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騎人代步，心比心驕淫

官與民的差距在大宋隨處可見，比如說每天來往來印館的路上，匆匆忙忙的行人無數，普通的布衣百姓只能靠自己的雙足穿行在洛陽大街小巷；路途稍遠的，頂多打個“牛車”、“驢車”；有錢人家或許有寶馬良駒以供駕馭，而官員出行則大大不同，不知道從何時開始官員們打破了“服牛乘馬”的傳統，紛紛仿效起了古代貴族出行所乘坐的“肩輿”。雖然官員門所乘坐的“肩輿”遠不及古代貴族的鋪陳奢華，但它同樣是“像軺車而不施輪，用人荷之。”有人還為它起了個更好聽的名字，叫“轎”。

“轎”的誕生讓以往“騎馬”、“騎驢”演進成了今天的“騎人”，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今天的大宋“人上人”與“人下人”的分化日趨加劇，乘轎者安穩舒適，抬轎的人苦不堪言。正因如此，在朝在野很多人對如今興起的這股“復古”的風潮頗多非議，比如王荊公，從“行政”級別上來講，他已經具有“騎人”的資格的。當年他在定居鐘山時，出門卻只騎驢，有人勸他乘轎，他說：自古王公雖不道，未嘗敢以人代畜也！

其實，最初大宋的制度制度對官員乘轎也是有嚴格限制的。開國大臣趙普晚年因有足疾，太宗皇帝特許他乘簷子入見。趙普視之為莫大的殊榮，感激涕零地上奏謝恩。但今天：“京城士人與豪右大姓，出入率以轎自載，四人舁之”。官府禁令也形同虛設了。

與車輦比起來，轎子更加費力，速度也比畜力牽引的車輦慢，更加無效率。但由畜力牽引的車輿已經不能滿足當權者的控制慾望，而由人來抬著的轎子恰恰能夠滿足他們對別人尊嚴的侮辱和踐踏。由人抬的轎子，體現的是同是大宋子民，卻有天壤之別不平等，滿足的是官員們顯示威風、奴役百姓的變態心理。不能不說轎子取代車輿成為官員的交通工具，讓人的雙腿取代輪子，實質上是一種反文明的歷史退步。

因此，肩輿盛行給大宋帶來的最大問題並不是這個代步工具本身，而是在達官貴人的腦中滋生出的一個階層對另一個階層的歧視和鄙夷的思維方式。上古時的桀，是有名的暴君，其中的罪狀之一就是以人為畜，騎人出行。在上古連至高無上的君王騎人都被罪責，但到今日，騎人反而成了時尚，成了當然，這必然不是歷史發展的正確選擇。如果我的推測沒錯，轎子在滿足官員高高在上慾望的同時，必將會將未來的大宋抬到一條無路可循的死衚衕中，雖然說了這樣大不敬的話，但我的本意是希望官府朝廷儘快取消肩輿制度，希望官員早日端正為官心態，不要再讓老百姓給你們抬轎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