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先生

前天，因事到館中，偶然相遇，又偶然見到你去年為安徽某報繪的商鞅畫像，佩了一把不帶鞘的刀，覺得不大妥當。因為共同搞了服裝十多年，怎麼您還不知道戰國末年還不佩刀，只用劍。劍用玉作裝飾，劍柄劍珥用玉，劍鞘中部也用玉，即過去人說的“昭文帶”，而應當叫做“璏”。劍名“轆轤”即可以上下，如取水井上轆轤作用。平時前端必低下，坐下才方便，使用時再提起，過長，拔不出時，必向後由肩上拔，秦始皇在緊急中聽彈箏宮女的歌聲，才應急救了自己。

範曾

您還畫過沂南漢墓列士傳，很不錯，我說明也寫得很清楚，大致不看說明，才弄錯。不想想秦國法律嚴極，哪容商鞅露刃上殿議事！作歷史畫，一個參加過服裝史的骨幹畫家，常識性的錯誤，提一提，下次注注意，免得鬧笑話，有什麼使你生氣理由？

……你說你負責，正因為你不懂得什麼叫“集體”，也對於業務上常識不夠認真學，才告你錯誤處，仔細想想看，是幫助你還是束縛你？若這是使你天才受約束不易發揮，回想回想你當時來館工作時，經過些什麼周折，一再找我幫忙，說的是些什麼話，難道全忘了嗎？你可以那麼自解說，這是一種手段，重在能留下，利用我一下，免得照學校打算，下放鍛鍊幾年，去掉不必要的驕傲狂妄。其實對你長遠說，大有好處。

經過十多年同事看來，學校當時判斷是完全正確的，錯的倒是你的老師劉先生，一再向我推薦，保證你到我身邊不僅業務上能得到應有的提高，以至於在工作態度、學習態度、做人態度上也有幫助。我由相信劉先生所說，他和我相熟四十年，總比你懂得我多許多。不然就不會把郭慕熙和大章同志向我推薦了。他相信我到這個程度，而事實上他兩人和我共事前後廿多年，彼此印象都很好。私人可以說毫無關係，一切都從工作出發，保持了很好的友誼和理解，從來不感到我比他們高一著，一切工作都合作得很好。

此外，之檀、李硯雲、張毓峰、老史……大都前後共事快廿年了，總能保持到很好的工作關係，為什麼你倒恰恰相反？這倒很值得你回想回想，毛病是在您的方面，還是我的責任？對別人那麼好，對你卻會到前天情形，很值得您認真想想，來博物館時候經過種種，由於你只圖自保，不負責任的胡說，損害我一家人到什麼程度。現在照你昨天意思，以為我“垮了”，在館中已無任何說話權，甚至於是主要被你的小手法弄垮，而你卻已得到成功，滿可以用個極輕蔑態度對待我。即或是事實，也太滑稽了。你那麼善忘，容易自滿，蠻得意開心，可忘了不到半月前，在永玉處說些什麼？我既然早就垮了，無可利用處了，你要我寫字幹嘛？是對我還懷了好意，還是想再利用作為工具？還是對永玉明天也會照對待我那麼來一手？

黃永玉

範曾老兄，你實在太只知有己，驕傲到了驚人的地步，對你很不好。從私說，我對你無所謂失望或生氣，因為我活了七十多歲，到社會過獨立生活已快六十年，見事見人太多了，什麼下流、愚蠢、壞人都接觸過，同時好的也同樣接觸過，受的人事教育太多了，不然，怎麼能設想，由標點符號學起，用不到十年，就寫了六七十本小說？而由小學生身份，轉到國立大學去教寫作，混了廿五年，不被哄走？而且把多少“襲先人之餘蔭”的在大學裡習文學、教文學的“大作家”，几几乎全拋到後面去了。若果你處到我這個地位，怎麼辦？或且得意到真正瘋狂，更目空一切自我膨脹到不易設想！

汪曾祺與沈從文

沈從文在1977年4月4日寫給汪曾祺的信中依然對這件事難以忘懷：

我們館中有位“大畫家”，本來是一再託人說要長遠做我學生，才經我負責介紹推薦來館中的。事實十年中，還學不到百分之一，離及格還早！卻在一種“巧著”中成了“名人”，也可說“中外知名”。有一回，畫法家商鞅的形象，竟帶一把亮亮的刀，別在腰帶間上殿議事。善意地告他：“不成，秦代不會有這種刀，更不會用這種裝扮上朝議政事。”這位大畫家真是“惱羞成怒”，竟指著我額部說：“你過了時，早沒有發言權了，這事我負責！”

大致因為是“文 化 革 命”時，曾胡說我“家中是什麼裴多斐俱樂部”，有客人來，即由我女孩相陪跳舞，奏黃色唱片。害得我所有工具書和工作資料全部毀去。心中過意不去，索性來個“一不做，二不休”，扮一回現代有典型性的“中山狼”傳奇，還以為早已踏著我的肩背上了天，料不到我一生看過了多少蠢人做的自以為聰敏的蠢事，哪會把這種小人的小玩意兒留在記憶中難受，但是也由此得到了些新知識。我搞的工作、方法和態度，和社會要求將長遠有一段距離。

——摘自《沈從文全集》第24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