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華（拍攝時間：1998年）

山東鄒縣人， 文學博士，現為瀋陽師範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吉林大學博士生導師，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長期從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和評論工作。主要著作：《1978：激情歲月》《夢幻與宿命》《中國20 世紀文藝學學術史》（第三部）、《想象的盛宴》《傳媒與文化領導權》《眾神狂歡》（中文、韓文、英文版）、《文學革命終結之後》等二十餘部；與人主編有：《百年中國文學總系》《中國百年文學經典》《共和國文學50 年》《當代文學關鍵詞》《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等；主編有：《90 年代文存》《先鋒寫作文叢》《短篇王》書系、《布老虎中篇書系》等；在《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文藝研究》《光明日報》《文藝報》等報刊發表理論、評論文章四百餘篇。獲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文學評論家獎、魯迅文學獎等文學獎項多種。現主要從事現當代文學和前沿文化研究。

孟繁華

利奧塔在《後現代狀況——關於知識的報告》中，對今天求知的驅動力做了憤懣的描述：“現在受過專業訓練的學生、政府人員或高等學術機構提出的問題不再是‘這是真理嗎’，而是‘這有用嗎’。在知識商業化的觀念裡，等於在問‘這是否有市場’；以權力增長的眼光看，問題就成了‘這有效益嗎’。”在文學批評領域內，驅動力雖然沒有墮落到如此地步，其原因是批評實在難以產生市場效益，而不是出於有太多的維護它的願望。但是，將批評作為一個有用之學，在批評領域卻由來已久，包括批評在內的文學活動，都需聯絡現實解決問題。自50年代開始，意識形態領域內的許多問題，都是文學批評出面來解決的。於是，文學批評就成了一個非常有用的領域。50年代初，《文藝報》在討論高校文藝學教學問題時，提出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不聯絡現實和實際，著名文藝理論家呂熒先生開始還想不通，認為寫文章那個人根本就聽過他的課。其實根本就不用聽課，因為他們說的壓根就和文藝理論沒太多的關係。

這樣，文學批評就和“有用”結下了不解之緣，“文革”自不必說，粉碎“四人幫”之後，撥亂反正、正本清源，文學批評都是功不可沒的。到了90年代，批判商業化神話，倡導人文精神，也肇始於批評領域。文學批評正面反面的業績都不難列出清單，而且都與“有用之學”密切相關，所以說到底，我們對文學批評功能的理解至今並沒有發生革命性的變化。至於中國“後學”，貌似面目不清，其實它的有用更落實到了實處，它要解決的是個人的“文化身份”，表達的是已然擁有的“文化資本”。從有用這一點來說，中國的“後學”同“前學”除了使用的符號不同，也差不到哪裡去。因此，“我的批評觀”有多少是“我”的，還是可以懷疑的。當然，將批評視為有用之學與百年來中國受制於艱難時世大有關係，我們總在談論文學之外的事情也培育了包括批評家在內的文學家的情感方式和需要，文學隨時代起落沉浮就無可避免，創作和批評也就難免有“高階時尚”之嫌。不要說我輩，胡風、馮雪峰的批評觀應該說是成熟的，但有些時候他們那個“我”也是做不了主的，馮雪峰批判肖也牧，胡風批判朱光潛、馮雪峰，與那個時代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文化同一性”，這和他們在潛意識中把批評作為“有用之學”的理解是大有關係的。

80年代以前，文學批評作為顯學一枝獨秀，它的“有用”也讓普通人肅然起敬。90年代文學批評失去了“身份感”，普通人把目光和心情轉向了公牛隊主場、巴黎世界盃，在中國也呈上了雅尼的故宮演唱會、各大影院的《泰坦尼克號》，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也僅僅成了業內人士的事情。構成批評界主打陣容的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努力透過新的知識背景改造文學批評，但西學如旋轉木馬，不日翻新，而我們又大都淺嘗輒止，不肯走得太遠，內心深懷與現實脫離關係的恐懼。因此，學得“新學”，也總是惦記著應用，相對穩定的、能夠變成“知識”的批評總也形不成風氣，這可能是我們面臨的最大的問題。

