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系精讀中國史連載89，《戰國史話》

連載16

，歡迎收看。

01、墨家思想之先進，超乎今人想象

墨子名翟，魯國人（一說宋國人），是墨家學派的創始人，大約生於公元前468年，死於公元前376年。他出身低微，做過工匠，自稱“賤人”。他的門徒也多半來自社會下層。

墨家組成為團體，這種團體表現出原始的組織性。他們生活儉樸，互相救助，服從教義，嚴守團體的法規，嚴格服從首領的指揮。墨子死後，團體的首領稱為“鉅子”，代代相傳。

《墨子》一書，為墨家門徒所編，代表墨家思想。

墨家在戰國時是一大學派， “世之顯學，儒、墨也” （《韓非子· 顯學》）。

由於墨子和墨家團體多來自下層社會，因此墨家代表了自由平民或者叫庶人的利益。

墨家有十大主張，即兼愛、非攻、尚賢、尚同、天志、明鬼、 非樂、非命、節用、節葬。

墨子提出“非命”，

強調人的力量，強調“自強”， 他認為富貴、貧賤不是命中註定。

他說： “強必富，不強必貧”； “強必貴，不強必賤” ； “強必飽，不強必飢” ； “強必暖，不強必寒” 。這是有積極意義的。

墨子主張節用、節葬和非樂，抨擊了統治階級窮奢極欲、揮霍無度，批判了儒家提倡的厚葬、久葬（行三年之喪）。當時的統治階級，大講排場，大修墳墓，“厚為棺槨，多為衣裘”，弄得“民苦於外，府庫單（盡）於內” 。墨子猛烈抨擊統治階級對社會、對百姓造成的禍害，他說： “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 。墨子喊出了下層民眾的聲音。

墨子主張“尚賢”。他說：

“官無常貴，民無終賤”

。“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不但各級官吏要“尚賢”，還提出“選擇天下賢王者，立以為天子”。墨子提出的尚賢，對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度提出了挑戰。

“兼相愛，交相利”，這是墨子提出的著名的“兼愛”主張， 但他主張的是普遍的愛，包括了國君兼愛一國，天子兼愛天下。儒家主張愛是有差等的，從反對儒家提倡的“愛”來說，墨子的兼愛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是，這隻能是一種幻想，在階級社會里，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是不可能“兼愛”的。

從“兼愛”的觀點出發，墨子提出“非攻”。《墨子》書裡有一著名故事：公輸班為楚國造雲梯準備攻宋。墨子日夜兼程從齊國趕到楚國，用一攻一守的假設性對戰說服公輸班和楚王不能大國欺侮小國；同時，墨子派人去宋國做了防守的準備，結果制止了楚對宋的一次戰爭。

墨子講“天志”、“明鬼”。把天當作人格化的神，認為天是有意志的，認為鬼神能夠賞賢罰暴，他要用鬼神來監督人間格局。

墨子還提出了“尚同”，即一層一層定是非，最後是“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子”，天子“上同於天”。

墨子在認識上提出了有名的“三表法”。就是“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發）以為刑政，觀其中（符合）國家百姓人民之利”。

墨子的“三表法”在認識論上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他認為

言論是否正確要看是不是符合歷史經驗，是不是有所見所聞為根據，是不是符合國家百姓的利益。

這種注重實際，把認識和社會效果聯絡起來，特別是和人民的利益聯絡起來的主張，在認識論的發展史上是可貴的。但他的“三表法”仍不免側重感性認識，缺乏理性認識而陷入經驗主義的錯誤。

《墨子》書中還有《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 《大取》、《小取》6篇，據研究這有別於《墨子》其他篇章，時代應屬戰國後期，幾乎全屬於認識、邏輯和科學的範圍，稱後期墨家。

後期墨家揚棄了墨子的“天”、“鬼”宗教迷信思想，在認識論和邏輯學方面比墨子有很大的發展。

後期墨家充分肯定人的認識能力， “惟以五路（五官）知”，是說透過感官與外界事物接觸才能獲得知識。他們認為

知識來源有“聞知”、“說知”、“親知”三條途徑。

“聞知”是聽別人傳授的知識，“親知”是自己親自經歷得來的知識，“說 知”是思維推理得來的知識。他們說“室中，說知也”，這是說在室內而不直接接觸事物得來的知識，即判斷推理，有理性認識的意思，克服了墨子在認識上的狹隘經驗主義。

