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實，很多傳世的官窯看上去跟新出窯爐似得，光亮如新。

特別是在還未入門的外行人眼裡，它與新瓷沒有什麼區別，和高仿品放在一起，外行人更是無法區分。

其實，這個道理很簡單，傳世的官窯器自它誕生這一刻起就受到人們的寵愛，倍加呵護，或陳設在玻璃櫥內，或置放在錦盒中，偶爾開啟觀賞也是小心翼翼，故除了歲月的自然氧化形成的肥厚包漿外，與新器少有區別。

這樣儲存下來的官窯器才是瓷中珍品，是寶貝。

但也恰恰是這些官窯佳器會不被人們看好，總以為它是新的，晶亮的釉面，毫無瑕疵的器身，彷彿剛出窯爐似的亮麗。

佳士得、蘇富比、邦翰斯等國際大拍公司上拍的中國曆代官窯瓷器大多屬這一類。

只有極少量是殘破件。這又佐證了“舊器如新才是寶”的觀念。

很多人都說古陶瓷水深，難玩，以上現象也是個主要的原因。

清朝官窯瓷器鑑賞要點·整個清代官窯瓷首推康熙，以康、雍、乾三代為佳，但清三代官窯瓷器價格昂貴，對資金需求很高。

專家建議也能夠挑選清晚期官窯，嘉慶、道光等時期的產物中也不乏精品。

大家耳熟能詳的清代官窯瓷器通常均署“大清××年制”、“××年制”或“××御製”等朝代款，但在清末光緒的景德鎮官窯青花瓷器中，也呈現過慈禧太后專用瓷器“體和殿制”款青花瓷，價值較高。“仍是要以稀缺性為準則。”

首先看外型，包含線條的收放、形狀等。

康熙時期的外型，健康挺立；

雍正時期外型秀氣柔軟；

乾隆時期外型、工藝雜亂。

康熙時期有本人共同個性的，比方雙陸尊等，是康熙時期獨有的。

整體來看，雍正、乾隆時期外型立異達幾十種，乾隆之後外型就沒有大的立異了，根本連續前期的外型種類和個性。

第二，胎釉彩。

康熙時期特點是“緊皮亮釉”，釉面緊繃在胎體上，胎很健康，斷口像貝殼相同硬，斷面像糯米糕的切面相同細，藍彩透徹亮麗。

雍正時期的胎最白，含雜質最少。

乾隆時期胎體皎白細膩，瓷質堅密，胎壁比雍正青花略厚。

釉面勻淨，多數是青白釉，少數為粉白釉，光澤瑩潤。

第三，紋飾。紋飾與其時的社會習俗和皇帝的審美情味緊密聯絡在一起。

比方，康熙時期，山水人物故事、“刀馬人”較多，表現古代戰爭場面、戰馬嘶鳴的大場面較多，而康熙後期社會現已安靖下來，則有耕織圖等。

雍正時期已根本沒有“刀馬人”紋飾，花卉、花鳥較為盛行，考究俊美，規劃也愈加合理。

乾隆時期紋飾雜亂，點綴煩瑣，受西洋的影響較為顯著，比方有西方婦孺、兒童畫等等。

第四，款識。

官窯款多六字、四字的，比方“大清康熙年制”、“乾隆年制”等。

從字型上看，康熙時期多楷書款，雍正時期楷書、篆書偏重，乾隆時期重篆書，嘉慶、道光時期多篆書，咸豐以後又開端注重楷書。

從筆畫上看，康熙時期筆畫有力，而雍正則顯得整齊標準。

往往正官窯佳器與頂級的高仿品在外行人眼裡只是一絲之差，他們稍一不慎就滑入高仿品的泥沼中。

因而，大多數人不敢碰精、尖、稀的頂級官窯佳器，寧求殘破舊的普品，如果沒有多年積累的鑑瓷經驗確難以區分。

特別是不在一線現場經常花錢實戰的人都免不了落入陷阱。

高科技手段的日新月異，高仿技術的不斷深化，那些本來尚有一定鑑賞眼力的“專家，行家”一旦脫離一段時間在市場的歷練，也免不掉會走眼。

由此，迫使那些大拍公司更多地信傳承有序的路子，這實在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

流傳下來的官窯佳器中也確有一部分舊氣明顯，傷痕累累，破損殘缺的，這往往是擁有者不識其珍，隨意放置使用造成的，而很多眼拙的人只認這些東西，也難怪。

主要是很少見到如新的官窯，更談不上上手了。

偶而見到，當成新器擦肩而過。

眼睛只停留在殘舊或滿身傷痕的普品上，越不出這個圈子。

有的索性採用簡單的思維方式：相信科學的檢測結論。

最早用的是炭14，現在大多采用熱攝光測定。其實，很多藏友並不太自信，曾經有一位藏藏友將同一件晚清的民窯器敲碎，送兩家權威單位測試，結果竟然出現兩個截然不同的結論，其間竟相差近百年。

這民窯器充其量也只有100多年，說明這所謂的科學測試仍掌握在人的手裡，靠人的眼力分析得出資料。

到目前為止，對古陶瓷的準確斷代最精準的還是靠經驗，靠長期與市場接軌中練就的眼力。

為什麼玩古之圈會流傳這樣的說法“專家不如行家，行家不如玩家，玩家不如藏家”。

這就是強調實踐出真知的道理。

事實上，在我們的著名專家中也有幾位長期與市場掛鉤的，也就是長期在實戰中歷練的，如自己有過收藏、開過古玩店、經過真假辨別的壓力等等。

一些藏家都有自己的古玩店，翻滾在商海的浪潮中，眼力自然高深。

但絕不能推理出凡開古玩店的眼力一定好，有的古玩店老闆大字不識一籮，有的涉足此行不足幾個月，也照樣斗膽開張，將古玩當兒戲，不在此例。

曲高和寡，這是在任何一行中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

越頂級的官窯器識的人越少。

所以，眼力越高的人會越感到孤獨，藏品檔次越頂級的人，會越遭到外行的譏諷。

瓷壇泰斗耿寶昌先生，曾在故宮博物院被人長期冷落過，很多人都喊他“耿師父”，將他像雜工一樣來回使喚，直到他驚世駭俗的鉅著《明清瓷器鑑定》問世後，人們才刮目相看。

他的老師孫瀛洲先生也曾很長一段時間遭嗤笑，說哪有那麼多漏好撿，大家都說不對的，專家也說不對的，他卻還去擺弄，真有些過於自信。

但他堅信自己的認知“大家說不對的，專家說不對的，我才有機會”。

正是這種信念才造就了一代收藏大家，最後將三千多件官窯器捐給了國家。

他捐的三千多件古陶瓷中有二十幾件是國家一級文物，且大多是“如新的官窯”，這就是他獨特的眼力。

識官窯器難，識如新的官窯器更難！

有志於古陶瓷研究的同好們，要想練就一副火眼金睛，必須毅然跳入市場之海的浪潮中，否則，眼力永遠到不了那個高度！

說白了，正官窯器和所謂的高仿品在外行人眼裡，辨不出差別，在真正有眼力的收藏家眼裡，是有天壤之別的。

想了解更多精彩內容，快來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