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定河曾有“小黃河”、“渾河”、“無定河”之稱，清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整修河道後，賜名“永定河”，沿用至今。永定河自北京西山經盧溝橋南下，流經河北省廊坊市固安、永清、安次、霸州等縣，從天津匯入海河。自隋唐以來，因其河道往來遷移不定，［1］水患連年頻發，因而京南各縣深受其害。安次縣治［2］就因水患屢屢逼迫，不得不多次遷移。由於明清以前地方誌或簡略或缺失，明清時期在縣誌編撰和存留等方面又存在諸多問題，造成了今人對安次縣城曾遷址崧州城的誤識。
一． 安次縣沿革及遷徙概況
據《漢書·地理志》載，安次縣始設於西漢初年，屬渤海郡。縣治位於今廊坊市西外環的古縣村，［3］經後漢、魏晉、北朝至隋，一直沿襲近800年左右。在此期間，永定河一直經由北京城向東入北運河出海，“東漢至隋，永定河已移至北京城南，即由石景山南下到盧溝橋附近再向東，經馬家堡和南苑之間，東南流經涼水河入北運河。”［4］隋唐之際，永定河分為兩支，北支仍走馬家堡和南苑之間，南支最初沿鳳河，後逐漸西擺至龍河。安次縣境於是成為永定河泛區，縣城直接處於水患威脅之下，由此開啟了縣治屢次遷徙的歷史。
據縣誌記載，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因永定河逼近縣城（今龍河河道，緊鄰古縣村西），浸毀西部城牆，縣城入水被淹，縣治被迫遷於東南五十里石樑城［5］（今廊坊市安次區調河頭鄉朱官屯村北，位於今安次境內的永定河河道北側）；貞觀八年（公元634）又從石樑城遷於西北五十里的常道城［6］（今廊坊市廣陽區九州鎮北常道村）；開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再遷於常道城東南數里的耿就橋行市南［7］（今廊坊市廣陽區九州鎮）。這三次遷移，都是永定河河道在安次境內頻繁變動和屢次水患災害造成的。
後晉天福元年（公元936），石敬瑭割燕雲十六州賂獻契丹，安次歸屬遼地，隸屬遼國南京析津府。後來安次又為金國屬地。元朝建都大都城後，安次縣改縣升州，稱為東安州。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因永定河逼近，城牆被毀，東安州被迫移州治於東南約五十里的常伯鄉張李店村（今廊坊市安次區仇莊鄉幸福村、光榮村一帶），原州治所在地便俗稱為“舊州”［8］。洪武九年（公元1376）又降東安州為東安縣。民國三年（公元1914）改東安縣為安次縣。1951年，永定河淹沒縣城，［9］城倒房塌，百姓無處容身，中共安次縣委在組織救災的同時，將政府機構臨時遷至安次縣廊坊鎮［10］（今廊坊市前身）。
上述五次遷移（古縣石樑城常道城耿就橋行市南常伯鄉張李店村廊坊鎮）在縣誌、《順天府志》、《畿輔通志》等文獻中都有記載，且時間明確。
此圖據《東安縣誌》手繪，為明末清初東安縣境河道概圖，未標明的河道為永定河及支汊，圖中東安縣為明、清時縣治所在地。
二 “崧州城”縣治說
由上可知，安次縣治歷史上曾發生了五次遷移，但是在當地卻有著六次遷移的說法，即縣治曾移至過“崧州城”（今廊坊市廣陽區萬莊鎮稽査王村）。安次地方誌工作人員認為：後晉天福初年（公元936），石敬瑭割燕雲十六州時，安次歸屬遼國，縣治隨即移至菘州城。當地的官網和報紙也採納了這種看法，如“安次縣治曾歷經古縣、石樑城、常道城、耿就橋、崧州城、舊州6次遷徙。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因渾河（永定河）水患，其治所從舊州遷到常伯鄉張李店。”［11］如果此說成立，那麼安次縣治就曾於公元936年從耿就橋遷往崧州城，又於公元1369年從舊州遷往常伯鄉張李店村。這樣問題就產生了：崧州城縣治時期何時結束，縣治又於何時遷回舊州的？有何文獻依據？
