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川思想庫特約撰稿 | 朱大可

給三星堆王國畫像

在探索三星堆之謎的程序中，東晉人常璩編撰的地方誌《華陽國志》，往往率先躍入人的視界，成為大多數巴蜀文化研究者的主要文獻依據：

▲《華陽國志》（圖/網路）

“周失紀綱，蜀先稱王。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死，作石棺、石槨。國人從之。故俗以石棺槨為縱目人冢也。”

在這段文字中，恐怕只有關於“縱目”記憶可以落實，其它似乎都不甚可靠。

問題的關鍵在於年份。“周失綱紀”，這應是平王東遷洛陽後的事情，此時蜀候率先獨立稱王，那最快也是公元前770年之後的事情。這個時間段，跟活躍於公元前1100年前後的三星堆王國，應該沒有太多幹系。

但還存在著另一種可能性，那就是《華陽國志》弄錯了時間。這個原住民政權，也許就是活躍於前1250年至前650年的金沙王國，並按蠶叢、柏灌、魚鳧和開明的順序形成傳承序列，所存在的時間，比《華陽國志》的說法提前了300—400年。

在望帝杜宇之後，《華陽國志》才逐漸走向信史，而此前的69個字，都是《山海經》式的“道聽途說”。這顯然是包括《史記》在內的所有“正史”在溯源上的共同困境。

鑑於文獻記錄無法作為主要研究依據，我們便只能傾聽那些出土文物的沉默的自白了。它們試圖告訴我們，儘管三星堆文明成分駁雜，卻是典型的外來文明，向我們展示出高度開放的成都盆地的“全球化”特徵。

▲青銅縱目人面具（圖/網路）

順便提一下，文字是公認的文明衡量標準之一，而“巴蜀圖語”到底是圖是字，有待仔細甄別，因而，三星堆究竟屬於“文明”還是前文明的“文化”，暫且還沒有定論。只是基於對這一壯麗的青銅文化的敬意，本文冒昧在此使用了“文明”一詞。

根據現有文物推斷，三星堆遺址的歷史，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土著期（前2800－前1300年）主要為陶器和石器，屬於新時期時代和青銅時代早期；

第二期為插入期（前1100年-前900年），又可稱為“王國期”，大量青銅器突然閃現，毫無徵兆，器型詭異，風格跟第一期截然不同，顯示有外部先進文明強行插入。

第三期為後焚燬期，插入式文明遭到解體，但本地餘韻猶存，而且在百里以外的金沙村一帶，有被輕度沿襲、模仿和複製的跡象。

現有的研究報告，試圖抹除三個時期、尤其是“土著期”和“插入期”的迥異之處，將其視為一種連續的自我繼承關係。而在我看來，

真正值得談論的，恰恰是那個短暫的“插入期”，它跟原住民締造的第一期文化有本質差異，而非基於華夏文明的“次生文明”。

我們已經發現，三星堆可能是政教合一的王國，其統治階層來自異鄉，其人類學表徵為窄臉、大眼（平目或縱目）、高鼻（鷹鉤鼻或蒜頭鼻）、大耳（招風或貼顱）和闊嘴（延及耳根），臉部輪廓具有顯著的凹凸風格。

那種認為此類造型屬於“藝術誇張”的說法，似乎不足為信。任何浪漫主義的神話想象，無法超越本地居民的日常審美框架。在一個平臉、小眼和低鼻的世俗世界裡，祭司們憑什麼要去塑造一種跟本民族體徵背道而馳的形象？他們為什麼認定這樣做是對的？在已知的古埃及、蘇美爾和印度河文明中，從未發生過如此不合邏輯的怪事。

▲青銅縱目人面具（圖/網路）

三星堆博物館網站對上述頭像的細緻描述，頗值得我們玩味——

這是二號坑C型人頭像中的戴髮簪頭像，系採用渾鑄法鑄造。人像整體造型優美，神完氣足。其頭型為圓頭頂，頭上似戴頭盔。腦後用補鑄法鑄有髮飾，似戴蝴蝶形花笄，中間用寬頻扎束，兩端有套固定髮飾。人像面部特徵為蒜頭鼻，闊口，其眉毛、眼眶繪黑彩，耳孔、鼻孔、口縫均塗硃砂，原應為彩像。一般認為，這種戴髮簪人像應比一般平頂頭像所代表的地位高。

