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陽嘉以後，東漢王朝對西域的控制又逐漸削弱，所謂“自陽嘉以後，朝威稍損，諸國驕放，轉相陵伐”。桓、靈時，史書中仍見漢對西域設有西域都護、長史等官發西域諸國兵，如靈帝時涼州刺史尚能發動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之兵毋寧說這是對前代統治之慣性使然，也是東漢王朝為西域所做最後掙扎。安帝以降，東漢社會已然動盪不安，靈帝時內有黨錮之禍、宦官專權，外有張角黃巾，起義和各州軍閥割據，東漢中央政權已然分崩離析，中央王朝對西域的統治必將隨著中原王朝的政治混亂而日薄西山。

順帝永建四年于寘王殺拘彌王

並自立其子為拘彌王，兩者雖都遣使來漢，但儼然已經暴露出西域經營興盛之下的潛在危機，即西域屬國企圖越過漢王朝的統治自決殺伐。到桓帝元嘉二年，西域長史王敬殺于寘王而又為于寘侯將輸焚所殺，斬王建的頭顱懸首於市以示報復。斬殺漢官員影響相當惡劣，應當從嚴初置，敦煌太守馬達聞訊欲出兵擊于寘，然而桓帝竟然不許，召回馬達而以宋亮代為敦煌太守。

宋亮到達于寘後“竟不能出兵”，西域長史被殺應屬重案，一件如此惡劣的事情最後卻為漢王朝不了了之，無異自掃威嚴，而於寘則因此更加肆無忌憚。靈帝熹平四年，于闐王安國再攻拘彌，原本“口七千二百五十一”的拘彌在於闐攻擊下只留千口，可見諸國傾軋鬥爭之嚴峻，而東漢雖發兵立拘彌王，卻並未初置禍首安國。對於兩次在西域鬧出大動靜的于闐國，東漢政府卻聽之任之，這種放任的態度勢必滋生諸國輕慢之心。

東漢自班勇屯兵伊吾以來

在西域地區樹立的統治威嚴或者說漢王朝對西域諸國的向心力，行將瓦解。桓帝永興元年，車師後部王阿羅多因與戊部候嚴皓不和而叛漢，攻擊車師後部屯田區後又逃往匈奴，於是漢立後部故王軍就質子卑君為後部王。卑君立後，阿羅多回來爭位，照理說阿羅多作為叛漢的罪人應該被處竊，西漢時便是如此初置叛漢諸國，然而“戊校尉閻詳慮其招引北虜，將亂西域，乃開信告示，許復為王”，戊校尉閻詳擔心阿羅多會招來北匈奴，為了所謂和平竟收回了卑君的印綬，更立阿羅多為王。

阿羅多事件的初置結果再次說明漢王朝在西域經營己不堪一擊，故而朝令夕改，逃避忍讓，一般認為該事件是東漢的西域經營走向崩潰的標誌之一。靈帝建寧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將敦煌兵五百人，與戊司馬曹寬、西域長史張晏，將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征討疏勒，圍城四十餘日仍不能攻下，這使得漢王朝在軍事上已不能對西域形成壓力，而沒有武力作為保障的西域經營實難維持，故“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禁”。

結語：

綜上，東漢末年中原內部勢力尚且四分五裂，在此時分力加強對西域的控制實屬勉力，是故中央王朝對西域的控制力逐漸在政治、軍事上全線崩潰，它表現在：政治上不能平定西域矛盾，既包括中央王朝和西域國家的，也包括西域諸國之間的傾軋；軍事上不能兵討叛亂，委曲求全，故而中央對西域的威信日益淪喪。西域與中原的關係大抵也在靈帝后期中斷，兩漢王朝對西域的經營自此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