當地地方誌專家提出，崧州城曾為安次縣治的依據有二：一是康熙《東安縣誌》卷二“地理志”之“古郡名”中記載，“安墟，古名；安次，漢名；修市，漢名；安城，魏名；崧州，遼名。”［12］地方誌專家將該句解讀為：安次縣在古代曾名為安墟；漢代為安次縣，後為修市縣；魏時稱安城縣；遼代時為崧州。而且專家們還認為，遼滅亡後，縣治又從崧州城遷回到耿就橋行市南（即舊州）。但是，若僅依此句記載和此種解讀，就斷定安次縣曾遷至崧州城，則明顯證據不足，而且何時從崧州城遷回到耿就橋行市南也沒有任何依據。二是該志卷二“古蹟”中有關“崧州城”的記載：“在縣治西北七十里，遼稱城，古喇王店，即今機察王是也。”［13］地方誌專家認為，崧州被稱為“城”，必定曾是縣治所在地，否則不會被稱為“城”。這種理由很牽強，稱為“城”並不意味著縣治曾遷移到此，該志中所記為“城”的地方還有很多，如葛漁城、裡狼城、外狼城、團城等等，不可能都曾作過縣治。
三 縣治有無遷移“崧州城”辨析
現存最早的安次方誌為明代天啟年間成書的《東安縣誌》［14］，然後分別是清代康熙《東安縣誌》［15］、乾隆《東安縣誌》［16］、民國《安次縣誌》［17］，另有《安次縣舊志四種合刊》為以上四種縣誌合刊本。有關安次歷史沿革的古籍文獻還有《畿輔通志》、《順天府志》和《永定河志》等，《日下舊聞考》和《水道提綱》也稍有涉及。
因現存天啟《東安縣誌》已缺失沿革、建制類記載，康熙《東安縣誌》則為最早記載安次縣治變遷的方誌了。康熙《東安縣誌》“沿革”中相關文字為：
唐高祖以東安隸涿郡，武德四年移縣東南五十里石樑城。貞觀八年，又移縣西五十里常道城。懸（玄）宗開元中，改（幽）州為范陽郡，此地仍隸范陽，二十三年又移於耿就橋行市南。肅宗乾元中，復又改東安為安次，仍隸幽州。石敬瑭結唐燕十六州以之安次遂為元年升幽州，安次隸焉。開大元年更幽都為永安析津府，安次隸如舊。天會元年又析為河北東路，而安次隸之。［18］
為缺文，對照其它志書，如乾隆《東安縣誌》卷一“地理志·沿革”中相關文字為：
唐高祖武德初年以東安隸涿郡，四年移縣治於東南五十里石樑城。太宗貞觀八年移縣西五十里常道城。玄宗開元中改為范陽郡，東安仍隸范陽，二十三年移縣治於耿就橋行市南。肅宗乾元中，復改東安為安次，仍隸幽州。石晉天福初，割燕雲十六州以賂契丹，安次遂為遼地。遼會同元年以幽州為南京幽都府，安次隸焉。開泰元年改南京為燕京，幽都為永安析津府。保大末入於金。宋宣和五年，幽州入宋，置燕山府路，收復山前州縣，安次隸焉。後七年，郭藥師以燕山叛，沒於金。金天會七年，屬河東北路大興、宛平等十縣，安次在焉。［19］
三種版本的乾隆《東安縣誌》（清刻本、四種合刊本、臺北成文字）自“唐高祖武德初”至“石晉天福初”，在文字上略有不同，而自“石晉天福初”至“保大末入於金”則完全一致。三種版本的民國《安次縣誌》（民國三年本、四種合刊本、臺北成文字）卷一“地理志·沿革”也是相同情況。以乾隆志或民國志對照康熙志，可補上述部分缺文。
石敬瑭結遼兵反後唐割燕雲十六州以賂之遼安次遂為遼地會同元年升幽州，安次隸焉。
下劃線文字為本文作者所補，“石敬瑭結遼兵、反後唐，割燕雲十六州以賂之遼，安次遂為遼地，囗囗囗囗。會同元年升幽州，安次隸焉。”中間所空四字是否可補為“移治崧州”或“移於崧州”呢？從前後幾次遷移記錄的文字慣例看，不僅記述了遷往何地，往往還記述遷於何時，若果真曾遷崧州城，從前後時間來看，還應當補缺文“天福某年”或“天福某某年”，那麼此處四字缺文肯定不能將時間、方位補全了。
既然從乾隆和民國縣誌中不能補證康熙縣誌是否記有移於崧州城，那麼還可以利用本校法核對每種縣誌自身前後的文字記載。