這段文字繪形繪色地告訴我們，該造像所依據的，正是常見的寫實主義原則，它藉助面部結構特徵、髮型和頭飾的盡悉刻畫，再現了現實人物的原貌，甚至可以據此推斷出原型人物的社會地位——三星堆王國的領導階層，從而令“浪漫主義誇張想象”的說法變得有些尷尬。

我要在這裡重申這樣一種觀點：從公元前4000年到前600年的軸心時代，從埃及、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到印度，存在著一個地域廣闊的西亞/埃及文明共同體（以下簡稱“西亞文明共同體”），其特徵就是“巴別神系”及其對應的神廟和祭拜體系、人口聚集的城市、青銅鑄造技術、發達的海陸兩棲貿易，還有基於象形文字的抽象字元（如楔形字），以及狂熱的黃金崇拜（埃及尤甚）。

▲電腦復原的烏魯克城（圖/網路）

神鳥生命樹、黃金面具和權杖、南亞象牙和印度洋貝幣，所有這些三星堆出土物品，足以證明它跟“西亞文明共同體”的同質性

（參閱拙著《華夏上古神系》下卷第七章）。亞述帝國對埃及、敘利亞和波斯的全面征服，強化了這種共同體的內部聯絡。

該共同體涵蓋古埃及人、蘇美爾人、閃族人和印歐人等，並擁有（或部分擁有）近似的人類學體徵：長方臉、大目、高鼻、大耳和闊嘴，以及由此形成的凹凸分明的面部輪廓。

即便如此，這個盆地小國的民族結構仍然是多元的。它的王族、祭司和銅匠，正如青銅雕像和麵具所塑造的那樣，屬於西亞人種，並以筓發為辨認標識，但人數有限；而它的民眾則是以辮髮為標識的原住民，他們是聰明的蠶農，為數眾多，在國王和祭司指導下勤勉地勞作。蜀錦成了這種跨文明合作的偉大成果。我非常樂意向公眾描述這樣的烏托邦場景，因為這才是真正的“一體多元”的社會組織結構。

三星堆是青銅和絲綢的雙料文明，由外來的青銅人和本地的蠶桑人所共同打造，軟（絲）硬（銅）兼具，陰陽互補。三星堆也是雜交文明的一個歷史範例，它以強行植入金屬文明的方式，推動了本地絲綢文化的飛躍。

與此同時，它的文化形態也展示出“一體多元”的特徵：以“西亞文明共同體”為核心，以當地寶墩文化為基底，以長江下游文化（良渚文化）和黃河文明（殷商文明）為補充或環襯，形成耐人尋味的拼貼結構。

儘管三星堆王國跟西亞共同體有高度同質性，但人們始終無法確定它的具體來歷。它的遺產跟其它文明考古遺存截然不同，沒有文字和人類屍骨，似乎有人在蓄意隱瞞其真實身份。它顯得如此神秘，突然湧現，卻僅存活了兩三百年，而後突然退場，猶如一顆燦爛的文明流星，只為我們留下有關縱目神的記憶。

三星堆王國的絲綢貿易

目前正在清理的編織物若真的是絲綢“綺”（亦有發掘者從中識別出了蠶絲蛋白），便證實了我幾年前的斷言：

三星堆王國是早期東亞絲綢業的主要組織者，而且是華夏絲綢文明的真正源頭。

四川盆地的北方和東方強敵環伺，充滿各種危機，而西部人口稀疏，不足為患。但正是險峻的山川地形壁壘，令其成為一個優良的生物庇護所。就在公元前1500年—前1200年前後，一群來自西亞某地的逃遷者，基於某種我們無法獲知的原因，攜帶先進的青銅文明，從南方通道進入成都盆地，在那裡定居，並建立起一個全新的“無名氏”王國。

▲四川地形圖（圖/網路）

這個王國發現了蠶絲的秘密，進而將其培育成一個龐大的絲綢製造業，形成桑樹種植、採桑、養蠶、繅絲、織造和運輸等完整的生產序列，全面開放了南向的貿易口岸。考古發現已經證明，這條絲路，經雲南、緬甸、泰國而跟印度次大陸（孟加拉）發生直接對接，並透過印度跟美索不達米亞、安納托利亞高原、敘利亞和埃及保持間接貿易的關係。所謂間接貿易，今天叫做“轉口貿易”，它具有一個類似田徑接力賽的結構。

