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這句話尋常的理解是：遇到事情君子講道義，而小人則是談利益。
這種解釋真的對嗎？我們先畫一個問號。
因為如果按照這個解釋來看，那我們的社會中便真的沒有君子了。
人活著，是絕對離不開利益的。比如我們工作，換來自己的勞動報酬，這很正常。
但如果按照“君子喻於利”這個觀點來看，我們要想成為君子，那該如何面對這些錢財呢？
按照後世腐儒的行事特點推測，他們多半會說：“此非利也，此乃義財哉！”
那問題來了，難不成話語權全在君子，同樣是錢財，君子覺得能拿就加個“義”字，君子覺得不能拿就稱之為“利”嗎？如此說來君子的標準又該如何設定呢？
這用現代哲學概念來講叫詭辯，顯然是不對的。
那麼此中是非到底該如何分辨呢？這個問題我們的老祖宗爭論了千年，也就是我們古代一個大論題“義利之辨”。
簡而言之，到底怎麼區分“道義”和“利益”？
其實想了解這義利之辨，我們不妨先了解兩個人，那就是孟子和蘇秦。
這兩個人同生於戰國時期，同樣在周遊列國，只不過孟子倡導的是儒家思想，也就是孔子說的義。
而蘇秦則是縱橫派的代表人物，倡導的是縱橫捭闔的外交思想，也就是講利的。
兩人的思想差異在他們遊說君王的過程中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比如孟子去見梁惠王，梁惠王也就是當時魏國的君王，兩人的第一次聊天便並不愉快。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是梁惠王對孟子的稱呼，大概意思就是老頭。還記得陰陽家騶衍來魏國時是什麼待遇嗎？
“惠王郊迎”，梁惠王親自去郊外迎接。
到了孟子這梁惠王不僅沒有迎接，甚至連個“夫子”的敬語都沒有。
直接發問：“老頭，你不遠千里跑過來，對我的國家有什麼利嗎？”足見孟子並不受梁惠王待見。
那麼孟子怎麼說呢？
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意思是大王您何必只貪圖利益呢？要知道仁義才是大道。
孟子不愧為孔子的傳承者，張口第一句便是“王何必曰利”，完全是遵循孔子“君子喻於義”的教誨，先告訴君王不要談利益。
不知道當時惠王聽到這個答覆的時候心裡是什麼想法，但如果我是梁惠王，都恨不得給孟子轟出去。
為什麼呢？
這需要結合一下歷史去分析，要知道當時魏國的處境十分艱難。
《史記》記載：“兵三折於外，太子擄，上將死，國以空虛。”
當時的魏國剛戰敗於齊國，失了上將龐涓，又敗於秦國，被擄走了公子卬，南有楚國虎視眈眈，北邊韓國、趙國兩個同宗國也各懷鬼胎，處境異常艱難。
梁惠王此時心裡急啊，求賢若渴想找人救國，結果孟子一張口來了句“王何必曰利？”
這就好比一個快要餓死之人找你討飯，你讓他先別管肚子餓，要多讀書學知識，這樣以後才能有飯吃。
孟子一句話就把天給聊死了，實在想不出梁惠王有什麼理由接受孟子的觀點，所以他們的第一次談話沒說幾句就不了了之了。
之後他們又有過幾次對話，梁惠王雖然對孟子客氣了一些，但終歸還是沒有重用孟子，後來惠王死去，孟子便灰溜溜的走了。
而反觀蘇秦，蘇秦遊說到魏國的時候比孟子要晚一些，當時梁惠王已經死了，梁襄王繼位，而孟子也已經離開。
蘇秦見到梁襄王之後為我們上演了一出教科書式的縱橫術，直接就將梁襄王拿下了。
他見到梁襄王之後直入主題，從地理形勢、周邊疆界、各國實力等等各個方面將魏國形勢進行了徹底分析，而後又搬出“天下之強國”、“天下之賢主”給襄王戴了一堆高帽。
從國家之利益、君王個人之利益各個角度，把利益說了個遍，按照孔子的說法這是典型的“小人”。
結果襄王聽的是心花怒放，當場表示：
“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簡言之，合縱這個“專案”，我魏國參加了！
為什麼蘇秦如此輕鬆便成功了呢？正如鬼谷子所講的“飛鉗術”那樣，人普遍都看重利益，所以“喻於利”就如同飛出去一把勾子一樣，能夠一下子勾住人的心。
對於君王來說，這比孟子那套大道理，有意思的多，也有意義的多。
所以對比兩人遊說的結果，蘇秦完勝孟子。
那麼是不是就說明孔子所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的觀點就僅僅是呆板且不切實際的道德觀呢？
其實並不是，我們來思考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孟子是真的不懂遊說君王的技巧嗎？
恐怕不是，如果仔細研究過孟子就會發現，孟子的口才在當時絕對不亞於蘇秦、張儀之流，孟子面對別家學派常常針鋒相對、引經據典、妙語連珠。
