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地球上存在世界末日的話，那麼1986年夏天的切爾諾貝利，一定是最接近末日的樣子。

普里皮亞季的工人文化宮（圖源：oddiviser）

入夏的普里皮亞季（離核電站最近的城市），街道兩邊的松樹早已變成了大片的鮮紅色——並不是因為烏克蘭的冬天來得更早，而是樹木正在因為大量的輻射而枯萎。

街道上空無一人，厚厚的樹葉和泥土蓋住了瀝青的馬路。早在4月底，原本這裡居住的30多萬居民已經被蘇聯當局全部撤離。

居民離開以後，駐紮在普里皮亞季的蘇聯軍警開始了最後的清掃工作：他們挨家挨戶地搜查寵物、家畜，並就地槍決，把屍體拖往掩埋場。

“這是最痛苦的任務”一位戰士後來告訴記者，“每當我開啟一戶人家的大門，狗狗都會搖著尾巴跑過來向我打招呼。殺死他們一點也不困難。”

“我不停地告訴自己：他們留在這裡也是被輻射殺死的命運。所以我現在結束他們的生命，是對他們最大的仁慈。”

防止核洩漏擴散是當前最大任務，救火前線上每時每刻都在死人，這個時候幾條寵物狗的生命也不值一提了。

目標優先順序高於一切，不計一切代價。

在1986年4月26日

凌晨1點23分40秒，

切爾諾貝利的一聲炸響，永久地改變了烏克蘭、乃至蘇聯的歷史走向。

身處在1986年蘇聯的男男女女還不知曉，這是大廈將傾的起點，是蘇維埃聯盟結束的開始。

切爾諾貝利“弗拉基米爾·列寧”核電站，就像它的名字那樣，可以說是蘇聯這個國家的縮影。

從六十年代開始，核電在蘇聯政府內部獲得了極高的重視：核電是未來的能源，是比煤電更環保，比水電更穩定的發電方式。 從70年代起，烏克蘭北部切爾諾貝利市被國家挑選為新式核電站的建設地點，主要原因是靠近大城市（基輔），以及靠近核電站所需要的水源。

圖：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建設中（圖源：imgur）

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在七十年代初剛建成的時候，可以說是蘇聯國家的驕傲，是蘇維埃科學優勢的體現。核電站所使用的巨型反應爐，RBMK反應爐（大功率管式反應爐）是當時世界上最為先進的核裂變發電裝置。它可以把原子彈那樣不可控的巨大能量，透過精妙的控制裝置轉化成可控的、緩慢的能量，用於發電。

圖：核電站的反應核心。核燃料在這裡加熱水，向發電裝置輸送蒸汽

圖：核電站的發電裝置，蒸汽推動渦輪發電

可以在核電站工作，被蘇聯人認為是非常光榮、且幸運的事情。就在核電站幾公里外，一座全新的城市——普里皮亞季在1970年被建造了起來，用於工人生活、住宿、休閒之用。身處其中，你會有一種社會主義已經實現了的錯覺。

我們從不懷疑蘇聯用舉國之力辦大事的能力，但是，危險也往往潛伏在這樣看似完美的外表之下。當爆炸抹去了所有表面上的冠冕堂皇，你就能看到下面已經精疲力竭苦苦支撐的國家機器。

你甚至會覺得：切爾諾貝利（以及蘇聯），可以執行這麼久，已經是一個奇蹟。

關於4月26日的那場事故原因到底是什麼，世界已經猜測了33年。目前來看，是少數當權者不負責任的指揮，再加上反應堆本身的設計問題，造成了那場災難。

當天晚上，四號核電站在進行一次測驗：想要觀察核電站在失去冷卻水供給之後，能不能順利地使用備用冷卻水供給裝置繼續供水。

按常理來說，這樣的測驗應該在核電站投入使用前就進行。但因為蘇聯當局對這個科技專案的一再催促，核電站的管理者不得不把一部分測驗放到開業以後進行。

執行測驗的，是切爾諾貝利代理總工程師Dyatlov。他犯的一個錯誤，是在測驗前要求把發電機功率關小到一個很小的功率。因為他認為，把發電機功率調小，那麼所需的冷卻水分量也會減小。這樣一來，實驗成功的可能性就會變大。而Dyatlov的仕途，就和這次實驗能否成功緊密掛鉤。

（圖：Dyatlov受審，Dyatlov是坐著的左二）

但是，讓核電站在很低的功率執行是違反操作手冊的行為：因為核心所需的冷卻水，正需要核電站本身所發的電來輸送。如果發電量太低，那麼供水可能就會不足，核心就會有“乾燒”的危險。

隨後，Dyatlov發現反應堆溫度異常，並開始急劇升高的時候，他才反應過來。他下令緊急向反應堆輸送冷卻水。可是高溫讓進入核心的冷卻水瞬間氣化，在冷卻管道內全是氣體，根本起不到冷卻的作用。

