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勢發展到紹興五年（1135），金人南侵已經十年，作為主守派的宰相趙鼎，今後對金人應採取如何方針，是和抑或是戰，和該如何和？戰該怎樣戰？一時心中感到茫然。為此，他向高宗建議，“願詔前宰執，各條具所見來上”。高宗接受他的建議，當然還有自己的打算，就是希望透過徵詢有關大臣的意見，以摸清這些人對待議和的態度，從中物色與金人議和的幫手。
當年正月，高宗下詔前任宰執，“訪以攻戰之利，備禦之宜，措置之方，綏遠之略，令悉條上”。被詢問到的前任宰執有呂頤浩、朱勝非、李綱、範宗尹、汪伯彥、秦檜、張守、王綯、葉夢得、李哪、盧益、王孝迪、宇文粹中、韓肖胄、張徵、徐俯、路允迪、富直柔、翟汝文等十九人。
不久，呂頤浩等人陸續奏上自己對和戰的意見，絕大多數元老大臣，都主張對金人用兵，不要說李綱等抗戰派大臣，就是以前對抗金持慎重態度的呂頤浩也從十個方面做了回答，以為：“虜性貪婪，吞噬不已，若不用兵，則二聖必不得還，中原必不可復。偽齊資糧，必不可焚。和議之計，必不可諧。”就是說需要對金人採取以打求和的策略。
以往力主和議、與李綱有隙的朱勝非這時也慷慨激昂地作了一番陳述，以為：“今內外勁兵三十餘萬，勇氣可作，機會可乘。宜於此時進取，無失機後悔。”他們的話，對趙鼎的抗金傾向多少有些激勵作用。只有汪伯彥和秦檜仍舊頑固地反對對金人用兵。汪伯彥說：“敵之奔北，尾擊過準可也，未宜遠去，與其急於目前之追襲，不若修政以為善後之計。”他藉口“修政”，不要說不能與金人戰，就是對中原的偽齊也要承認其存在。
秦檜在奏疏開頭雖然說了一番四平八穩的話：“靖康以來，和戰之說紛然：言戰者專欲交兵，而彼已之勢未必便；言和者專事懇請，而軍旅之氣因以沮。皆非至當之畫。”但他接著建議：“乞安慰強敵，當用所獲金人，令諸將通其大長書，明言止欲討叛而不敢輕犯大國。蓋知虛張之無益也。”秦檜不敢觸犯金人，力主與金人議和的態度至此便暴露無遺。後人以為秦檜所以主和，一是秉承高宗急欲與金人議和的旨意，二是可能還與他的“內奸”身份有關。前者確為事實，後者卻大可存疑。
事實上秦檜的力主議和，除了本書在前面已有提及以外，還有重要一點，就是他“知道金國的內情”。對此，錢穆先生曾作過深刻的分析，他說：“若金國不渴欲議和，或秦檜不深知金人慾和之真情，則檜在南方，亦不敢獨排眾議，力主和局。因和乃雙方事，萬一一方肯和，一方不肯，和局即破，檜無把握，不肯冒昧肩此重擔。”說明秦檜雖然下野多年，他了解北方形勢的管道卻依然存在。
由於汪伯彥早已聲名狼藉，而秦檜卻有“乞存趙氏”的美名，故在高宗心目中，再次將秦檜引作自己向金人屈辱求和的最好幫手。反之，凡是主張抗金的大臣，此後沒有一個人能夠獲得重用。金朝方面當然完全瞭解宋高宗對議和的態度，隨著戰爭形勢的發展，他們對宋、金議和也有一個完全拒絕表面接受——迫使南宋簽訂屈辱性和議這樣三個時期。
在建炎年間，金朝一心想滅亡南宋，故而對南宋提出的議和要求，不管如何卑辭厚禮，一概予以拒絕，這是第一個時期。自建炎四年春完顏宗弼敗退江南以後，金統治者感到一時不能滅亡南宋，就改變策略，除在中原地區建立偽齊傀儡政權以外，推行“以和議佐攻戰，以潛［僭］逆誘叛黨”的策略，企圖以此獲取戰場上不能得到的東西，從而進入第二個時期。
