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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產業家 ，作者|鬥鬥 ，編輯|皮爺

在德國巴伐利亞州的一個東北小鎮上，坐落著一家制造廠，其從外觀上看只是三座簡易的廠房，但卻被譽為德國工業4。0的模範工廠。

“我們工廠的質量合格率高達99。9988%。”工廠負責人卡爾·位元納說。

這個工廠主要生產可程式設計邏輯控制器（PLC）和其他工業自動化產品。在這些產品的整個生產過程中，無論元器件、半成品還是待交付的產品，均有各自的編碼。

電路板組裝好送上生產線之後，可全程自動確定每道工序。生產的每個流程，包括焊接、裝配或物流包裝等，一切過程資料都記錄在案並可追溯。

更為重要的是，在一條流水線上，可以透過預先設定控制程式自動裝配不同元器件，生產出各具特性的產品。

很顯然，在這家工廠裡，小到一顆螺絲釘，大到整個產業，都被賦予了數字的能力。

縱觀世界200多年的工業化歷程，工業始終處於經濟發展的核心地位，不僅是大國崛起的根基，更承載著綜合國力。

中國用70年的時間走過了發達國家200多年的工業化歷程，工業經濟迅猛發展，主要工業品產量居世界前列，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站在數字時代的洪流中，目前，我國的工業數字化轉型仍處於“蠻荒時期”。工業企業不知道如何轉、工業軟體無法滿足企業所有需求、工業數字化平臺專業度不足……等諸多問題層出不窮。

中國工業數字化問題與未來到底在哪？中國如今的工業SaaS如今進展到哪一步？在工業網際網路大基調確定的當下，它正在成為當下中國數實融合中最核心的問題。

一、工業數字化的“面子工程”

走得太快，必將錯過很多風景，在我國工業發展程序中亦是如此。

從資訊化到數字化，再到智慧化。中國的工業發展一直在補作業。

一、工業數字化的“面子工程”

工業不同於服務業，其有著重資產的屬性，數字化涉及軟硬體以及整個流程的改造，耗資巨大，所以導致其數字化轉型所帶來的收益更加偏向長期主義。

“曾經有個平臺給某一鋼廠做節能，鋼廠就提出對賭，建設平臺的費用從每年節省的能源費用中抽取，最後的合作草草了之。”一位業內人士表示企業最關心的是投入產出比。

一個很清晰的事實是，企業主們選擇數字化最原始的目的不是帶動產業發展，也不是推動數字經濟等宏偉的目標，而是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換句話說就是“降本增效”。但是對於工業企業而言，短期來看，數字化並不是降本增效的首選。

“把工位工序數字化以後，由於大量時延的存在，甚至效率還不如以前的半自動化生產線。”一位業內人士表示。諸多此類的體驗，逐漸地給工業數字化扣上了“樣子貨、面子工程”的帽子。

其實，很多大型工業企業在我國工業生產領域處於壟斷地位，從而導致某些企業並未過於關注客戶訴求、設計好客戶產品。因此沒有動力去重視經營分析，這類企業有時會把數字化當做一種政治任務。

而中小型工業企業生存困難，付費意願低，有點利潤便會選擇購買裝置，增加產能。無法拿出其他精力、資金投入數字化轉型中。

所以，從這個層面來看，工業數字化“面子工程”的說法並非空穴來風。

當然，除了工業企業自身的原因，還有來自工業數字化服務商的問題。

官方資料顯示，截至2021年底，全國工業企業關鍵工序數控化率、數字化研發設計工具普及率分別達55。3%和74。7%。然而據產業家瞭解，我國工業數字化滲透率僅為23%左右。

很明顯，

數字時代下，補作業的同時還要迭代進化，在這種土壤生長出來的中國工業，不出意外地陷入了商業的窘局。那就是“政府熱，企業冷”。

對此，一位工業企業主說道，“我們也想轉型，但是找了一圈，沒有能滿足我們需求的數字化廠商”。他認為，工業企業的業務流程極其複雜，這要求軟體更是靈活，以支援二次開發，應對業務需求的變化。但工業軟體不夠靈活，一些數字化解決方案專業度又不高。

事實上，從更大的層面來看，由於歷史遺留問題，中國工業在歷次工業革命中都處於相對落後狀態。中國工業並沒有像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那樣由第三次工業革命逐漸過渡到第四次工業革命，許多中國企業仍處於工業2。0，甚至更低的水平。