後期墨家還認為得來的感性知識只有透過“心之察”和“心之辨”才能達到“其知之也著”。應該說，後期墨家在認識論上又比墨子進了一大步。

後期墨家提出了一整套邏輯思想和方法，當時盛行“辯”。他們提出概念要準確，要能充分表達事物的含義；理由要充分，要用同類的事物或概念進行類比、類推，不能把不同的事物或概念進行類比、類推。

概念應該適應於事物的變化，不要強求別人承認自己的論證等。

他們還提出了“或”、“假”、 “效”、“闢”、“侔”、 “援”、“推”七個論式（《小取》）。“假”相當現在假設的意思， “闢”相當譬喻，“侔”相當推論，“援”相當類比，“推”相當類推。後期墨家的這些論證，對古代邏輯學的發展有很大貢獻。

後期墨家的認識論和邏輯學，給空間和時間下了比較確切的定義，“宇”是空間的總稱，“久”是時間的總稱。空間包括東、西、南、北、中一切方位，時間包括古、今、日、夜所有歷程。

空間有遠近，時間有先後。這看來好像是很普通的道理，可是他們是針對名家的詭辯說的，是很有意義的。墨家能夠取得這樣的成就，和他們許多人親身掌握生產技能和自然科學的知識有直接關係。

秦漢以後，建立了中央集權國家，思想上定於一尊，墨家不適合封建統治階級的需要，遭到排斥而衰落了。

02、以黃老學派佔優勢的稷下學派，成為法家之源

稷下，是齊國國都城門的名稱。在這城門附近建有學宮，各國的學者們來這裡講學、著書和辯論，他們被稱為稷下先生。

由於時間長，來這裡講學的人也多，有許多有影響的人物，這裡成了學術活動的一個重要中心，稱為稷下學派。

來稷下講學的不只是一個學派的人，道家的黃老學派在這裡佔優勢。

戰國齊威王、宣王時，齊國是東方的強國。在文化思想上，齊國既有西周禮樂制度的一些傳統，又有適應新興階級的各種新思潮，齊王允許和鼓勵不同學派在這裡講學，封稷下先生為上大夫，建造高門大屋的學宮，招攬天下的學士，稷下學派日益發展起來。

戰國初這裡就開始設立學宮，到齊宣王時最盛，前後活動大約100多年，人數多的時候達“數百千人”。“不治而議論”，他們都是些不當權的文人學士。見於歷史記載的有名人物，有宋鈃、尹文、慎到、彭蒙、田駢、環淵、鄒衍、淳于髡、兒說、田巴、魯仲連、接子等。儒家宗師孟子、荀子也來過這裡。

稷下學派的著作不少。但目前除《慎子》殘本外，其餘失傳。現只能從《莊子》、《管子》、《荀子》、《史記》等書中，略知他們一些情況。

稷下黃老學派分為三個支派，一是宋鈃、尹文派，二是田駢、 慎到派，三是環淵派。

宋鈃、尹文的著作大部失傳，《管子》一書中的《心術》、 《白心》、《內業》是他們的著作。宋、尹繼承老子，又改造老子。 把“道”說成是萬物的本源，這是繼承老子的學說。

宋、尹把“道”理解為“靈氣”或“精”，這種“精”能生萬物，還能夠 “藏於胸中”。

宋、尹認為“精”和“靈氣”透過人的涵養努力能夠保藏起來。

因此，他們說的“道”和老子說的又有不同，老子的“道”不能藏於人的胸中。

老子主張絕仁棄義，反對禮義法度。宋、尹論證了德、義、 禮、法的含義，包含了不同學派的思想。宋、尹推崇明君聖人，明君聖人能夠保持體內“精”和“靈氣”，能夠掌握“法”，這個“法”就是國家的條文規定。宋、尹還強調正名，“物固有形，形固有名” 。

他們把“名”和“法”聯絡起來，要求 “名正法備”，可見宋、尹的學說屬於道家向法家的過渡。

田駢，齊人，是彭蒙的弟子，長於名辯，號為“天口駢”。有說他“貴齊”，有說他“貴均”。“貴齊”是齊萬物，萬物皆齊於道。“貴均”意思是“貴分”，就屬於法家範疇了。

慎到，趙人。他的社會政治思想兼重“禮”、“法”，但他更多地談到法。他說“定賞分財必由法，行德制中必由禮” （《慎子·威德》），又說“事斷於法” （《慎子·君子》），一切以法為準繩。他還說“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唯法所在” （《慎子· 君臣》）。應該不分親疏，用法作唯一標準來衡量人的言論、行動。“治國無其法則亂”，沒有法國家就會亂。慎到更多地提出了法的理論。