▲考古人員在“祭祀坑”的黑色灰燼中提取到了肉眼不可見的絲綢製品殘留物（圖/央視新聞）

三星堆王國的勢力範圍，不僅擴充套件到印度次大陸，而且也跟臨近的黃河文明（青銅尊和罍）、良渚文化（玉琮）以整個東亞文化（牙璋）保持著有限的貿易往來。這種溝通並非全面開放，不會因此瓦解三星堆文明的精神核心。

封閉是王國得以續命的重要保障，一旦向中原開放，它就會被驍勇善戰的黃帝族迅速吞滅。

對它而言，也許只有南方邊境才是唯一安全的，那裡居住著氐羌土著和來自北方的東夷族人，他們是礦工、商販和腳伕，不僅提供豐富的東川銅礦石，還是三星堆王國的拱衛者。正是這條暢通的貿易通道，為三星堆帶來短暫而輝煌的繁榮。

印度無疑三星堆絲綢的首個受益者，據吠陀教文獻描述，大神溼婆酷愛黃色絲織品，而且在他的無數雕像上，都留下了穿戴絲綢織物的清晰印記。但全球絲綢貿易的最早實物證據，卻來自一具埃及古城底比斯國王墓地的木乃伊，死者是一名30-50歲的婦女，在她的頭髮中意外發現了公元前1000年的絲束。而這個年份，跟三星堆王國的生命週期密切呼應。

此前曾有記載稱，公元前一世紀，埃及豔后克利奧帕特拉七世（Cleopatra）的性感內衣，使用了質地緊密、手工精巧的絲綢面料。但這似乎只是一個孤例。埃及直到公元后四世紀才普遍使用絲綢，由於這個緣故，埃及學者對這一發現心存疑慮。但經過顯微技術，紅外光譜分析以及化學成分分析，維也納大學的科學家確認，木乃伊上的纖維材料就是絲綢，而且“幾乎肯定是中國製造”（參見John Noble Wilford：New Finds Suggest Even Earlier Trade on Fabled Silk Road，紐約時報，1993年3月16日）。

大多數中國和西方研究者，受張騫“鑿空西域”說（見於《史記·大宛列傳》）的誤導，認為早期絲綢之路，是一種由駱駝商隊描繪的道路網路，從中國西安起始、經過中亞諸王國、綠洲貿易站，抵達西亞、歐洲和北非，涵蓋了沙漠、戈壁和歐亞大草原等多種地貌。

但歷史事實卻是，公元前1500—1000年前的絲綢貿易，是由三星堆王國獨立推動的，並且在很長一個時期裡沒有任何競爭對手。直到這個王國覆滅，東亞的絲綢的主要輸出渠道，才轉向較晚形成的北方網路。

在輸出絲綢的同時，三星堆王國從南亞大量購入南亞象牙，這是目前唯一能夠證實的舶來品。象牙飾品是“西亞文明共同體”的重要流通品，同時也在東亞的飾品中扮演重要角色。從河姆渡遺存到殷墟婦好墓，都有它們的高貴身影。它還因具驅魔作用而被用於祭祀儀式（見《周禮註疏》）。

▲三星堆祭祀坑發掘現場（圖/網路）

但東亞本地大象在商周兩朝被大量殺滅，需要由外部輸入加以補充。三星堆王國囤積大量象牙，主要不是自身需要，而是作為“轉口貿易”重要物料，透過長江和北部山區秘道輸出，為黃河和長江文明“錦上添花”。正是這個緣故，應該把這條貿易通道的名稱，由“南方絲綢之路”（一種單邊貿易的錯誤提法）改為“絲牙之路”（silk-ivory road），儘管它聽起來有些怪異，卻更符合雙向貿易的商業本性。

三星堆文化中的異鄉神

既然三星堆王國的領導階層，來自“西亞文明共同體”，那麼它一定會隨身攜帶該共同體的意識形態。這方面的識別工作充滿難度，但還是能從中辨認出某些有趣的埃及元素。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眼形器。除了那些直線菱形結構的青銅眼睛，還有一隻半殘的左眼，前端有鳥嘴式的眼眥結構，尾部殘缺，可能是一個上翹的眼尾——

▲青銅眼形器（圖/網路）

下圖是埃及“荷魯斯之眼”的流線型結構，它擁有一條跟上眼瞼平行的眉線、一個垂直的淚滴，以及一條尾部捲曲的飄線，但我們還是一眼就能認出它跟“三星堆之眼”的“異質同構”。

