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352或365年—427年），字元亮，又名潛，私諡“靖節”，世稱靖節先生。潯陽柴桑人。東晉末至南朝宋初期偉大的詩人、辭賦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參軍、鎮軍參軍、彭澤縣令等職，最末一次出仕為彭澤縣令，八十多天便棄職而去，從此歸隱田園。元嘉四年（公元427年），陶淵明卒於潯陽。

謝靈運出身陳郡謝氏，祖籍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縣 ），生於會稽始寧（今紹興市嵊州市三界鎮）。為東晉名將謝玄之孫、秘書郎謝瑍之子。東晉時世襲為康樂公，世稱謝康樂。曾出任大司馬行軍參軍、撫軍將軍記室參軍、太尉參軍等職。劉宋代晉後，降封康樂侯，歷任永嘉太守、秘書監、臨川內史，元嘉十年（433年）被宋文帝劉義隆以“叛逆”罪名殺害，年四十九。

一個曾出身高貴而且爵祿在身、名滿天下的詩壇領袖，竟然落了這樣一個可悲的下場，說起來真是令人嘆息。

謝靈運自幼好學，博覽群書，工詩善文，盛名早著。這些都規範和鍛鑄了謝靈運高人一等、傲視萬物的性格。他有與生俱來的爵祿，有前有湖、後有山的田莊，富比王侯，詩譽遠廣，名動京師。

與此相反，後來廢東晉建宋的劉裕，則出身寒微，而且曾經是謝家掌管的“北府兵”的屬員。矛盾和衝突就在這裡產生了。出身高門望族的謝靈運，在東晉劉宋易代之交，竟然戲劇般地成了曾是本族下屬的劉宋皇帝的臣子。對這樣一個新皇帝，謝靈運從骨子裡是瞧不起的。因而他與劉裕的對立和敵視以及他對新政權的鄙視，就是勢所必然的了。

公元420年，劉裕踐帝位，拉攏舊士族中的某些人為新政權服務，謝靈運被起用為散騎常侍，轉太子左衛率。劉裕此舉，不過是做做樣子，內心卻只把謝靈運視作文學侍臣。

與此同時，卻在登位詔書裡毫不客氣地宣佈：“……康樂公可即封縣侯”，使謝靈運承襲的康樂郡公被削降為縣侯，食邑由二千戶減為五百戶。這對謝靈運來說，無疑是既丟面子又傷實惠的沉重一擊。不難想象，仇恨的種子也從此種下了。

問題很清楚，一方面是劉裕不買謝靈運的賬，又拉又打，殺雞儆猴。另一方面是謝靈運根本看不起劉裕，既順又逆，不甘屈就。因此，謝靈運在時移主易的情況下，做出了一樁又一樁糊塗事兒。

劉裕在位時，他因得不到信任和重用，轉而投靠劉裕次子劉義真。不料在此後的鬥爭中慘遭打擊，只好遠離京師，到永嘉（今浙江溫州）去作太守。永嘉一年，荒廢職事，整日以遊山玩水為務。

文帝劉義隆執政時，被徵為秘書監，“令靈運操《晉書》”。謝靈運對文帝交辦的撰史工作，始則敷衍應付，“粗立條流，書竟不就”，終則“稱疾不朝…，，…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同樣以遊山玩水發洩對朝廷的怨恨。後來以患病為由，告假東歸。

閒居期間，謝靈運又役使奴僮門生，鑿山浚湖，擴大耕地，興修水利。不料遭太守孟顗彈劾，以“靈運橫恣，百姓驚擾”為辭，上書朝廷“表其異志”，並調兵遣將，聲稱防備靈運反叛，後雖經謝靈運赴京辨明實情，未曾治罪，卻也不再放歸會稽而滯留京師。

不久，文帝又假作施恩，任命他為臨川內史。臨川任上，靈運不勵精圖治，“在郡遊放，不異永嘉”，結果很快又被有關當局參奏彈劾。

一次次對抗，一場場較量，謝靈運終於不顧一切地走上了興兵反叛的道路。山陽趙欽行盜被捕，供出靈運“給錢令買弓箭刀盾等物……”至此，一切的一切都了結了，正值英年的謝靈運在廣州被送上了斷頭臺。

謝靈運臨死作詩：“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悽悽凌霜葉，網網衝風菌。邂逅竟幾何，修短非所愍。送心自覺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獲巖上泯。”

趙維寰在《評陶淵明集序》裡嘆道：“靈運浮沉彈代，襲爵康樂，晚乃自悔，有韓亡秦帝之語，博浪未錘，身名並殞，以墮家聲，惜哉！”

《宋書》中關於謝靈運的評價，具有代表性的如“為性褊激，多愆禮度”，“謝靈運志兇辭醜，不臣顯著，納受邪說，每相容隱”等等。

總括起來看，謝靈運的命運悲劇，既有時代的原因，也有其自身性格的原因。他心高氣盛，不懂進退之術，又值江山易主，心靈失衡。

兩方面的原因加在一起，使他一生團團如磨牛，動輒得咎，進退失據，少乖巧而多乖戾，或以言或因行，在時時處處顯露對新朝不滿的同時，也無時無刻地把自己全部性格的、命運的缺陷和悲劇展露在皇權面前。人家迫害他，他也確實授人以柄，其結局當然可想而知了。

唐代劉禹錫的一首憑弔興亡的《烏衣巷》詩，大概更令人替靈運感到悲哀吧：“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