田駢、慎到派已從道家轉變成法家。

慎到又是法家中主“勢”的一派，他說的勢就是最高政治權力。權力要集中在國君手裡，分散就有害，要有威勢。他認為如果

堯只是一個普通人，連鄰人也治不了；桀所以能亂天下，就因為他是天子，有權勢。

他說“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沒有勢也就談不上執法了，韓非集法家的大成，“勢”就是繼承了慎到的學說。

在稷下黃老學派中，真正繼承老子的是環淵派。

有人認為老子的《道德經》由環淵整理成上下篇，流傳於世。環淵著重於道， 較多地保留了老子虛靜無為的思想，主張脫離現實，獨善其身。

1973年，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中出土一批帛書，在《老子》 乙本卷前有《十大經》、《經法》、《稱》、《道原》等著作，它的成書年代不晚於戰國後期，為我們研究黃老思想提供了新的資料，對研究稷下黃老學派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十大經》讚美黃帝“是以能為天下宗”，黃帝具有非凡的智慧。《十大經》認為治國的根本，要有一套“成法”，主張法治，要推行法治，必須剛柔並用，刑法兼施，缺一不可。《十大經》主張透過戰爭來實現統一，要“伐亂禁暴”，只有透過戰爭才能平亂，才能禁暴，才能統一天下。

《經法》的作者說：“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這裡一方面繼承了道家的學說，把道說成是萬物的本源，還說法是由道所生的；另一方面又強調法是政治生活的準則。“以法斷之”，進一步強調法的重要。

《經法》和慎到說的法很接近。《經法》還明顯的表現了“貴農”思想，主張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這些也和法家的理論一致。

《稱》主要講事物的名實關係和度量界限，《道原》專講什麼是道，較多的受《老子》的影響。

03、“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亞聖孟子

孟子名軻，鄒（今山東鄒縣）人， 約生於公元前372年，死於公元前289年。他原是魯國貴族孟孫氏的後代，曾經遊歷齊、魏、宋、魯、滕等國，但他的政治主張不為各國諸侯所用，晚年又回到鄒國，著《孟子》一書。

“宗師仲尼”，孟子向來認為自己是繼承孔子學說的正統。

孟子的政治主張是行“仁政”。他主張恢復井田制，這要從“正經界”開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祿不平；……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井田制破壞了， 區分井田的”經界“破壞了，“分田制祿”也無法實行了。他描繪其理想的井田制是：“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滕文公上》）。

土地私有已經普遍存在，孟子還想實行井田制，這是違背社會發展規律的。

孟子反對兼併戰爭，他說：“善戰者服上刑。”對那些提倡富國強兵，能戰善戰的國君、將領要施行最重的刑罰。這也是不合時宜的。還說：“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但是，孟子的政治思想還是要維護封建制度，他認為封建社會“有大人之事（即勞心者），有小人之事（即勞力者）”。他說了一段有名的話：“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這種理論為歷代封建統治階級所讚賞。

孟子的“仁政”，表現在關心人民的疾苦。他主張“制民之產”， 八口之家有“五畝之宅”、“百畝之田”，“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 “要省刑罰，薄賦斂”， “勿奪其時”。他要求廣大平民生活能夠穩定，賦稅搖役能夠減輕。這對人民是有利的。

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是孟子可貴的政治思想，和他關心人民疾苦的思想一致。孟子敢說 “民貴君輕”的言論，這對統治階級是不利的。他說，對於殘害百姓的國君，國人可以殺。紂王是一暴君，孟子說“武王伐紂”是“誅一夫”，不是弒君。

孟子的“仁政”還包括＂謹癢序之教”，要求統治階級辦教育，要人民懂得孝、悌的道德，達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維護封建秩序。可見孟子的“仁政”又是為封建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打算的。

孟子主張性善論，這是他哲學思想的基礎。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人是性善的，仁、義、禮、智是從性善發端的，惻隱之心是“仁之端\“，羞惡之心是“義之端\”，恭敬之心是 “禮之端\“，是非之心是“智之端”。

仁、 義、 禮、 智，不是後天形成的，而是本性所固有的，這被批為脫離社會實踐的唯心主義。

孟子對子思的“誠”作進一步的發揮，他說：“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認為誠來自天道，又是人心所固有。他還進一步說：“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這裡他說的“誠”可以是自有的，有了“誠”，一切事物可以知道，可以掌握。

孟子繼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他說： “莫之為而為之者， 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這是說沒有人去做而自然做出來的，就是天意；沒有人去招致而自然到來的，就是命運。他還說，只要充分擴張善良的本性，就懂得了人的本性；懂得 了人的本性，就懂得天命了。這樣就能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也就能夠順“天命”了。