▲荷魯斯之眼（圖/網路）

荷魯斯（Horus）是負有盛名的天空之神和法老守護神，人的身體，帶有獵鷹或遊隼的頭部。後跟日神拉（Ra）發生合併，叫做拉-荷魯斯。由於荷魯斯被沙漠之神賽特挖出左眼，只剩下一隻左眼（右眼為日神拉的眼睛，又稱“拉之眼”），所以祂是“獨眼神”，世稱“荷魯斯之眼”，代表太陽的崇高價值，並具有強大的巫術力量，象徵犧牲、治癒、康復和庇護。直到今天，他都是全球時尚設計界的靈感源泉。

▲眼形青銅器（圖/網路）

現在還無法斷言的是，三星堆出土的縱目神，究竟是荷魯斯的東亞變體，還是另有其神。但無論如何，

由荷魯斯崇拜引發的眼睛崇拜，由眼形器擴充套件到縱目神面具，成為三星堆神學的重要標誌

（參見拙作《三星堆文明的眼睛巫術——縱目神的崛起》）。

無獨有偶的是，三星堆還出現了荷魯斯母親伊西絲（Isis）的象徵物——五芒星盤，她是最受埃及人崇拜的金星女神。不幸的是，它被中國考古人員誤認為太陽的標誌——

▲太陽輪形青銅器（圖/網路）

這種看起來很像車輪的五芒星盤，雖然具有“普遍價值”，出現於幾乎所有文明的影象體系中，但其最早現身的地點，還是古代埃及——

▲古埃及墓葬浮雕影象（圖/網路）

在第二幅墓葬浮雕影象中，代表伊西絲的五芒星盤高懸上方，她是亡靈和幼童的保護神。星盤下方為象徵重生的聖甲蟲，再下方的圓盤（帶有向下的芒刺）是太陽，它的左右分立著兩位狗頭人身的阿努比斯（Anubis，冥界守護者），它們相向而立，手裡分別託著日神“拉之眼”和“荷魯斯之眼”，它們被一起召喚到墓穴，以庇佑死者早日獲得重生。

金星女神伊西絲和兒子荷魯斯的聯袂現身，正是埃及神學滲入三星堆神學的影象證據。

跟荷魯斯相伴的另一名神祇，是古埃及最活躍的侏儒神貝斯（Bes，Besu）。他長有一副醜臉，戴羽冠，大耳，蓄鬚，羅圈腿，還喜愛把兩手放在膝蓋上。他是戰神和分娩神，特別擅長保護婦女兒童，並常與青年荷魯斯出現於同一場合，以保佑他茁壯成長。荷魯斯和貝斯的關係如此緊密，以至於以後演化為一個複合神，叫做“霍貝斯” （Horbes），一望而知是荷魯斯和貝斯兩個名字的疊加——

▲貝斯神像護身符（圖/網路）

正是鑑於貝斯跟荷魯斯之不可分割，所以他也成了三星堆神話中的成員，混跡於祭祀坑的葬品裡——

▲三星堆貝斯小雕像（圖/網路）

上圖中的三星堆貝斯小雕像，跟埃及貝斯的造型幾乎一模一樣：怒目圓睜的猙獰醜臉，戴羽冠，大耳，羅圈腿，兩手置於膝上。所不同之處是，羽冠發生摺疊，而且省略了鬍鬚（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造像普遍放棄了西亞的蓄鬚傳統）。

我們就此面對著一個來自埃及的異鄉神家族——荷魯斯（荷魯斯之眼）、伊西絲（五芒星盤）和貝斯（雕像），他們三位一體，構成三星堆神話的埃及板塊。

這種來自埃及的“文化滲透”，不僅發生在中國西南地區，還發生於東部沿海的良渚和齊魯，為東夷族的少昊崇拜提供精神原型。而那是海上絲路和轉口貿易的必然結果。

然而，由異鄉神構成的埃及日神崇拜板塊，只是三星堆神學的一小部分，這個駁雜的多神教體系，似乎還應包括蘇美爾-亞述、敘利亞、安納托利亞高原和印度河諸文明的各種疑似片段，但對它們的確認，有待於新一輪考古提供更多的實物證據。