先是康熙《東安縣誌》。該志“古蹟”所載：“舊州，在縣治西北四十里，安次之西。金以前為縣，元升為東安州，嘗經渾河沖決，後人漸復輳居，亦名東安州。”［20］可以推斷出，金代以前和元代時的治所都位於舊州，而金以前就是遼，即遼國時舊州為縣治所在地。另外，據“公署”載，“縣治舊在常道城東耿就橋行市南，因渾河水患，洪武三年十一月主簿華得芳移治於常伯鄉張李店，即今縣治是也。”［21］再次確認了明代以前的治所位置為耿就橋行市南。而“學校”中“廟學在縣治西，先唐開元間建於耿就橋行市，前元中統四年改縣為州，升為州學。至正二十三年因渾河水患移於州治東朝正坊。至明洪武二年改州為縣，又為縣學，三年，復因渾河水患，隨縣通遷於張李店，即今廟學是也。”［22］這條記載則更明確地指出自唐代開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元代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間，廟學一直在耿就橋行市南（舊州）衙署治所的西邊，明代安次縣治直接遷自於耿就橋行市南，該地作為治所長達630餘年。
再看乾隆《東安縣誌》和民國《安次縣誌》。乾隆《東安縣誌》“沿革”中，從“（開元）二十三年移縣治於耿就橋行市南”至“（洪武二年）是年東安因渾河為患，遷治於常伯鄉張李店。九年，改東安州為縣。”［23］即從唐開元二十三年至明洪武二年之間，治署並無遷往他處的記載。“城池”中載“自前明洪武二年從常道城之耿就橋行市南遷治於常伯鄉張李店，即今縣治是也。”［24］“義學”中載“學宮在縣治西，唐開元間建於耿就橋行市南，元中統四年改縣為州，升為州學。至正二十三年因渾河水患移於州治東朝正坊。至明洪武二年，復因渾河水患，隨縣治遷於今地。”［25］可見，乾隆《東安縣誌》中“地理”“建置”“學校”三處所記，並無相互衝突或言之不明之處（且三種版本相同），都是縣治從耿就橋行市南直接遷於常伯鄉張李店，且有兩處表明從唐代開元年間至明初遷治之前，治所一直在耿就橋行市南。至於民國《安次縣誌》“地理志”中“沿革”和“學制”所記皆同於乾隆志相應內容，只有“城池”中有一字之別，即“自前明洪武”改為“自明洪武”而已。
綜上，各種版本的康熙《東安縣誌》、乾隆《東安縣誌》、民國《安次縣誌》不但都沒有治所遷往崧州城的記載，反而都有自唐代至明初治所一直在耿就橋行市南的記錄。
最後，再看崧州城被誤認為縣治的由來。康熙《東安縣誌》“古蹟”中，“崧州城，在縣治西北七十里，遼稱城，古喇王店，即今機察王是也。”［26］前已論述，遼之前此地古名為喇王店，遼代時稱崧州城。但在乾隆《東安縣誌》中卻變成：“崧州城，在縣治西北七十里，遼古喇王所置州，即今之機察王村也。”［27］民國《安次縣誌》載：“崧州城在縣治西北五十里，遼古喇王所置州，即今稽察王村也。”［28］兩志所載除了“機”與“稽”字不同、道里遠近不一外，語意並不相左。這說明清代初年（康熙時）還能正確記述地方古蹟演變，但到乾隆時編撰地方誌的人開始附會演繹，把康熙時的“古喇王店，即今機察王是也。”（古時的喇王店村，即是今日的機察王村），訛傳為遼國的某位“古喇王”建立的州城，也就是說，將一個村名轉訛為遼國的某個王，把崧州城的“州”理解為州縣行政區劃，把“城”視為州縣治所之城了。民國時人編撰志書，往往只照錄前人，少有更訂。到了現在，今人不但沿襲訛誤，還將其視為遼屬安次的州治，由此可能也就產生了安次曾遷治於崧州城的說法。可見，乾隆《東安縣誌》和民國《安次縣誌》雖在沿革上清晰地記載了治所幾次遷徙的時間和地點，卻在崧州城的記述中添加了附會演繹。