這表明很多工業專案確實是正在轉型，但距離真正滲入整個企業還有差距，簡言之，現在僅僅是“能用”，即能看、能控、能統計、能儲存……，離“好用”還有很大差距。

這需要工業數字化產業鏈共同的協作，最早意識這一點並行動的不是工業企業，而是工業數字化服務商們。

工業數字化，需要從最原始、最底層、最深處進行改造。

一個改變發生在工業數字化廠商中。

從根本來看，數字化轉型的前提是找到一個幫助其找出問題、解決問題的合作伙伴，而在工業企業轉型的過程中，工業軟體、平臺成為重要角色。

二、“平臺行業化”+“軟體定製化”

前者平臺層包括了協同研發、協同製造、資訊交易和資料整合等工業雲平臺；後者軟體層包括了研發設計（CAD、CAE、CAM、CAPP、PDM、PLM）、資訊管理（ERP、FM、CRM、SCM、HRM、EAM、BI）和生產控制軟體（MES、SCADA、DCS），是幫助企業實現數字化價值的核心環節。

從競爭格局來看，主要分為以用友、金蝶等為代表的傳統軟體廠商；以海爾卡奧斯等為代表的製造業自研廠商；阿里雲、騰訊云為代表的網際網路大廠；以浪潮、華為等為代表的系統解決方案廠商；以樹根互聯、崑崙資料為代表的初創廠商五大陣營。

可以發現的一個現象是。

二、“平臺行業化”+“軟體定製化”

這種變化背後，是工業企業需求之下，工業軟體、平臺的自我革新。

具體來看各個陣營的優劣勢。傳統軟體廠商在雲計算、大資料等新興技術的加持下，不斷進行自我改革，搭建中臺，程式碼平臺，往saas服務轉型，目前，可將原有成熟軟體解決方案向工業領域延伸。但總體來看，雲計算技術稍弱。

與傳統軟體廠商有著同樣劣勢的還有製造業自研廠商，其優勢也較為明顯，由於生根於製造業，所以比起其他廠商更加熟悉生產製造流程，所以可以孵化出專業的工業平臺。但畢竟是發展較晚，雲計算技術儲備不足。

而對網際網路大廠而言，由於常年的技術儲備，所以雲計算技術處於領先地位，但其缺乏專業、全面的工業知識，簡言之就是不夠行業化，缺少行業know-how，所以近幾年一直再往產業網際網路方面發展，希望補齊短板。

再有就是系統解決方案廠商，這類廠商由於有這大量政府、大型企業資源，在企業資料安全等方面更有優勢，更易獲得大型工業企業的青睞，可以為工業企業提供基礎設施、平臺等資訊服務。但這類廠商比起網際網路大廠而言，在雲計算技術方面也稍若。

最後在看初創廠商，這類廠商的創始團隊通常來自頭部資訊與工業企業，深知工業企業轉型痛點，與數字化轉型的關鍵節點，在工業領域專業度較高，可為特定工業提供行業解決方案。但初創企業通常資金實力較弱。

從各個陣營的優劣勢可以明顯的發現，專業性、可拓展性、雲計算技術是致力於工業數字化廠商的重要競爭力。

工業數字化產業鏈可分為上游的裝置層、網路層；中游的平臺層、軟體層；下游的應用層和安全體系等六大部分構成。數字化轉型的主要推動者則聚焦於中游的平臺層、軟體層。

這樣的變化，也為我國工業數字化轉型帶來了真正的提升。

金蝶、用友這幾年高舉高打ERP的喊聲越來越小，網際網路大廠TOB業務越來越強調行業know-how。

在位於義烏的東方日升光伏工廠裡，工程師劉海楠不再需要跨越大半園區的跑上跑下，去保障工廠裡各種精密裝置的正常運轉。

現在，當有裝置出現故障時，他的手機會第一時間響起，他要做的不再是接電話，而是像一個滴滴司機那樣，選擇是否“接單”。他和同事們會選擇離自己近的需求，並且可以更早判斷問題的嚴重程度——問題先會提示給初級維修人員，若確認是比較嚴重的故障，劉海楠們才需要出場。

而這種“搶單”功能的背後，是低程式碼平臺。其適用於不同背景的員工，讓他們都能進行自主研發，讓系統更好地適配工業流程中的各種需求。

而是企業與低程式碼平臺完美連結的便是數字化平臺——釘釘。基於釘釘，實現了協同研發、協同製造、資訊交易和資料整合。

這是工業數字化平臺的一個縮影，除了釘釘，飛書、企業微信的變化也在讓工業領域發生質得變化。

工業軟體帶來的變化更為明顯。

位於河南和天瑞水泥集團是國家重點支援的12家全國性大型水泥企業之一，產能位居全國前列。

天瑞透過用友的MES系統，聯動企業實現了實時採集、無人值守，達到智慧監控，智慧分析，目前平臺已接入了33家企業。天瑞建設分散式高擴充套件的工業大資料庫，每秒採集這些系統工藝資料，實時採集儀表、水、電、氣、煤、油，採集壓力機、工業分析儀等資料。