這是一場殘酷的神學戰爭

三星堆遺址從未發現實用兵器，一、二號坑的61把銅戈過於單薄和柔軟，無法投入實戰，只能是用於祭祀的象徵性禮器。這種零兵器狀況似乎在向世人暗示，王國既無外部入侵之虞，也無內部造反的危險。它看起來如此富庶，國泰民安，沒有暴力維穩的政治需要，呈現出和平安詳的容貌。但這只是考古場景所營造的錯覺。

三星堆王國的覆滅原因，始終是史學界難以索解的懸謎。

鑑於險峻的地理優勢，可以排除盆地外“敵對勢力”的因素。它的敵人只能來自兩個方向，第一是王國內部的下層原住民；其次是分佈四周的酋邦（例如寶墩文化區發現的六個城市聚合體）；其三是上述兩種力量的內外夾擊。

這種假設促使我們對其結局做進一步推論。也許是因為財富引發的權力腐敗和財富分配不均，它在晚期出現了政治危機，社會矛盾迅速激化。沒有實戰兵器的王國衛隊，無力鎮壓叛亂。而更大的可能是，毗鄰的酋邦諸國日益強大，由綿羊變成虎豹，覬覦鄰國的財富，裡應外合地把它滅了。

更為棘手的問題在於，我們還不知道實施大規模“燔祭”的主體究竟是誰，是那些成功的入侵/造反者，還是落敗逃亡的王國領導人？而後者顯然是主流研究者所希望的，因為唯有如此，才能在三星堆和金沙之間建立承繼關係，描繪巴蜀文化自我延續和線性演進的完美圖式。

但令人生疑的是，三星堆王國領導人為什麼要進行如此激烈的“燔祭”，將本國的治國重器全部砸壞和焚燒？而且逃亡本應是倉猝之舉，但“祭祀坑”的方位和朝向卻有悉心規劃的跡象，實在令人費解。僅僅為了準備大量焦炭，就須耗費大量時間和人力。此種逃遷前的祭祀行為極不尋常。

有一種解釋稱，這是因為逃亡無法隨身攜帶重器，只能就地毀滅。假如這是真的，那麼逃亡者為什麼還要拋棄便於攜帶的絲綢織物和小型玉器？不僅如此，黃金是逃亡中進行臨時交易的重要資本，居然也被主人輕率地焚燬埋葬，其行事方式顯得殊為可笑。

▲三星堆遺址祭祀區考古發掘中K3（3號坑）出土的部分文物（圖/新華社）

一個繁榮的王國無端燒掉自己的全部神器，搬遷到一百華里以外的新居（如此短近的距離，令搬遷的意義變得非常可疑），同時患有嚴重的健忘症，在儲存黃金製作技術的同時，丟失了自己的縱目神信仰及其發達的青銅技術。這種快速自我退化的行徑，不符合國家生存的基本邏輯。

幾乎可以斷言，“燔祭”只能是造反/入侵者的手筆。由於懼怕前政權的神靈，必須舉行一個精心策劃的儀式，用木炭點燃上千度高溫的火焰，砸爛和焚燬它的全部神器，包括屬於神學體系的黃金面具。那些帶圓孔的黃金飾片和絲綢織物，可能源於國王和祭司的袍服，所以也同樣難逃厄運。最後，開挖跟王國宮殿朝向完全一致的矩形土坑（這是同構巫術的一種，可以強化巫術的感應力量），將那些令人生畏的事物徹底銷燬。

毫無疑問，只有極度強烈的宗教恐懼，才能迫使勝利者放棄物質貪慾，拒絕黃金的誘惑，而將敵人的寶器盡悉毀滅和掩埋。

耐人尋味的是，燔祭運用了中原常見的硃砂巫術。這種硃砂往往被塗抹在屍骨/人像/面具的五官孔竅、還有箱體/棺槨的內側等。它的語義無疑是雙向和自我悖反的，它既能庇護死者得以重生（紅色猶如鮮血，是生命力的重要象徵），又能阻止心懷怨恨的亡靈從冥界溜出來，侵擾在世親屬的日常生活。這種巫術起始於石器時代晚期的仰韶文化，延續至青銅和鐵器時代，並泛見於整個東亞/泛太平洋地區（包括美洲的瑪雅文化和印加帝國）。