另外，康熙《順天府志》也記述了安次縣治的變遷，但“沿革”、“縣治”、“學校”及“古蹟”中都沒有提及崧州城，“武德四年，移置石樑城；貞觀八年，又移置魏常道城；開元二十三年，又東移於耿就橋行市南。元初屬霸州，後升為東安州，隸大都路。明洪武初，改為縣；二年因渾河為患，遷於常伯鄉張李店，即今治也。”“縣治舊在常道城東，耿就橋行市南。因渾河水患，明洪武三年，主簿華得芳移治於常伯鄉張李店，即今治也。”［29］光緒《順天府志》在安次縣“沿革”中記有“開元二十三年又自常道城東移於耿橋行市南，置治，即今舊縣也，遼金皆因之。”在“縣治”中記有“開元二十二年又自常道城移耿橋行市南置，遼金並因之。”［30］雖然兩處記載在時間上並不一致，但也說明遷於常伯鄉張李店村之前的舊治為耿（就）橋行市南，遼金時期一直因襲沿用。該志還簡要介紹了歷次縣治遺址的存留情況，但根本沒有提及崧州城。以上康熙、光緒兩《順天府志》記載，都說明自唐開元二十三以來至明初一直沒有遷移過治所。康熙《順天府志》（約修成於公元1684年，見閻崇年校注本）晚於康熙《東安縣誌》（成書於公元1673年），但不像民國《安次縣誌》那樣完全照抄乾隆《東安縣誌》，康熙《順天府志》除綴輯各地呈送的縣誌外，還另有明確資料來源，如《明史》、《讀史方輿紀要》等等。另外，光緒《畿輔通志》有關府州縣沿革的內容中也無安次縣治遷於崧州城的記載。
綜上，可以明確斷定，安次縣治曾移於崧州城的說法不成立。
（此文原刊於《中國地方誌》2019年第2期）
［1］ 安次、永清、固安等縣境內現仍存在多條永定河河道，京南自太行山以東至海的其它河流如小清河、拒馬河、牤牛河、白溝河、大清河等都曾被永定河奪流並軌，許多河流如今鳳河、龍河、天堂河、半截河、啞叭河等是其遷移後留下的故道。不同於黃河等其它河流，主河道一旦遷移，故道就不再是流經之地，永定河可以同時擁有多條河道，也會重新流經故道。在清代以前，每年永定河的主溜流經哪條河道難以確定，且常侵奪其它河流的河道。歷史上稱其為“無定河”，主要指其沒有固定河道。
［2］ 縣級政府機構所在地，因古代一般修有城池，故也稱縣城所在地。
［3］ 據康熙《東安縣誌》等記載，“在縣治西北四十里，漢置安次縣於此，基址尚存，今易名古縣。”廊坊市博物館鎮館之寶唐代隆福寺石制長明燈樓出土於此。
［4］ 段天順：《略論永定河歷史上的水患及其防治》，《北京史苑》第1輯，北京出版社，1983年，第5頁。
［5］ 從明初《順天府志》來看，石樑城的位置已不能詳考，但按乾隆《東安縣誌》和《方輿紀要》所載，該地原為明清時期安次縣常伯鄉灰城村。據地方誌專家介紹：1954年永定河氾濫，將灰城、東立莊、南七莊三村夷為平地，村民全部外遷，到上世紀80年代初，這裡仍是水患後的鹽鹼荒灘之地，因開辦燒磚廠，深挖取土時發掘出許多古代遺物，可大致斷定石樑城方位。但石樑城作為縣治所在地前後不過十幾年，而且依據古縣村出土隆福寺長明燈樓等文物看，當時舊縣城（古縣）並未完全廢棄，許多官紳富戶仍居於此。可以推斷，石樑城縣治時期尚未建有完善官方機構，也沒能聚集大量富庶居民。
［6］ 按《元和郡縣誌》等文獻記載，常道城為北魏時常道鄉公封邑，唐代改作縣城，後被永定河沖決埋沒。需說明的是，貞觀八年遷至常道城後，永定河主河道又從龍河西移到今天堂河，在天堂河與龍河之間為患，最終沖毀常道城，今遺址之上有南常道村和北常道村。
［7］ 縣治遷到耿就橋行市南後，永定河除時常侵奪天堂河、龍河河道外，其主河道繼續西移、南擺，在宋遼、宋金時期曾西移至太行山東麓，奪拒馬河等河道南流，至今雄安新區奪白溝河、大清河等折向東流，北宋著名三關（雄州、霸州、信安軍）即在界河（當時的永定河）以南。由於宋元時期永定河遠離安次縣境，安次縣治得以幾百年穩定無虞。元代後期永定河又東遷回到安次縣境，再次迫近縣城，並在明朝初沖毀西部城牆，河水浸入城內。
［8］ 原為廊坊市廣陽區舊州鎮，近年改為九州鎮。
［9］ 1954年前後，由於水患，縣城完全埋沒於泥沙之下。
［10］ 清末時已通火車，聯接京津，義和團運動時期著名的廊坊大捷即發生於此地。由於縣城完全埋沒，廊坊鎮便成為新的安次縣治所在地。
［11］ 《恢復傳統歲月街區還原古城風貌傳承家鄉文化》，《廊坊日報》2017年4月7日，第7版。