反應堆越來越熱，加熱的水蒸氣在核心內越積越多。最終氣壓達到了一個零界點，反應爐爆炸。核心頂部的隔離層直接飛出了天花板，使得放射性染料與反應核心的碎片直接暴露在大氣中。

一個工人說在爆炸發生以後，他在工廠裡看到了滿天的繁星。

Dyatlov的第一反應，是儘可能封鎖訊息，把事態控制在可控範圍之內。

他向高層彙報：發生事故的不是反應堆核心，而是旁邊的發電裝置。他告訴戈爾巴喬夫，現場的輻射水平只有3。6倫琴——雖然比核電站普通水平要高，但還在可控範圍之內。他沒有告訴戈爾巴喬夫的是，核電站使用的輻射表，最高刻度就是3。6倫琴。

第二天，普里皮亞季開始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謠言。但政府一再告訴人們：事故並不嚴重，沒有輻射危險。與此同時，當地黨與政府的官員也決定，為了防止恐懼擴散和“不負責任”的謠言，立刻派軍警封鎖普里皮亞季，沒有人可以離開。

和懦弱的政府有鮮明對比的，是勇敢無畏的基層官兵。

當天凌晨，第一批抵達現場的救援人員是普里皮亞季的消防員。他們被告知工廠只是簡單的屋頂著火。於是一大批勇敢的消防員穿著毫無防護效果的消防服在高度輻射汙染的環境下奮戰了好幾個小時。

他們之中很多人開始感覺到奇怪的現象：嘴巴中可以感受到金屬的味道，工作了一會兒以後，許多戰友開始出現頭暈嘔吐的症狀。有些戰友的面板開始發紅、潰爛、甚至脫落。

這就是典型的急性輻射綜合徵。輻射穿透了薄薄的消防服，像子彈一樣擊穿了人體的細胞，導致大面積組織壞死。第一批進入反應堆的消防員是死傷最為慘重的人群，數十人在兩週內因為身體衰竭而死。

在最初的火焰被撲滅以後，最大的隱患變成了核反應堆下面的積水。此時，核染料的不斷反應，使得核心融化成了岩漿，開始不斷侵蝕下方的設施。

而此時，反應堆正下方有著非常大量的積水。一旦積水與核燃料接觸，瞬間出現的大量蒸汽會讓反應堆發生二次爆炸。與此同時，蒸汽會攜帶大量的核塵埃進入大氣，嚴重加劇核擴散程度。

在緊急關頭，三名志願者挺生而出：核電站工程師Alexei Ananenko 與 Valeri Bezpalov，以及工作人員Boris Baranov自願攜帶消防管道重返反應爐，讓消防人員得以放乾地下室的積水。

三人穿上了簡單的游泳裝置和輻射表，進入了反應堆最深處。在一些區域，核輻射的積水已經超過了人膝蓋的高度。三人在困難重重的情況下，把水管接到了排水栓上，最終成功完成任務。

切爾諾貝利，躲過了更嚴重的一場浩劫。西方媒體說，這三人是拯救了歐洲的英雄。

回到地面的他們立刻被送往了莫斯科的輻射科醫院，他們在輻射區內，已經待的太久了。

而為他們送行的，是從全蘇聯各地源源不斷輸送來的年輕血液：軍人、警察、軍校學生…數十萬青年趕往了北烏克蘭的這個小鎮。

蘇聯最高當局終於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因為遠在瑞典的核觀測站觀測到了蘇聯方向飄來的放射性元素。問題的嚴重性比Dyatlov當初所輕描淡寫的“也就是醫院x光水平”高出了幾十個數量級。

諷刺的是，外國政府的訊息比蘇聯高層自己還要靈通。

在爆炸發生後的36小時，蘇聯當局終於開始撤離民眾。就像當初封鎖滴水不漏一樣，這時的撤離也進行地有條不紊。在很短時間裡，所有居民都被說服留下自己在普里皮亞季的一切，去往一個未知的安置所。

