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維崧先生（1915—2006）以文字學研究著稱於世，而且擅長書法篆刻。他的書法是其學問的“副產品”，但依然能夠表現出清麗雅正、充滿金石氣、書卷氣的美學特質。

蔣維崧先生生前教學于山東大學，講授文字學以及書法，又曾擔任山東省書協主席，無論是對山東的書法教育，還是對山東書壇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其實，蔣維崧先生的書法影響力並非侷限在山東一省，他對整個當代金文書法創作影響廣泛，

蔣維崧先生學書法之初，已經是新文化運動之後的20世紀二三十年代，當時書壇已經經歷了碑學、帖學的大討論，漢簡、魏晉殘紙等新的書法史料不斷出現，這讓那一時期學書法者在起點上已經超出了清代人。

再加上蔣維崧先生可以接觸到的文化名人極多，給他在學習書法上創造了極好的條件。比如蔣先生的師長輩有沈尹默、喬大壯、汪東等，友朋輩有謝稚柳、潘伯鷹等，這些人無一不是在書法上成就非凡的通達之人。

蔣維崧先生習書，也是從遍臨諸帖開始打基礎的，順著書法的源流開始，逐步將各種技法、風格納入自己腕下。

啟功先生曾說：“書法是寫出來的。”這就點明瞭書法不能只是注意字的造型，而忽視了書寫性。蔣維崧先生的篆書，總是能充分發揮毛筆的效能，落腳於“寫”上。

作為文字學家，他時刻關注著文物考古界的新發現，即使在他年高名盛之後依然不斷更新著自己的知識。這不僅豐富了其筆下篆書的字形，也不斷深化著對筆法的理解。

蔣維崧一生致力於學問，在傳統語言學、古文字學、辭書學、古籍版本等多領域都下過“硬功夫”“死功夫”。有了這些傳統文化積澱為基礎，讓他的書法自然與那些只學技法的匠人書法家拉開了距離。

從某種意義上說，書法是一個人才情、學養的外在表現，他折射出一個人的品性、格調、胸懷、眼光、境界。這也就是古人所講的“書如其人”的實質。一個人如果沒有沒有文化修養作為支撐，那麼他的書法也走不遠。

蔣維崧先生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青年時期已經早負盛名，但是直到他將近80歲時才出版第一本個人篆刻集《蔣維崧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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