紹興二年夏天，金人將被扣時間長達五年之久的王倫放歸，表示允許議和之意。九月，王倫回到臨安，立即受到高宗接見，並被授予右文殿修撰。王倫除向高宗詳細報告了被俘二宮在金方的訊息以外，還帶回來哪些議和內容，因史無明確記載，已不得而知，不過從高宗對議和反應的冷淡來看，說明金朝並無真正的議和誠意。
但高宗對議和仍不死心，故在高宗召見王倫後的次日，又派左建功郎潘致堯為左承議郎、假吏部侍郎，任“大金奉表使兼軍前通問”，秉義郎高公繪為武經郎、假武功大夫忠州刺史，任副使，出使金朝，這次他們除了帶去大量香藥、果茗、維帛、金銀等禮物以外，並無國書，說明和議尚未啟動。
紹興三年十二月，金朝第一次派出使節來到臨安，他們除了要南宋承認偽齊政權的存在以外，還提出要將江北的土地劃給偽齊，並歸還被俘虜之人，對於宋、金議和，則沒有提出半字。對此，本書在前面已有所提及。紹興六年以後，隨著戰爭形勢進一步朝著有利於南宋的方向發展，高宗以為自己已經具備了與金人討價還價，取代劉豫，向金稱臣納貢的條件，更大肆策劃與金朝的議和活動。
七年正月，何蘚、範寧之出使金朝歸來，宋廷才得知其父徽宗已於紹興五年四月死於五國城（黑龍江依蘭）。當晚，高宗與剛被擢為樞密使的秦松進行密謀，商討議和對策，以後又四次召見王倫，面授機宜。四月，以王倫為徽猷閣待制，充迎奉（徽宗帝后）梓宮使，右朝請郎高公繪為副使，出使金朝，趁機向金乞和。
九月，王倫等渡河見金左副元帥、魯王完顏昌於涿州（河北涿縣），傳達了高宗關於“河南之地，上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易若見歸”的乞求。至於王倫等人此次帶去了多少賄賂，史籍雖無記載，可以推測數量必然十分巨大。在得到完顏昌的默許後，他們就被帶往燕京，入見金熙宗。
另有一種記載說，當時金朝有兩個官員向完顏昌和完顏宗弼獻書，上論和議三策：“上策，還宋梓宮，歸親族，以全宋之地，責其歲貢而封之。中策，守兩河，還梓宮。下策，以議和數兵，重邀歲幣，出其不意舉兵攻之，僥倖一旦之勝。”又言：“今宋使以梓宮為請，萬一不許，大軍縞素遮道，當此之時，曲在大金而不在宋。”據說後來完顏昌頗用其言。
在金朝方面，當時統治集團內部存在著以宗翰（官太保、尚書令，領三省事）、宗幹（官太保，領三省事）、宗弼（官右副元帥，封沈王）為首的一派與以宗磐（官太師、尚書令，領三省事）、宗雋（尚書左丞相兼侍中，封陳王）、昌為首的另一派爭權奪利的鬥爭。兩派在改革還是維持女真舊制以及在對南宋的和戰等問題上，都存在著尖銳的分歧。
金熙宗天會十五年（1137，南宋紹興七年）七月，隨著宗翰病死，宗磐、宗雋、昌一派的勢力佔了上風。偽齊原為昌所支援，但建立七年來，由於力量脆弱，不能起到原來所期待的那種軍事上屏障的作用，終於對其失去了興趣。完顏昌等人所以要將河南、陝西之地還宋，除了感到守衛有一定困難以外，恐怕尚有其他原因，一種是以為“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這樣多少可以讓宋人減少對“靖康之恥”的怨氣，使其在今後死心塌地地遵守和議。
再一種是南宋對完顏昌等人施以重金賄賂，對此，《金史·完顏宗弼傳》有載：“宗弼察撻懶與宋人交通賂遺，遂以河南、陝西與宋。”對於這段記載，我們不能單純地看作是一種攻訐，根據南宋政府的一貫手法，完全有這種可能性。至於完顏昌是否還因為與秦檜保持著某種“友誼”，從而促進了河南、陝西之地的歸還，因為缺乏史料佐證，只能作猜測而已。