▲硃砂（圖/圖蟲創意）

硃砂巫術屬於一個全然不同的神學體系，而跟三星堆王國的“三觀”嚴重不合。西亞文化共同體的神學，只支援黃金美學，並不支援硃砂巫術（例如在巴比倫，硃砂僅用於繪畫顏料，參見《舊約·以西結書》）。這種分化景象也支援我的推論，即燒死“諸神”的主兇，並非三星堆王國的祭司們，而是那些原住民群體，只有他們才擅長使用硃砂這樣的“辟邪”毒物，對前朝神器進行焚燬前的塗抹和拋撒（其中有的可能僅用於人像著色，這個還有待進一步甄別）。顯然，這不是在為已經潰敗的移民政權祈福，而是要封殺那些神靈的法力，以免它們有朝一日捲土重來，擊碎勝利者的政治夢想。

這是一場典型的神學戰爭，而且還呈現出古怪的拉鋸戰形態。考古人員發現，各“祭祀坑”的年代其實並不一致。只有一種原因能解釋這種現象，那就是在第一次戰敗後，那些異鄉移民東山再起，擊潰本地土著權力，實現了文明的復甦。又過了若干年，土著權力再次發起攻擊，並進行新一輪的聖器焚燬。

沒有任何文明能夠經受住這種絞肉機式的反覆摧殘。三星堆王國幾經起伏和掙扎，終於消失於歷史記憶的縫隙之中。

從金沙遺址提供的文物證據看，新政權只接管了三星堆王國的小部分事務，如黃金美學（如黃金面具與神鳥箔片）和象牙貿易（如大量象牙原料及其半成品），並擁有來自良渚的罕有寶器——十節玉琮等等，此外，它保留了作為地緣經濟基石的蠶桑技術，此後好像還開發出筇竹杖和甘蒟醬之類的農副產品，如此等等。但三星堆王國的神學重器，以及支撐該體系的青銅鑄造/焊接的先進技術，都已蕩然無存。

▲金沙青銅“小立人”（圖/網路）

目前僅有的金沙青銅“小立人”（高度僅為6。2釐米），面部扁平，眉弓突起，顴骨高聳，蒜鼻，戴冠，腦後為仔細梳理的髮辮，其容貌、裝束和氣質，都完全融入當地原住民社群，而跟三星堆造像出現了質的區別。成都平原的造型美學，終於排除異端，接駁本土的濃郁“地氣”，重歸純正的蜀人文化血統。

迷你“小立人”顯然是一位祭司，他手握活蛇的姿勢，是對“大立人”的刻意模仿，顯示其擁有祭祀的最高權力。他試圖告訴我們，在金沙王國，蠶農出身的辮髮族，已經翻身做主，過上了坐擁權勢、財富和名望的理想生活。

受到高調張揚的“太陽神鳥”金飾，外緣直徑12。5釐米，厚度0。02釐米，還不到一隻巴掌大小，充其量只是一件小型飾物，連普通祭器都談不上，更遑論核心神器，跟三星堆重器——通高396釐米的生命樹、通高260。8釐米的“大立人”、高66釐米、寬138釐米的銅縱目面具、以及新發現的預計重500克的大黃金面具相比，可謂天壤之別。

雖然製作精美，但僅憑這種細小而輕薄的體量，似乎難以承擔日神崇拜的符號學重任，更不能成為新王國的信仰核心。它不過是三星堆神學殘留的碎片而已。

▲“太陽神鳥”金飾（圖/網路）

為營造祭祀現場的視覺衝擊力，神器應當具備宏大尺度，這是構築神聖宗教儀軌的第一要素。正是基於這個原理，小箔片被博物館放大30倍，做成了大型圓雕，最終升級為成都市的形象標識。但這是時隔三千年後放大體量的結果，它製造了“重器”的錯覺，卻跟“太陽神鳥”的原型相距遙遠。

我要在此重申，由於成都地區缺乏日照，居民渴慕陽光，金沙王國有限吸納了三星堆的太陽信仰，甚至部分祭祀儀軌的形式，卻徹底拋棄它的崇拜核心——縱目神，摧毀了原有的神學框架，由此製造了“買櫝還珠”的逆向效應。

無論在文化的性質、體量和等級上，金沙都不是三星堆的真正繼承者。

恰恰相反，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令人震撼的歷史場景：那些無畏的古蜀戰士，揮動髮辮，手捻硃砂，焚燒神像和“洋貨”，驅趕或處死“西方傳教士”，經過許多年的頑強鬥爭，終於推翻“殖民者”的統治，終結“西方文明”，實現了本土寶墩文化的“偉大復興”。

三星堆王國覆滅的原因，至此已經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