但為什麼孟子不像蘇秦一樣去運用一些語言技巧呢？
答案是孟子覺得這些把戲解決不了實質問題。
這就引出了第二個問題，蘇秦的成功，是真的成功了嗎？
如果站在個人角度來看，蘇秦一人佩六國相印，絕對可以說走上了人生巔峰，很成功。
但如果站在歷史視角去看待蘇秦，他不過是暫時說服了君王，締造合縱聯盟，微微拖延了一下大秦帝國一統天下的腳步。
最終合縱聯盟還是被他師弟張儀所破，蘇秦本人也被刺身亡，六國都被滅忘了。
所以蘇秦其實真的不能算成功，最多算風光一時吧。
而孟子則不同，孟子從未想過要給自己爭來功名利祿，孟子心中是“天下大同”的理想和“以天下為己任”的聖人情懷。
所以他看不上那些遊說手段，更不贊成所謂合縱連橫這種外交政策。
在他看來，這些皆不過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治標不治本的手段。他希望君王能夠像自己一樣，心懷天下蒼生，實施大義王道。
“不違農時”；“省刑法，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
簡而言之，發展農業，減輕賦稅，加強道德文明建設，透過教化，打造一個百姓安居樂業的國家，讓天下大同。
相比蘇秦，孟子的格局實在是大了太多，他的觀點則更加偏向於是一種政治哲學。
在他的構思中其實國與國沒有明顯的分界線，他希望找到一個王，能在亂世中撥亂反正，救天下蒼生於水火。
所以對於孟子，不能像很多人批判的那樣，說他是一個不懂天下大勢的書呆子。
他有自己的情懷和思想，只不過太高了。
我們不能說他就是一個失敗者，他只不過忽略了登上亂世舞臺的手段，要知道在當時，沒有幾個人，包括君王能夠擁有他那麼高的眼界。
這也就導致他一直沒有獲得施展手腳的機會。其實如果當時梁惠王直接拜孟子為相，或許戰國便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當然，沒發生的事情，結局再怎麼分析也不過一家猜測，沒什麼意義。
司馬老夫子在《史記》中這麼評價：
“天下方務於合縱連橫，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知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天下人都忙著打仗，孟子卻硬是要重提上古的美德，所以自然沒有人理會。索性隱退著書，傳承孔子的儒家思想。
事實證明，雖然孟子的政治抱負在當時沒有得到施展，但就文化傳承這件事上，他做到了，而且非常成功。
所以關於蘇秦和孟子的較量，也沒有必要非論個是非高下了。
說蘇秦只關注個人、君王之利，是“喻於利”的小人，可孟子關注的天下蒼生之利又何嘗不是利呢？
說孟子傳天下大義，是“喻於義”的君子，那蘇秦締結六國合縱聯盟，硬是憑一己之力威懾強秦，拖緩國家滅亡，又何嘗不是義呢？
他們都是在為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負努力著的，不過是眼界和方式存在差異。
其本質是一樣的。
所以，透過孟子和蘇秦的啟發，這義利之辨是否也就沒有了意義呢？
因為其實二者並不衝突，不過眼界和格局不同罷了。
宏觀來看，義本身也不過是為了實現天下之大利，義之本又何嘗不為利呢？
義與利本就是一體的。
而孔子這句“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原本的意思也就顯而易見，他是提醒人們眼光要長遠，要透過正道去實現大利。不要貪圖蠅頭小利，貪小便宜，耍小聰明。
孔子他老人家可從來沒有將義利的概念絕對地一分為二。
要知道儒家從來不執著於任何一邊極端，即不像墨家那樣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為之”；也不像楊朱學派那樣專門利己、重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
儒家思想是講“中庸之道”的，是弘揚利己、利人、利天下的大義。
那麼為什麼會產生後世爭論千年的“義利之辨”？
因為很多後世腐儒那樣不明所以，混亂邏輯，淺薄的將義利強分為二，與公與私、無私和自私混為一談。
造出許多死板的條條框框，束縛後世之人，甚至一度使儒者“望利而生畏”，一提到錢財利益，便不分青紅皂白全劃歸到“小人”之列去了，失了處事的靈活性，這實乃歪曲聖學，貽害四方。
這也後世諸多知識分子誤會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一個原因，應當引起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