孟子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500年左右出一個明君、 聖人，週而復始地迴圈。

他又說：“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也是逢“五”就起了變化。

孟子開始把原始的五行說和主觀唯心主義結合在一起，後來鄒衍擴大五行學說，成為陰陽五行家。

後世稱孟子為“亞聖”，視之為儒家學派的正統傳人及宗師。

04、“人性本惡”的唯物主義思想家荀子

戰國時期，儒家學說的另一個重要人物是荀子。

荀子名況，字卿，又叫孫卿，趙國人。約生於公元前313年，死於公元前238年。 荀子到過齊國稷下講學，晚年在楚任過蘭陵令。著《荀子》一書。

韓非說“儒分八派”，孟子、荀子是最重要的兩派。荀子的政治思想是“禮治”，這是他屬於儒家的基本特點。他把禮放在刑和法之上，認為治國主要靠禮義道德的教化，禮治的基本要求是維護“上下有序，貴賤有等”的封建秩序，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的封建制度和倫理綱常。

他說人是有慾望要求的，如何維持封建秩序呢？要有“度量分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無爭”，爭就會亂，“故制禮義以分之”，禮義就是這樣因為需要而制定的。

荀子說的禮包括很廣泛的內容，在政治制度方面，“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智） 愚能不能之分”。在社會思想方面他講“群”的思想， “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分”就是“度量分界”，也就是等級秩序。

他還提出了敬、孝、悌、慈、惠的封建倫理。

荀子對後來的“三綱五常”封建倫理道德有相當的影響。

荀子既重“禮義”，也重“刑法”，他說“治之經，禮與刑”，把禮與刑作為治國的根本。又把禮賦予法的含義：“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者也”。還說“慶賞刑罰，欲必以信” 。

可以看到荀子具有許多法家思想，他實是儒法雜糅的人物。

荀子主張人性本惡，認為人本性“好利而惡害”

。他說“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逸”。人為了滿足這些慾望則必爭，這就是性惡的原因。

不過，荀子的人性惡又認為後天可以改造，能由原來的性惡改變成性善。他認為禮義、法、刑可以改變人性。他說“塗（途）之人可以為禹”，

普通的人也可以成為大禹那樣的聖人。

荀子的天道觀是唯物主義的。對於自然界的變異，人們感到奇怪、害怕。荀子說凡是像日月食、風雨不調、 怪星出現等自然現象，哪一代都有，“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

國家太平，即使自然界常有怪異出現，也無傷；國家險惡，即使這種現象一次也沒有，也無益。

“天”是沒有意志的，是自然現象，因此他反對迷信、巫祝、 祈禱。荀子很強調人的力量，他說：“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循道而不二，則天不能禍。”這是一種可貴的無神論的世界觀。

我們知道，從殷周以來的古代世界存在濃厚的天命思想，“天”被說成是有意志的，是神，要求人們順從、 屈服於“天”，努力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求得吉祥福佑。而荀子闡述的天的思想，宣傳了“天人相分”的唯物主義。

不僅如此，

荀子還進一步明確提出了人定勝天的思想

，他說：“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這就是說與其尊天的大而思慕它，不如把天當作物而畜養制服它；與其對天歌頌，不如掌握自然變化而利用它。這在當時很是難能可貴的。

荀子認為世界是可知的

，他說“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 物之理也”。人能夠認識事物，是人的本性；事物又是可以被認識的。人怎樣認識外界事物呢？他說：“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薄其類然後可也”。

荀子說的“徵知”，意思是辨別、取捨、推理；“天官”是指眼、耳、鼻、舌、身五官。 “薄其類”是接觸事物。比較正確的處理了感覺與思維的關係。

荀子還說：不要“蔽於一曲，而暗於大理”，即是說不要因為片面性而模糊了本質、真理。

荀子還強調了“知之不若行之”，知道了要去做。

荀子是傑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在思想史上有很大的影響。

05、戰國兵家代表人物孫臏和《孫臏兵法》

孫臏，齊人，生卒年代不可考，活動年代約在公元前380年至公元前320年，是戰國時著名的兵家代表人物。

孫臏是春秋時著名的軍事家孫武的後世子孫。他曾和龐涓一起跟隨鬼谷子學兵法，龐涓學成後去魏國當了將軍，自以為才能不及孫臏，召孫臏到魏國，依仗權勢對孫臏處以臏刑（去掉膝蓋骨）。

後來，孫臏在齊國使者的幫助下，逃到齊國。齊將田忌很器重他，把他推薦給齊威王，威王任命他為軍師。後來，他透過“圍魏救趙”、桂陵之戰、馬陵之戰，除掉了龐涓，並幫助齊國削弱了魏國的實力。但孫臏的下場不知所終。後人猜測，或死於鄒忌田忌爭權之戰中。也有傳說，說其隱居著述的。