紹興七年十一月，在宗盤、宗雋和昌的要求下，熙宗下詔廢除齊國，降封劉豫為蜀王，在汴京設立行臺尚書省，以張孝純為權行臺左丞相。行臺尚書省直屬中央尚書省領導，統治汴京及河南、陝西等地，使其仍然成為具有一定獨立性的特殊統治區。完顏昌等人的目的非常明顯，他們想利用這片土地為誘餌，迫使南宋政府像劉豫那樣向金朝屈膝稱臣，於是宋、金和議進入第三個時期，也就是金朝迫使南宋簽訂屈辱性和議的時期。
王倫在燕京得到在南宋向金朝稱臣、交納歲幣的條件下，金廢劉豫，許和議，歸還梓宮及高宗生母韋氏，歸還河南地的承諾後，於紹興七年十二月返回臨安。高宗得此訊息，大為欣喜，“屈己求和”的態度更加堅決。於是，高宗、秦檜迫不及待地命王倫、高公繪再次出使金朝請和。
宰相趙鼎知道高宗的“還太后、梓宮”是假，屈膝求和是真，這樣勢必遭到絕大多數文武百官的反對，所以向高宗建議道：“士大夫多謂中原有可復之勢，宜便進兵。恐他時不免議論，謂朝廷失此機會，乞召諸大將問計。”企圖借大將之口，以拒絕和議，但高宗的回答是：“不須恤此。”參知政事兼樞密副使劉大中、樞密副使王庶也以為和議非便，高宗一切不聽。
紹興八年（1138）二月，高宗自建康回到臨安，他深感朝廷裡主和力量的薄弱，三月，再次起用秦檜為右相兼樞密使，以加強主和派的力量。當年五月，王倫與金朝使節烏凌噶思謀一起來到臨安。宋、金議和的訊息一經傳出，立即遭到群臣的猛烈反對。權吏部侍郎魏徵，以敵情之不可信為由，拒絕出任館伴使。秦檜對他說：你以智料敵，我以誠待敵。
魏徵反譏道：“第恐敵人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不能屈，乃改命焉”。右正言辛次膺七次上疏，力言：“宣和海上之約，靖康城下之盟，口血未乾，兵隨其後。今日之事當識其詐。”韓世忠以為，金人廢劉豫，是恢復中原的絕好時機，他請求朝廷全師北伐，讓自己率先出兵迎敵。岳飛面見高宗說：“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甚至首鼠兩端的張俊，觀望大勢，也表示要與岳飛、楊沂中等聯合起來，一致破敵。
面對朝廷內外文武百官對和議的猛烈反對，秦檜害怕高宗由此動搖，一日朝議畢，便單獨留下來與高宗進行密談，他說：“臣以為講和便。”高宗首肯。秦檜又說，朝中大臣都不足以斷大事，陛下如果一定想與金人講和，就要獨與我商量辦事，不許群臣干預，否則和議就不會成功。
高宗當即表示：“朕獨與卿。”秦檜怕高宗後悔，給他三天時間考慮，希望他“更精加思慮”。三天後，高宗仍然堅持要與金議和，而秦檜還要他“更思慮三日”。又過三天，秦檜知高宗對議和已“堅確不移”，才拿出自己制訂的和議方案，“乞決和議，不許群臣干與”。高宗“欣納之”。為了掃除向金屈辱議和道路上的一切障礙，十月，高宗先罷去了劉大中的參知政事，接著又罷去趙鼎的相位，讓他出知紹興府。
十一月，由於樞密副使王庶七次上疏、六次面見高宗，反對和議。樞密院編修官胡詮上書直諫，要求斬王倫、孫近、秦檜之首以絕和議，謝天下。結果王庶被罷去樞密副使，出知潭州，胡則被昭州編管。秦檜主政後，故伎重演，陸續起用親信孫近、王次翁為參知政事，韓肖胄、樓炤為籤書樞密院事。又起用主張和議的勾龍如淵、蕭振等人為臺諫官，命他們專劾對議和有異議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