”是地形地貌，而不是一個數字。因為它是皋陶後裔的封地，所以六安又稱作“皋城”。

“六安”的“六”如果讀為“liù”，六安也就相當於改了地名，六就是個毫無意義的漢字，這個地方與上古時期的文化聯絡就被切斷了。所以，切切不要認為當地人把自己的六安讀為“lù ān”很土氣，而硬要把六安讀為“liù ān”。

不可否認，地名首先是行政管理的一種符號系統，最簡便的是像紐約一樣，以數字順序命名街道。我們小時候，鄉下的村組，也是數字命名，我記得我們的地名是“崇慶縣街子公社第四大隊第三生產小隊”，簡單明瞭，一目瞭然。

但是，人不僅只是服從勞動管理的生產者，同時人也是精神文化的創造和享受主體，因此很多地名承擔著記錄歷史、寄託願景的功能，地名本身也是一種召喚和情感。就像唐伯虎不能永遠叫“9527”，他只有叫“唐伯虎”的時候，才能獲得秋香的愛情一樣，具有歷史縱深、人文情懷的地名，才能凝聚鄉民百姓的鄉土認同，撫慰遠方遊子的寂寥冷落。

記得上世紀90年代，我們的縣名由“崇慶縣”改為“崇州市”。

“崇慶”這個名號，唐朝時候稱為蜀州，產生過“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的詩句，南宋紹興十年（1140年）升為崇慶軍節度紹興十四年，淳熙四年（1177年）升為崇慶府。元代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改為崇慶州。此後，“崇慶”這個名號，一直沿用800多年。

一旦“崇慶”這個地名停止使用，歷史也就中斷了。曾經很長一段時間，我要給哪怕是大成都之外的四川人介紹我老家在哪裡，都是很費勁的，更遑論給外省人士介紹老家。

人對一個地方的認識，總是以其歷史和人文為先導。譬如說到紹興，我們想到魯迅；說到都江堰，我們想到中國古代最偉大的水利工程；說到南昌，我們想到“落霞與孤鶩齊飛 ，秋水共長天一色”……

這種歷史與人文設定，會讓人對當地產生一種先入為主的深刻印象，你沒有到過這個地方，但如果你瞭解這個地方的歷史與人文，這在今天的地方形象包裝和招商引資中，將會佔得很大優勢。改名的失敗，必定潛在地影響經濟發展。

歷史與人文的價值，包括經濟價值，在網路傳播時代，將會前所未有地巨大起來。一個看到地名就引不起關注，引不起興趣的地方，如何吸引遊客，吸引投資？這個問題，將成為一個地方挖空心思考慮的戰略性問題。

從這點上來說，“六安”如果被讀為“liù ān”，將可能造成文化損失和潛在的經濟損失。

地名是一個地方最基本的名片，隨著全民教育水平的提高，對人名地名也會越來越在意，期間當然會發生人名“瓊瑤化”的波折，但總體而言，欣賞層次在提升。真要改名，其所產生的影響也更大，波及的層面更深廣。在這種背景下，是否改名，如何改名，必須更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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