1972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發現《孫臏兵法》等大批竹簡和竹簡殘片，其中《孫臏兵法》經過整理，編輯出版了30篇，11000多字。這就是傳世的孫臏軍事著作，為我們瞭解戰國著名軍事家孫臏提供了寶貴的材料，能夠使我們對孫臏的軍事思想有一個基本的較為完整的瞭解。

孫臏繼承和發展了先輩孫武、吳起等人的軍事學說，總結了戰國豐富的戰爭經驗。《孫臏兵法》和《孫子兵法》具有同等重要的價值，是我國古代軍事學的又一傑作。

孫臏所處的時代正當戰國七強並立，孫臏主張富國強兵，主張戰爭解決問題，“故舉兵繩之”。對於如何進行戰爭，他有許多精闢論述。

孫臏說“事備而後動”，又說“用兵無備者傷”。戰爭以前要做好各種準備，否則會失敗。

孫臏提出在力量懸殊的情況下可以戰勝敵人，但要善戰。善戰的辦法：如“讓威”，不和敵人硬拼，避開敵人鋒芒；“以驕其意，以惰其志”，製造假象，表示軟弱，使敵人驕傲而鬆懈鬥志。“營 （迷惑）而離之，我並率而擊之。”迷惑敵人，瓦解敵人，集中力量，狠狠打擊敵人。

孫臏提出，“必攻不守”，主張採取以攻為主的戰略。他主張“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就是要靈活機動地突然打擊敵人。

他主張嚴格治軍，他說： “令不行，眾不一，可敗也”。軍法嚴明，號令必行。能“令行如流”，下達的命令像流水一樣暢通無阻。

孫臏主張賞罰分明，“賞者，所以喜眾，令士忘死也。罰者，所以正亂，令民畏上也”。這樣能夠鼓舞鬥志，嚴明法紀。

“旦暮服（佩帶）之，未必用也”，“劍之為陣，有鋒有後”。

經常訓練好的軍隊像佩劍一樣，不一定馬上用，一旦打仗就像劍一樣地鋒利，所向無敵。這就是養兵千日，用兵一 時的道理。

孫臏還注意指揮員的選擇和培養，要求指揮員能夠精通兵法，善於指揮，能有勇有謀。

戰國時，戰爭陣法的運用比春秋有了很大的發展，孫臏講了10種陣法，如方陣、圓陣、錐行之陣等，還講了在什麼情況下用什麼陣法。

《孫臏兵法》樸素地反映了唯物和辯證的思想。 “形勝之變，與天地相敝（盡）而不窮。”

萬事萬物相生相剋的現象和天地共始終而無窮無盡。打仗也是一樣，實力固然重要，但由於種種具體條件的運用，促使事物的變化也可以是無窮的。

“眾者勝乎？則投算（古代計數用的算籌）而戰耳”。如果只認為人多就能打勝仗，那隻要算一算誰的兵力多少就可以定勝負了。他反對這種看法。他在《積疏》 篇裡講積疏、盈虛、徑（小路、捷徑）行（大道）、疾徐、眾寡、 佚勞六對矛盾的相互關係。“眾勝寡”，自然這是一般的道理。“眾寡相為變”，“毋以眾當眾，毋以寡當寡”，這是說在一定的條件下能使眾寡起變化，運用得巧妙，以寡勝眾，以弱勝強是可能的。

《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竹簡都在漢墓中被發現，對於解決長期以來關於兩部書的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很有幫助。司馬遷在《史記》裡說孫武是春秋時人，孫臏是戰國時人，孫武有兵書13篇，即現存的《孫子兵法》，孫臏也有兵書傳世。《漢書·藝文志》 也有《齊孫子》（即《孫臏兵法》）的記載。但《隋書· 經籍志》 卻不見著錄，因而後人提出種種異議。比較流行的意見認為《孫子兵法》源出孫武，完成於孫臏，這就否定了《史記》、《漢書》 記載的孫臏自己有兵法著作傳世。兩部孫氏兵書竹簡的被發現，解決了這個問題。

06、鄒衍的五德終始說，對後世影響極大

《周易》講陰陽，《尚書· 洪範》講五行，原本是解釋宇宙的哲學思想。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尚書·洪範》）。這裡說的五行是五種物質和這五種物質固有的性質，沒有和唯心主義的思想相結合。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有“天生五材，民並用之”。“五材”，杜預注為“金、木、水、火、土”，完全是物質。

