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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開國第一文臣不是劉伯溫,而是他,他的才能遠不比劉伯溫差嗎?

受演義小說和戲曲的影響,很多人以為,明朝開國第一文臣是劉伯溫。

的確,劉伯溫算是很牛叉的一個人,並且在朱元璋打天下過程中立過不少汗馬功勞。

但很可惜,明太祖朱元璋所冊封的明朝開國第一文臣並不是劉伯溫,而是李善長。

我覺得,李善長的才能是遠不能和劉伯溫相比的。

而李善長雖然“少讀書”,但也不過是個鄉野間的小知識分子而已。

當然,學歷並不完全代表才華和學歷。

如“明朝三大才子”之一的徐文長(另兩人是解縉、楊慎),身上也沒有什麼功名,但書法、繪畫、文采以及軍事謀略都是超一流水準。

但李善長的學歷是基本可以和他的能力對等。

再舉個例子。

龍鳳大年(1366年)閏五月,陳友諒一方面約張士誠夾擊應天,另一方面自己親率大軍以雷霆萬鈞之勢東下。

值此危難關頭,諸將惶惑,束手無策。

當時的李善長一臉懵逼,恨不得拉著朱元璋的衣角,愣愣追問:“方以寇來為憂,何為更誘致之?”

朱元璋不得不耐心向其解釋:“使二虜相合,吾何以支?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

劉伯溫以康茂才詐降誘敵,是想提前結束與陳友諒之間的決戰,如此簡單的戰略思想,李善長卻如此大惑不解,可知其才學貧乏到了何種地步。

再比如,龍鳳十二年七月,朱元璋準備要猛力攻滅張士誠了,李善長卻擺出一副後世諸葛亮的架勢前來強勸,說:“(張士誠)勢雖屢屈而兵力未衰,士沃民富,又多儲積,恐難猝拔,宜俟隙而動。”

我們看《三國演義》,魯肅過江來索還荊州,劉備只管不斷向諸葛亮求教:“子敬此來何意”、“何以答之”、“此是何意”、“如之奈何”。而周瑜設假道收荊之計,“孔明大笑曰:‘這等計策,小兒也瞞不過!’”劉備又一再追問“此是何意”、“又問如何”。

但到了朱元璋和李善長這裡,情形反而倒了過來,讓人忍俊不禁。

說到了這裡,問題來了,李善長既然如此不濟,劉伯溫卻又如此高明,為什麼第一文臣卻是李善長而不是劉伯溫?

有三個地方,劉伯溫是比不了李善長的。

二、李善長從龍時間很早,是朱元璋手下骨灰級的追隨者。李善長四十歲那年,劉福通發動了農民大起義。李善長聞風而動,很想在亂世中撈一把,前去投奔,但沒有和劉的隊伍接洽上,遂“攜幼子避地池陽(滁州)”。至正十四年(1354 年)春夏間,朱元璋帶兵攻打滁州,李善長穿上一身嶄新的儒士袍服,飄飄若仙,在道旁求見。朱元璋一下子被他的隱士造型所吸引,就勒馬詢以平定天下之策。李善長搖頭晃腦,勸朱元璋效法漢高祖劉邦“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殺人”。其實,這也不是什麼過人之見,但當時的朱元璋讀得書少,身邊也沒什麼文士,就點頭稱“善”,命他為掌書記。話說回來,李善長也並非一無是處。他到了朱元璋身邊,就替朱元璋打理了大部分的後勤事務。相比之下,劉伯溫是龍鳳四年(1538年)朱元璋攻打處州時才和朱元璋相識的。當時,朱元璋在宋濂的推薦下派人去請劉伯溫。劉伯溫一時還看不出朱元璋的王者之相,匆匆一晤便告辭而去。而等元朝瀕臨滅亡,各路勢力已逐漸消亡,才在處州總制官孫炎的勸說下重新投入朱元璋帳下。

鑑於以上幾點,朱元璋明明知道李善長“無汗馬勞”,還是以“事朕久,給軍食,功甚大”為由,於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時,授李善長為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大師、中書左丞相,封韓國公,歲祿四千石,子孫世襲。予鐵券,免二死,子免一死。當時獲封公的,徐達、常遇春子茂、李文忠、馮勝、鄧愈及善長六人。李善長位第一,制詞比之蕭何,褒稱甚至。

世人也因此讚譽李善長為“明朝的蕭何”。

世上稱李善長為“明朝的蕭何”,而朱元璋也親自說過劉伯溫為“吾之子房”,把劉伯溫說成是自己的張良。

並且,曾在洪武元年(1368 年)五月,朱元璋前往汴梁( 今河南開封)部署攻取大都(今北京)的作戰行動,特意留劉伯溫和李善長共同管理應天,“切聽便宜行事”。

但是,這次留守應天,劉伯溫卻與李善長結下了樑子。

當時的劉伯溫授御史中丞職務,意氣風發,聽說中書省都事李彬犯有貪縱之罪,便興沖沖地進行嚴辦。

李彬是中書省左丞相李善長的私人,李善長護短,請劉伯溫緩治李彬之獄。

劉伯溫鐵面無私,雷厲風行,借祈雨之機將李彬斬首。

李善長恃寵生嬌,容不下這口惡氣,惡人先告狀,對朱元璋說劉伯溫在壇土遺下殺人,是“專恣”,是不敬之舉。

前面說過了,劉伯溫是浙東人士,朱元璋本來就對淮西集團之外的人不那麼看好,經過李善長這麼一挑唆,劉伯溫在朱元璋心中的地位就迅速下滑了。

不過,李善長後來因胡惟庸案獲罪,身上背上了巨大的汙點。因此,明中後期,劉伯溫的地位得到提升,被朝廷稱為“開國文臣第一”。

在後來的演義小說、評書、戲曲裡,劉伯溫逐漸被推上神壇,成為了堪與三國謀臣諸葛亮遙想呼應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