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是由唐朝將領安祿山與史思明背叛唐朝後發動的戰爭，是同唐朝爭奪統治權的內戰，更為唐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這場內戰使得唐朝人口大量喪失，國力銳減。因為發起反唐叛亂的指揮官以安祿山與史思明二人為主，因此事件被冠以安史之名。

唐肅宗上位時，安史之亂正鬧得如火如荼。朝廷的軍費開支捉襟見肘，財政上漏洞頻出。

乾元元年，朝廷不得不鑄造“乾元重寶”，與“開元通寶”的換算率為一比十，史稱這種以一當十的新式錢幣為“乾元當十錢”。到了乾元二年，國家的財政狀況沒有絲毫轉機，無奈之下朝廷不得不再次鑄錢，推行了另外一種“乾元重寶”大錢。因為這種錢幣的外郭為重輪，所以史稱其為“重輪乾元錢”。這種錢幣與“開元通寶”之間的換算率，已經提高到恐怖的一比五十。

朝廷之所以鑄錢，目的是非常明顯的，“用收十倍之利”。這一期間，開元通寶與兩種乾元重寶流通在市場上。因為這三種錢幣之間的換算率混亂，以至於市場環境十分堪憂。因為大錢鑄造工藝簡單，長安城中的富豪及有心人認為大錢有利可圖，於是便鋌而走險偷鑄大錢。一時間，民間豪紳紛紛開始投入到假幣事業中來，甚至廟裡的銅鼎銅鐘都被人拆解下來鑄錢。

僅幾個月的時間裡，長安城的官差就抓住了數千人。這些因為私造錢而身陷囹圄的罪犯，有八百人被處死。在這種環境下，鑄錢的風潮非但沒有消弭，反而湧現了更多的鋌而走險者。畢竟，偽造的工藝並不複雜，再加上犯罪成本比較低（相比於成千上萬的造幣者，被處死的罪犯數量很少）。到了上元元年，朝廷不得不更改了重錢與通寶之間的換算率，將一比五十更改為一比三十，而第一批的乾元小錢與開元通寶等價使用。

這項政策一經出臺，雖然有效杜絕了盜鑄現象，但卻直接導致市場崩潰。

直到唐代宗上臺後，頒佈了新的換算率。當時的換算率被改成一枚乾元大錢折算開元通寶三枚，乾元小錢則折算開元通寶兩枚。由此所引發的社會混亂十分嚴重，但這還只是個開始。

僅三天後，朝廷又頒佈詔書，稱各種大小錢等價換算，以一當一。那些收藏了大量大錢的資產者，在一瞬間破產。由此所引發的市場亂象，一度干擾了整個大唐的經濟。

好在，該政策總體來說穩定了貨幣，使大錢逐漸成為與通寶等價的流通貨幣。因此，在市場的混亂結束後，這場因國家財政所引發的鑄幣問題有所改善。

到大曆年間，朝廷鑄造了一批大曆通寶，並將其投入市場。唐德宗建中年間，朝廷又鑄建中通寶。這兩種錢幣的質量較差，製作工藝粗糙。不過，因為大曆通寶和建中通寶的數量不多，所以對市場的影響也比較有限。

自唐中葉開始，錢幣的數量相當稀缺，所以出現通貨回縮現象是順理成章的。唐武宗上位後，於會昌五年“並省天下佛寺”，在這場規模浩大的宗教運動中，大量佛像、銅鐘、銅鼎的拆毀，熔為鑄錢材料。

據史料記載，在此期間被拆毀的佛寺足有四千五百所，各地政府就地拆毀佛像、銅鐘、銅鼎，以州為名鑄錢。在此期間所鑄的錢幣雖然正面仍寫有“開元通寶”的字樣，但背後的紋樣卻已大不相同。

學界稱這批銅錢為“會昌開元錢”，錢幣背面的“昌”代表的是會昌這一年號，而其他字樣則是鑄錢地的簡稱，如“洛”、“兗”、“荊”、“潭”、“梁”等。迄今為止，史學家和收藏者已經在“會昌開元錢”上發現了二十多種地名的簡稱，由此可見這場“並省天下佛寺”的運動涵蓋了各地。

唐武宗拆除佛像進行鑄錢的政策，對緩解唐中期貨幣不足的現象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唐武宗的兒子唐宣宗繼承大統之後，為父親進行的滅佛運動進行平反，從這以後佛教再次興盛。

宣宗朝的僧人大多痛恨“會昌開元錢”，有些甚至會收集這種錢幣將其熔鍊，重新鑄造成佛像。不過，由於唐中期以後對盜鑄的監管並不嚴格，所以從這以後市面上出現了許許多多仿造的“會昌開元錢”，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大唐滅亡。

除了這些唐代官方流通的銅錢之外，唐朝時期還有許多流通度不高的非官方貨幣。例如：安史之亂期間，史思明先後鑄造過“得壹元寶”、“順天元寶”，這兩種錢在亂軍佔區一度流通。直至安史之亂結束後，這些錢幣才消失在了市面上。

參考資料：

【《新唐書》、《資治通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