圖：撤離開始後，政府要求市民把所有汽車都集中起來丟棄

在解決完最初的危險後，奮戰在切爾諾貝利的人們需要面對下一項更加複雜的任務：如何處理這個一直在噴射物體的核火山。

蘇聯科學家們給出的方法是：在核設施外圍建造一個巨型的密封裝置，也就是“石棺”，把核廢料永久封印在裝置內部。

為了完成這個計劃，首先需要把暴露在外的核設施覆蓋起來。

軍隊呼叫了當時全世界最大的直升飛機——米26軍用直升機。但就是這樣的龐然大物，對於切爾諾貝利來說也只是杯水車薪。

無數飛行員只得沒日沒夜的把沙土運送到反應堆上空傾瀉，這個過程持續了數個月。在此期間，甚至有飛行員因為暴露在輻射下太長時間，導致眩暈失去意識，墜毀在核反應堆旁…

另一個嚴重的任務，是清理核電站屋頂上的核廢料。因為爆炸的原因，反應堆的部分碎片被拋到了屋頂上，這些碎片具有極強的放射性。

最初的打算，是使用機器人清理這些碎片。蘇聯從全國各地調集了所有可用的遙控機器人，甚至還包括了宇航局貢獻的用於登月的機器人。

但在強烈的輻射下，機器人的線路板被很快摧毀，這些機器人在屋頂上癱瘓。

希望被寄託在了西德政府支援的抗輻射效能最佳的“Joker”機器人上，如果這臺機器人也在屋頂上癱瘓，那麼救援人員就不得不派人去清理屋頂了。

最糟糕的事情還是發生了，Joker在屋頂上癱瘓，更多的蘇聯戰士被派往屋頂救援困住的Joker，但也無濟於事。換來的是更多因為輻射吐到想要自殺的年輕人。後來有媒體披露，當時Joker之所以不行，並不是因為德國技術不足，而是因為蘇聯政府為了保留顏面，故意少說了切爾諾貝利輻射的數量級。導致Joker是按照更低抗輻射的標準設計出來的。

最後，這個任務還是被交給了人。他們被稱作“生化機器”，據一名蘇聯官員說“最好的機器人，就是人”。

一共有3828名“機器人”參與了清掃行動。

由於輻射實在太高，他們每人只能在屋頂上工作2分鐘，鏟兩下就必須離開。由於材料有限，他們穿著的防護服都是現場人員現場簡易製作的衣服。

其實，在那個8000倫琴放射量的屋頂上，任何高精尖的防護服都沒有意義。

清理工作的總指揮，是蘇軍工程兵司令員塔拉克諾夫將軍。他也是第一個前往屋頂鏟輻射物的人。

每一個即將前往屋頂的戰士，都能聽到將軍嘶聲力竭的動員口號。

“同志們請稍息！大家都清楚自己的任務了。

我和政委剛剛到屋頂上面去了一次，那裡也沒什麼了不起！一切就緒，每個人到上面就鏟兩下然後趕緊下來，記住防護要領！

每組十人，不要超過40秒！黨員先上！

其他同志在後面跟著，注意安全。

假期和黑海的療養院已經為我們準備好了。

為了蘇維埃祖國！”

這段動員，塔拉克諾夫將軍每天要進行一百多次，一共有三十多天。但每一次，將軍都有十足的真誠。

“到後來，這段講話就彷彿成為了他的禱告詞，禱告著那些戰士可以平安歸來。”。

最終，在數十萬官兵的努力下，切爾諾貝利的石棺終於打造完成，把潘多拉的魔盒重新封印了起來。

這場救援中所有用到的東西：直升飛機、防毒面具、衣服、都被封存了起來。

切爾諾貝利封鎖區的表面土壤被工人全部翻開，掩埋。

最後一名戰士撤出後，這裡成為了永久的禁區。

在戰士們搶救的同時，莫斯科也在忙碌著。

蘇聯的領導人們想要忙著找到一個可以為這場災難負責的人。自然的，Dyatlov以及核設施的各級領導成為了罪人。

他們被認為是國家的敵人，是他們的操作導致了這起悲劇的發生。

這個結論，與實際主導事故調查的Legasov教授的結論天差地別。Legasov認為，這起事件的根本原因，在於反應堆本身的設計問題，以及蘇聯的國家工業系統的管理問題。

但是這樣一個結論，必須讓蘇聯國家整體做出改變，顯然不如找到一個明確的罪犯更為簡單。正因為官方有了明確的犯人，否認了設計本身的問題。在切爾諾貝利4號發電站發生事故以後，一號二號三號反應堆依然繼續運轉，最後一個反應堆直到2000年才停止執行。

感到無力改變現狀，Legasov在1988年切爾諾貝利兩週年之際自殺。

3年後的1991年聖誕節，蘇聯，這個由工人和無產階級建立的國家，也解體了。

現在來看，切爾諾貝利不但是蘇聯解體的開始，同時也是蘇聯整個國家的縮影。

在這裡，你能看到蘇聯壞的一面：臃腫、腐敗、自私的官僚體系。

但你也能看到蘇聯好的一面：勇敢的戰士，無畏的公民。

他們在責任來臨的時候，不假思索地做出犧牲。

不但拯救了同胞，也拯救了歐洲。

（圖：切爾諾貝利勳章，由紅色的血液和三種輻射射線組成）

如果你問我，蘇聯這個國家最偉大的是哪個時刻。不是他二戰勝利稱霸歐洲的時候；也不是與美國冷戰，操控半個世界的時候。

而是在1986年，當蘇聯已經不復往昔，當國家已經垂垂老矣，60萬青年面對前所未有的災難，用自己的血肉之軀填補上切爾諾貝利的窟窿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