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表面上看，“竹林七賢”的領袖人物嵇康之死，純粹是由於他自己“作死”：
司馬昭身前的大紅人——身居司隸校尉要職的鐘會慕名前來拜訪，嵇康故意羞辱性地應對，無謂地給自己樹了個大敵；
司馬氏的另一位紅人——“竹林七賢”之一的山濤向司馬昭大力推薦嵇康，建議由其接替自己吏部郎的肥差；然而嵇康不僅不領情，反而回信聲稱自己不堪忍受這些俗人，甚至還公然羞辱所有讀書人心中的偶像商湯和周武王。
這種大逆不道言論讓司馬昭非常生氣，鍾會則趁機添油加醋，冠上了“言論放蕩，害時亂教”的罪名，司馬昭於是下令處死了嵇康，《廣陵散》從此成為千古絕音。
也許為了佐證嵇康“死得其所”，史書還引用了當時著名隱士孫登對他命運的預測：“你才多識寡，在當今之世難免被殺！”
嵇康真的是才氣多見識少嗎？只怕未必。
作為“竹林七賢”的領軍人物，嵇康無疑是個魅力十足的成功男士：
他外形俊朗、氣質獨特。“蕭蕭肅肅，爽朗清舉”、“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這些都是當時文人對他模樣的評價。史書稱他身高七尺八寸、欣長挺拔；五官俊秀出眾卻又不加修飾，不同於那些注重保養的權貴男子，自有一份天然而野性的氣質，即所謂的“龍章鳳姿，天質自然”；
但嵇康並不是個金玉其外的花瓶，在那個文人騷客層出不窮的時代，他也稱得上是位佼佼者。他精通《老子》、《莊子》，“文辭壯麗”、詩文雙絕，著作涵蓋各個領域，且都有極深的造詣。認知領域的作品，有《難張遼叔自然好學論》、《難張遼叔宅無吉凶攝生論》、《答張遼叔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明膽論》等；討論精神、修養的，有《養生論》、《答向子期難養生論》；此外還有《釋私論》、《管蔡論》、《聲無哀樂論》等涉及到政治、藝術、倫理等題材的著作，而且無不具有獨到的見解、深刻地認識。
在藝術領域，嵇康更是堪稱全才。我們都知道他的《廣陵散》彈得一流，但其實他的音樂才華遠不止此，不僅有《琴賦》、《聲無哀樂論》等音樂理論著作，相傳他還作了多首琴曲。此外，他的書法、繪畫也都具有極高的造詣，藝術素養之全面令人歎為觀止。
更為難得的是，嵇康並不是那種沉迷於自我文學世界、對世事無動於衷（甚至冷血）的清高文人，他“尚奇任俠”，即喜歡行俠仗義、救人於危難，與同時期的大部分名士截然不同。
而對於嵇康的最大魅力，人們常總結為他的特立獨行、不願意參與政治的清高作風。就像前文所提，他不僅拒絕了山濤提供的肥差，甚至還寫了《與山巨源絕交書》以示憤慨；當時很多人主動巴結的鐘會，卻在他這裡受到了冷遇。
這些作為，跟當時的主流文人格格不入，畢竟“竹林七賢”中的大部分人當時都在當官。嵇康的這些表現，是他天性不願意入仕？還是個性乖張？其實都不是。
首先，據記載，嵇康曾經在曹魏政權當過郎中、中散大夫等職務；
其次，絕大部分時期，嵇康都是個喜怒不形於色的人物。王戎稱：“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也就是說，認識嵇康20年，從未見他表露過喜怒的神情；
“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寄於顏。所知王浚衝在襄城，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朱顏。”王浚衝跟嵇康見過不下幾百次面，但從未見過他有紅臉、厲聲的表現，一直斯斯文文、柔和雅緻；
嵇康曾在《家誡》中寫道：“所居長吏，但宜敬之而已矣……其立身當清遠，若有煩辱，欲人之盡命，託人之請求，當謙辭言致謝”。他教育子女要尊敬各級官員，對人要言語客氣有禮，態度要謙卑、禮讓。
這完全是個城府極深、修養極高計程車大夫形象啊，為啥他會幹出寫信辱罵山濤、故意鄙視鍾會、貶低商湯周武王的行徑呢？
他是故意的，而且是出於政治立場問題。
首先，嵇康是曹魏的親戚。他的妻子是長樂亭主，也就是曹魏沛穆王曹緯的女兒。曹緯可能大家很陌生，他是曹林的兒子，而曹林則是曹操的第十個兒子。也就是說，長樂亭主是曹操的曾孫女，嵇康是曹操的曾孫女婿。
搞清楚這層關係，嵇康的所作所為就不難理解了。
鍾會曾向司馬昭告狀：“康嘗欲助丘儉”，即嵇康曾經計劃幫助發動淮南叛亂的毌丘儉。這一點確實沒有冤枉，當初毌丘儉在淮南起兵討伐司馬師時，嵇康甚至一度準備起兵響應。
而山濤雖然身居竹林七賢之列，但他跟司馬氏的交情可非同一般：
他的祖姑母，正是司馬懿的丈母孃，因此自他進入仕途後，就成了司馬家族的鐵桿親信。鍾會在四川叛亂時，司馬昭曾準備親自前去擺平，而鎮守鄴城、監視曹氏宗族的重任，他則交給了山濤，由此可見兩人的親密關係。
而鍾會，則也是司馬家族的死忠。在司馬師時期，鍾會就得到了重用，司馬師曾經贊他是：“真王佐才也。”後來司馬師東征毌丘儉，鍾會作為隨身參謀全程貼身跟隨；而在司馬師病死於許昌後，鍾會使出全身解數幫助司馬昭對付曹髦。
起初，在得知司馬師猝死後，曹髦一度大喜過望，他下詔讓司馬昭留守許昌、尚書傅嘏率軍回京，想以此剝奪司馬家族的兵權。而鍾會則積極出謀劃策，他一邊讓傅嘏回覆朝廷，一面簇擁著著司馬昭回京，輕而易舉地化解了曹髦的計謀。
在幫助司馬昭奪權後，鍾會被封東武亭侯，成了司馬家族篡奪曹魏政權的得力干將。
由此可見，嵇康之所以與山濤交惡、得罪鍾會，並且以貶低商湯、周武王的方式諷刺道貌岸然的司馬昭，既不是由於孤傲、怪誕，更不是特立獨行、沽名釣譽，而是出於身份、政治立場的考慮，最終因為這份執著為自己招來了殺身之禍。
嵇康的遭遇，看起來彷彿有“不識時務”之嫌。但在那個“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荒誕年代，人們要麼趨炎附勢、見風使舵，要麼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顧私利而無視大義，嵇康卻敢毫不隱瞞自己對曹魏政權的支援，雖然有顧及姻親關係的因素，但這份不同流合汙、不畏強權、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風骨，仍然難能可貴。
畢竟，如果人人都“理智”、識時務，人類社會將會多麼的冰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