“有用之學”使我們習慣從情感和市場出發討論問題。提起知名的批評家，我們首先想到的是他的立場和態度，是他在什麼問題上有著名的論辨，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今天。這當然也有它合理的一面，現實存在的諸多問題，批評家的參與是非常重要的，對社會不公正、非正義等現象的批判是不能放棄的。但是，批評作為一個知識的領域，也促使我們思考它不那麼“現實”的一面。對現實的介入培育著我們的情懷，而對現實的“疏離”，則培育著我們關於知識的積累和興趣，這時，於現實說來它可能是“無用”的。

文章刊登於《南方文壇》1998年第5期

摩 羅

孟繁華，是八十年代留下的禮物。

去年我第一次來北京，聽一位北京學者說，如今在北京這地方，還有熱心邀請朋友縱論文學並且自掏腰包主動管飯的，也就那麼兩個人，一個是陀爺， 另一個就是孟哥。此處陀爺是指李陀，孟哥則是指當時正好在場的孟繁華。從孟繁華的開朗而又豪氣的笑臉上，我感到他不但願意認可這個說法，而且為此深感驕傲，往後的交往中，果然常常被老孟“主動管飯”，從而也就有更多的機會了解他的為人為文。

老孟是八十年代的過來人，他沒有像同一代的大多數批評家那樣將興趣收縮到學術研究一域，而是依然在文學研究、文學批評、文學活動，甚至在文學作品編選和文化批評等等多個領域投注熱情和心力。在九十年代中後期，說他是文壇最活躍的學者和批評家之一，大概是許多人都認可的。與八十年代相比。九十年代文壇更加複雜。在前所未有的眾聲喧譁（按孟繁華的說法則是“眾神狂歡”，這是他的一本書的名字）之中，出現了多元而又歧見紛呈的局面。每一家都各執一詞一說，對話與交流越來越艱難，融匯與整合更是遙不可及的願望。在我看來，這種局面雖然有混亂之虞，卻也有利於凸現出各家各派的文學個性和美學特色。比如，在八十年代這個後現代主義者、現代主義者、感覺主義者、形式主義者、頹廢主義者、閒適主義者、理想主義者、寫實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懷疑主義者、虛無主義者、個人主義者、遊世主義者等等各種主義雜然相處的文壇上，誰也不能代替誰，誰也不能壓制誰，誰也不能遮掩誰，各家各派都可以按著自己的本性盡情表現、各顯風流。正是在這樣一個特殊的背景下，孟繁華滿身披裹著八十年代的風雲出現了。所謂八十年代的風雲，乃是指八十年代被談論得最多的那些命題，諸如理想、價值、意義、正義、精神、靈魂、信仰、人道、人文、人性、人格以及知識分子性、反思、批判等等。他無論是從事批評還是研究，都是以此為底蘊。他進行文學活動和學術活動那麼富於熱情，其動力也正是來自這些基本的信念。雖然他在九十年代也有新的反思，也吸收了為九十年代所特有的新的思想資源，但我更看重的依然是他對八十年代信念的堅持與守護。他在當下文壇之所以如此特色鮮明如此引人注目，原因正在於他的這種堅持與守護。當我站在九十年代的天空下來討論他的精神形象和學術貢獻時，我所要強調的也是他的這一面。如果出於某種特殊的目的而把人比作某種東西不算什麼不敬的話，我想說孟繁華乃是八十年代送給九十年代文壇的一件禮物。面對這麼一件特殊禮物，我遏制不住對於八十年代的嚮往與懷念，同時也遏制不住對於一位始終這麼熱愛文學、決不輕易退出文壇的批評家的喜愛與尊敬。

編者注：節選於當期《喜劇時代的悲劇精神——論孟繁華的文化批評與文化選擇》

摩羅，時供職於北京印刷學院出版系

文章刊登於《南方文壇》199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