目前接入的33家企業，共設計完成618幅監控畫面，總計採集了135187個數據點。每年產生4。26萬億條資料。

因此，天瑞積累了大量的資料。透過平臺的應用，貫穿了整個接入企業的生產環節，確保了生產過程真實、透明、精細、時效、準確，打通了企業的ERP和工業層的聯動協調管理，真正實現產供銷一體化。

透過對移動畫面、列表、趨勢、報警等多種監視手段，對生產現場的工藝、裝置情況進行分析，隨時發現異常。基於MES實時資料的能源、成本對比分析。天瑞設計了90個指標，對燃煤有單價、成本，多個指標，進行跨企業跨地區多維度的分析對標。

站在當下來看，整個工業數字化產業鏈的參與者們，其實都已經意識到工業領域數字化的關鍵點以及如何做，即

一個趨勢是，工業數字化平臺需要更加行業化，工業數字化軟體需要滿足客戶的定製化需求。

但在工業領域想要真正實現數字化，並非一兩個特殊的案例就能徹底轉型的。

三、從“能用”跑步進入“好用”

在我國，中小工業企業仍佔據了90%的市場份額，這類工業企業數字化痛點十分明顯，就是沒錢+短期主義者，簡言之，這其中很多企業的訴求就是“活著”。

一個殘酷的事實是，即使他們知道如何轉，也很難參與進來，而這些中小企業恰恰是我國工業轉型的中間力量。

三、從“能用”跑步進入“好用”

“鏈主”因其處於市場中游，可以連結數量巨大、各個環節的供應商，所以有著較為強大的市場號召力，吸引海量訂單，繼而將產需進行精準的匹配。還可以藉助這種號召力，向上遊的供應商提出要求，甚至成為產業標準的制定者，並以此產出質量更好的產品。向下，它以優質產品形成質量優勢向客戶提高報價。最終，鏈主可以做到提高銷售業績的同時為上游供應商提供更多訂單。

在數字化轉型中，若這類“鏈主”在自身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將其數字化能力在產業鏈中推廣，或將滲透其產業鏈中的數萬家企業。

位於長沙的三一重工是重型機械產業鏈上的龍頭企業。2016年是三一重工正式走上數字化轉型之路的起點。這一年，三一重工逐漸從內部流程資訊化走向產業鏈大資料治理，把製造、運營、銷售的所有環節數字化，透過底層技術對資訊進行運算、儲存、共享。

2018年，三一重工體外孵化的樹根互聯設立智慧製造業務，收集生產裝置監控、產品執行狀況等“大資料”，改變了以往物聯網服務的單一模式，向產業鏈智慧叢集生態升級。

首先是運營環節，三一重工透過APS高階排程、MES製造執行系統、能源管理等，實現製造管理過程的數字化。

其次是供應鏈管理環節，三一重工採用了GPS數字化平臺對全球3000多家供應商進行管理，這種統一集採平臺大大增強了對供應商進行管理，這種統一集採平臺大大增強了對供應商的管控效率，使得原材料和零件採購能夠保持統一標準並維持相對穩定的價格。

在這個過程中，企業之間慢慢捆綁，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一開始是他們主動聯絡我的，我覺得是騙子，就沒理他。但是後來一個認識的同行，用了這個系統後真的賺錢了，於是我又重新去聯絡他。”這是一家供應商的自述。

“加入鏈主系統之前，月產能3萬平米的森聯科技只有6000平米的月產量。到現在，森聯科技已經完成了一次擴廠，月產量達到了60000平米，員工總數也從80人增加到200人。”

事實證明，沒有企業會拒絕真正好用的產品。

再比如海爾的COSMOPlat工業網際網路平臺，其也是“鏈主制”的重要體現。

2019年，海爾藉助數字技術打造了全球首個引入使用者全流程參與體驗的COSMOPlat工業網際網路平臺。

COSMOPlat可實現設計研發、生產製造、物流配送、迭代升級等環節全流程與使用者的零距離接觸，提供大規模定製解決方案。

除推動海爾自身轉型外，COSMOPlat正從家電行業向汽車、建陶和服裝等行業延伸，複製構建了衣聯、食聯、農業和建陶等15個行業生態，並在全球20多個國家推廣，助推全球企業的數字化轉型。

毋庸置疑的是，抓住“鏈主”企業就抓住了工業產業鏈、供應鏈的“牛鼻子”。而“鏈主制”也是讓數字化真正滲透工業企業，打破面子工程，讓數字化從“能用”變為“好用”的重要舉措，更是工業數字化邁向下一個十年的重要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