《國語·鄭語》說：“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這段話的意思是不同的二物（和）在一起才能發展，相同的東西（同）在一起就不能發展（不繼），這五種物質合起來可以造成百物、萬物，以至發生無窮的作用。這是關涉到宇宙構成的學說，還屬於樸素的五行說，沒有被唯心主義的宇宙觀所歪曲。

《禮記·月令》則把五行說和宗教信仰系統地配合了。如《月令》把

五神：句芒、祝融、后土、

蓐收

、玄冥；五帝：

太皞

、炎帝、黃帝、

少皞

、 顓頊；五音：角、徵、宮、商、羽；五味：酸、甘、苦、辛、 鹹；五色：赤、青、黃、白、黑

等和五行相配合。

真正使五行學說唯心化了的還是從子思、孟子開始，他們把主觀唯心主義和原始的五行說結合在一起。孟子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這是近於五行的推算，此後五行說就變成自然和社會的演變法則。

孟子以後的鄒衍，擴大五行學說，成為陰陽五行家。

鄒衍，齊人，生卒年代不可考，活動年代比孟子稍後。他曾為燕昭王師，遊歷過魏、趙、燕、秦等國。《漢書· 藝文志》記載《鄒子》49篇，《鄒子終始》56篇，但他的著作目前已失傳，我們從秦漢時他人的著作中才能瞭解鄒衍的思想。他的學說包括三個部分：一是天論；二是地理學說；三是陰陽五行的五德終始學說。

鄒衍依據當時的地理知識，稱中國為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外面又是大洲大海，他談的不著邊際，但也擴充套件了人們的空間概念。

鄒衍的學說，著名的和影響很大的還是他的五德終始說。《呂氏春秋·應同》有如下記載：

凡帝王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

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蚯蚓）大螻。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

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

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

其事

則金。

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鳥銜丹書，集於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

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

金、木、水、火、土“五氣”就是“五德”，與天的青、赤、 黃、白、黑五色的所謂“機祥”相符應。“五氣”相勝，木勝土， 金勝木，火勝金，水勝火，土勝水，一氣勝一氣，迴圈往復。

“五德”也迴圈往復，相代而興。每一個朝代相當一個“德”，一切制度設施都要和這個“德”相應，鄒衍的五德終始說以宗教迷信的神秘色彩賦予皇權神授。

鄒衍預言，代火者必將水，周德已經衰了，將有合於“水德”的帝王要統一中國，水德的徵祥要出現了，就看誰有水德吧。這正迎合了戰國各國國君統一中國的需要。

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鄒衍的門徒進五德終始說，為秦始皇所採用。

周是火德，“今秦變周，水德之時” （《史記·封禪書》）。水勝火，秦是水德，“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衣服旄旌節旗皆上（尚）黑”。

後來，漢代董仲舒把五德終始說更細緻演化為“天人合一”的神學， 經過唯物主義者王充的徹底批判，五德終始說才衰落下去。但後世帝王，亦多信此說。

07、“鼓盆而歌，逍遙於天地”的莊子

莊子，名周，宋國蒙人（今河南商丘附近），約生於公元前369年，死於公元前286年，他出身可能是沒落貴族，曾在家鄉做過管漆園的小官，沒多久就歸隱了。

莊子的思想，儲存在《莊子》一書中。《莊子》分內篇7篇，外篇15篇，雜篇11篇。過去傳統的看法， 認為內篇是莊子自己的著作，外篇、雜篇是他後學的著作。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他把生死、貧富、飢渴、寒暑等，說成是命中註定的，要世人順其自然，不要去奔波，達到“坐忘”。忘掉一切，忘掉自己，忘掉外界。

“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沒有了聖賢才智的人，大盜也沒有了，社會也就安寧了。因而主張社會回到“混沌”世界去，“同乎無知”，“愚而樸”。

莊子還描繪了一種超脫人世的所謂“至人”、“真人”。這種人水火傷害不了他，活也無所謂，死也無所謂，隨隨便便的來，隨隨便便的去，沒有憂患，沒有利害煩惱，聽便邀遊太空，達到理想境界。

他妻子死了，他敲起瓦盆唱歌：“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夏秋冬四時行也”。生死像是春夏秋冬更替一樣，這就是莊子的“鼓盆而歌”，表示了他對生死的無所謂。

莊子主張的“渾沌”世界，是比老子的“小國寡民”更為原始的社會。這裡自然界全沒有開發，樹木雜草叢生，飛禽走獸成群，人與禽獸同居，與萬物並存，“同乎無知”， “同乎無慾”。