［12］ 王文琳等輯：民國《安次縣舊志四種合刊》之《康熙東安縣誌》卷2《地理志·古郡名》，民國二十四－二十五年（1935-1936）鉛印本。本文簡稱為康熙四種合刊本。
［13］ 康熙四種合刊本卷2《地理志·古蹟》。
［14］ 鄭之城修，邊侖等纂：天啟《東安縣誌》，天啟五年（1625）刻本。見《明代孤本方誌選》，存卷2至卷6。另有民國《安次縣舊志四種合刊》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0年影印本。
［15］ 李大章修，張墀纂：康熙《東安縣誌》，康熙十六年（1676）刻本。現藏於國家圖書館，殘損較重，多處字跡漫漶不清。另有康熙四種合刊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5年影印本。
［16］ 李光昭修，周琰纂：乾隆《東安縣誌》，乾隆十四年（1749）刻本。除《安次縣舊志四種合刊》本外，另有據李光昭纂修、民國二十四年鉛字重印本的《東安縣誌》，“中華方誌叢書”華北地方，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8年影印本，第130號。以上三種本文分別簡稱為乾隆清刻本、乾隆合刊本、乾隆臺北成文字。
［17］ 劉鍾英修，馬鍾琇纂：民國《安次縣誌》，民國三年（1914）鉛印本。除《安次縣舊志四種合刊》本外，另有據民國三年劉鍾英纂修、民國二十五年馬鍾琇等增刊本影印本的《安次縣誌》，“中華方誌叢書”華北地方，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9年影印本，第179號。以上三種本文分別簡稱為民國三年本、民國合刊本、民國臺北成文字。
［18］ 康熙四種合刊本卷2《地理志·沿革》。標點為本文作者所作，下述引文標點也是。
［19］ 乾隆清刻本。另見乾隆臺北成文字卷1《地理志·沿革》，第30-31頁。
［20］ 康熙四種合刊本卷2《地理志·古蹟》。
［21］ 康熙四種合刊本卷3《建置志·公署》。
［22］ 康熙四種合刊本卷3《建置志·學校》。
［23］ 乾隆臺北成文字卷1《地理志·沿革》，第30－31頁。
［24］ 乾隆臺北成文字卷2《建置志·城池》，第35頁。
［25］ 乾隆臺北成文字卷3《學校志·義學》，第72頁。
［26］ 康熙四種合刊本卷2《地理志·古蹟》。
［27］ 乾隆清刻本、乾隆四種合刊本、乾隆臺北成文字的此處記述相同。見乾隆臺北成文字卷16《古蹟志·古蹟》，第336頁。
［28］ 民國三年本、民國四種合刊本、民國臺北成文字的此處記述相同。見民國臺北成文字卷1《地理志·古蹟》，第64頁。
［29］ 張吉午纂修，閻崇年校注：康熙《順天府志》卷3《建置·沿革》，中華書局，2009年，第76、91頁。
［30］ 繆荃孫纂修：光緒《順天府志》卷2《地理志》，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第425、430頁。繆荃孫於光緒丙戌年（1886）抄自永樂大典《順天府志》殘存八卷，因而實際上早於康熙《順天府志》和康熙《東安縣誌》，也早於天啟《東安縣誌》。
作者簡介：王玉亮（1973－），河北省廊坊人，天津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中外歷史比較及明清地方史研究。
作者簡介：金久紅，1972，廊坊永清人，教授，廊坊師範學院學報編輯部，研究方向：中國史學史及明清地方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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