莊子的哲學思想和老子一樣，也以“道”作為天地萬物的本源。但

莊子對“道”作了系統的闡述

。“道”本身既是有形有實的，又是人們看不見摸不著的。“道”是根本，天地還沒有的時候，它就已經存在了。到底從什麼時候開始，什麼時候終了，也不知道，

“神鬼神帝，生天生地。”鬼神、上帝、天、地都是由“道”生出來的。“形非道不生”，自然界的萬物也是“道”生出來的，“道” 是天地萬物的本源。“道無始終，物有死生。”道是永恆的、絕對的、無變化的；萬物是暫時的、相對的、有變化的。“道”無所不在。

莊子的“道”和老子有不同的地方，老子的“道”是客體的，莊子的“道”是指人的主體精神。他認為

人只要自以為精神上得 “道”，就可以與“道“同體。

“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 。天地和萬物與“我”是合而為一的東西，“道”既然存在於天地萬物中，也就存在於“我\“。

\”我”就是“道\“ ， “道”就是“我”

。

他認為萬物是在變動的。“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 。萬物在急劇地變動，無時無刻都在變動，這是很辯證的思想。

因而，莊子的認識論是相對主義，“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

彼也是此，此也是彼，是也是非，非也是是，果真是有是非呢？果真是無是非呢？

“以差觀之， 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 。就是說，從大小不同的角度看，你看著是大，就是大；你看著是小，就是小。

在莊子看來，萬物都是相對的，只有“道”才是絕對的，永恆不變的。

莊子從相對主義的認識論又走到極端懷疑論。有一個莊周夢為蝴蝶的著名故事，說莊周夢為蝴蝶，醒來仍是莊周，“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究竟是莊周做夢變為蝴蝶，還是蝴蝶做夢變為莊周？

總之，莊子哲學是戰國時一個重要的思想流派，

《莊子》一書是一個龐大的哲學思想體系，在中國思想史上有很大的影響。

在道家學派中，莊子與老子齊名，並稱“老莊＂。莊子提出和論證了哲學上的一系列問題，開拓了人們的思路和眼界。

08、“世異則事異”的韓非：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韓非，約生於公元前280年，死於公元前233年，是荀子的學 生。他的著作有《韓非子》一書。

韓非注意研究歷史，認為時代在不斷前進、變化，不是停滯，不是倒退的。他認為聖人也不是循守一種東西不變的。他說“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 ，時代變了事物也變，事物不同了做法也要改變。

韓非所處的戰國後期，兼併戰爭很劇烈，這就要看誰有力量 了。韓非說：“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

誰力量大就能兼併誰。

他著眼於“力”，即要富國強兵。

在韓非看來，要富國強兵就要實行法治，要實行法治就要批判儒家的仁義。

韓非提倡以法為本的法治，是法、術、勢的結合，他總結了過去法家的經驗教訓，主要繼承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慎到的＂勢”，他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在他看來，法、術、勢不可缺一。

他指出商鞅在秦國行“法”，因為沒有“術”，“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變法的果實落到了權臣的手裡。申不害只講“術”而沒有“法”，“不一其憲令，則奸多”，弊病也很多。所以他說：“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法和勢都是關係到法治的成敗問題。

韓非說“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就是以官府的憲令作為法治的依據，人人遵守。憲令不能違反，不能“去規矩而妄意度”

。法，是規矩準繩，不能離開，不能任意行事。

他主張大力宣傳法，“法莫如顯”，連“卑賤”的人都要知道“法”。 他說，“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就是所謂“法不阿貴”，無論什麼人不能犯法。為了行“法”，不惜設重刑，“上設重刑而奸盡止”，認為重刑能夠杜絕犯“法”。

韓非說

“術”是國君駕馭群臣的手段，是一種權術。

“術不欲見”，“術”是不能讓人知道的。商鞅行法，數十年沒有能夠成就帝王的事業，“主無術於上之患也”。在韓非看來，沒有掌握“術”，“法”也等於失敗了。

韓非的“術”，後來被統治階級繼承成為使用權謀馭人的手段。

韓非說的“勢”是國君的最高權力，他說：“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徵諸侯者，以其威勢也。”他說， 暴君夏桀能夠控制天下，因為他是天子，“勢重”；堯是普通人時，誰也不服他管，因為“位卑”。

韓非強調權力要集中，“事在四方，要在中央”

， “要”指中央集權，國君要緊緊掌握這種權力。

他認為對於“勢”運用得如何，關係到法治的成敗。

韓非強調富國強兵，很注重推行耕戰政策，認為這是必由之路。“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有事無事，都可以立於不敗之地。韓非在《五蠹》篇裡把不從事耕戰的遊說之士、侍臣、學士、 遊俠、工商之民斥為社會的五種蠹蟲，他嚴厲批判儒墨等言仁義而妨礙耕戰的行為。

韓非的哲學思想繼承了荀子的唯物主義傳統。他批判地改造了老子“道”的思想，把“道”說成是自然界的本身和運動著的規律。他認為自然界是在不斷地發生變化的，沒有永恆不變的東西。

“一存一亡，乍死乍生”，“不可謂常”。“萬物”服從必然的總規律，“萬理”體現不同事物的特殊規律。他對“道”和“理”關係的解釋，類似我們今天說的萬物各有特殊規律，所有特殊規律共同體現了普遍規律。

韓非反對天命鬼神，他認為“天”是沒有意志的，就是10個堯那樣的“聖人”，也不能使衣作物在冬天裡長出一株穗來。韓非反對迷信鬼神， “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他認為迷信鬼神是國家將亡的一種徵兆。

韓非認為客觀事物是可以認識的，他說“物有常容\” ，事物有一定的內容和一定的表現形式，即有一定的自然常態。怎樣去認識呢？“虛以靜後\“ ，即認識產生於對事物的觀察研究以後。他在《解老》篇裡批判了“前識者無緣而忘 （妄）意度也”，即還沒有接觸事物就想當然得出認識的先驗主義。

秦王政（即秦始皇）看到韓非的書很有感慨，說：“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後來，秦王政果然逼迫韓國將韓非送到秦國。但韓非的同學李斯正為秦相，怕韓非搶了自己的位置，所以最終慫恿秦王政將韓非下獄，並害死了韓非。

09、《呂氏春秋》，雜家代表作

《呂氏春秋》一書，是呂不韋的門客按照呂不韋的意旨所著的，全書分八覽、六論、十二紀，覽、論、紀的下面又分許多小題目，共26卷，20餘萬言，是一部自成系統的雜家代表作。《漢書·藝文志》把它列在“雜家者流”，說它“兼儒、墨，合名、法”，就是說各家的學說兼而有之。

《呂氏春秋》想把各家的不同學說統一起來，他認為，“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意思是要取人之長，採取各家的長處。他還舉了一個通俗的例子說，天下沒有純白的狐狸，但有純白的衣裘，這是從許多狐狸身上取來的。

《呂氏春秋》在政治思想上有因襲儒家之處，它贊成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論，反對家天下，謳歌禪讓。“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

《呂氏春秋》主張分封諸侯，它說“故觀於上世，其封建眾者，其福長，其名彰\“ （《慎勢》）。但是它又主張政治上的統一，它說“亂莫大千無天子\” （《謹聽》），“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一則治，兩則亂\“ （《執一》）。“一”就是統一，是權力專一。這又是法家思想。 它還說治國“無法則亂\” （《察今》），這也明顯是法家思想。

它還把儒家的禮義與法家的賞罰相結合，“賞罰之柄……其所以加者義”。它既取儒家，又取法家思想，把儒家法家的思想揉合在一起。

《呂氏春秋》說：“為天下及國，莫如以德，……此神農黃帝之政也。” （《上德》）這是把儒家“德”的政治思想與道家結合起 來。道家是“非樂”的，儒家則非常重視音樂的教化作用。《呂氏春秋》把“道”說成是音樂產生的本源，也把道家、儒家揉合在一起。

《呂氏春秋》在《孟冬紀》的下面，編入了《節葬》、《安死》 兩篇，這是企圖把儒家的“孝親”和墨家的“節葬”調和起來。

《呂氏春秋》對於陰陽家的《月令》很重視，它把月令作為十二紀的架子，12紀是全書的主要部分。《月令》分“孟春之月”等12個月，即分春、夏、秋、冬四季，每季又分孟、仲、季三月。

《呂氏春秋》的天道觀基本遵循道家，認為“道”是天，是太一，是自然，不是意志的人格神。

《呂氏春秋》的主要傾向是不相信鬼神的，認為鬼神是無知者主觀虛構的東西，因而卜筮等是不可信的，這裡它吸收了無神論思想。

《呂氏春秋》採納了許多家的學說，它所說的採納各家之長， 說不上是對各家學說批判的繼承和總結，實際上只是按一定的意圖把各家的學說編織起來。

不過，《呂氏春秋》在文化史上有相當高的價值，司馬遷說它“以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它儲存了許多有價值的史實。章學誠評論《呂氏春秋》說：“呂氏將為一代之典要。”如《上農》等4篇，就儲存了許多有價值的農業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