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夷”字猶如“華”字一樣重要，古代華夏民族的諸多活動都與“夷”密切相關，只要涉及對外軍事與外交的歷史記載，幾乎都會出現“夷”字，甚至“華夷之辨”一直成為古代主流思想，對華夏文明的形成發展影響深遠。

既然夷字如此重要，那麼就有必要追溯夷字的本義。更為重要的是，藝術源於生活，每一個漢字的最初字形代表了當時社會的普遍共識，因此解讀出夷字本義，也有助於揭開一段又一段上古歷史真相，對於夏商周斷代工程大有裨益。

殷墟甲骨文出土後，學者們發現古人解讀錯誤，商朝夷字的字形根本不是“大弓為夷”，自然其本義解讀也南轅北轍。

01：文獻記載的矛盾之處

根據文獻記載，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夷，從大從弓，東方之人也。”清朝朱駿聲《說文解字通訓定聲》：

然而，考古發現中國最早的弓箭可以上溯到距今28000年前，在距今5000年時弓箭使用範圍極廣。1963年，山西峙峪遺址發現二萬八千年前舊石器時代的燧石鏃頭，用很薄的長形石片製成，尖銳周正，已具備鏃頭的形式。1962年，南京博物院在蘇魯交界處進行考古調查時，發現了距今5000餘年的大墩子遺址，第316號墓的墓主左股骨上有一枚折斷的骨鏃嵌入，深達27毫米，由此可見當時的弓箭殺傷力之強，足以穿透肌肉射進人骨。

於是，這裡就出現了一個矛盾之處：持弓好戰好獵的民族很多，東夷應該只是其中之一，為何偏偏東夷人才能稱之為“大弓為夷”？按照“大弓為夷”的字形，很多民族都可以被稱之為“夷”，甚至包括殷商。因此，古代文獻中的“大弓為夷”值得商榷。

02：甲骨文推翻大弓為夷

殷墟甲骨文出土之後，為研究早期文字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尤其是不少文字的出現，讓人眼前一亮，立即就推翻了文獻記載，夷字就是其中之一。

甲骨文中的“夷”字（見下圖），是由弓和矢組成，或者說是弓與箭合一，即“弓矢為夷”。王獻唐《炎黃氏族文化考》認為：“夷人善治弓矢戈矛，或以技能取義作弟為夷。”

由於矢與人有些類似，周朝之後逐漸演化，最後“矢”變成了“大”，於是成了“大弓為夷”。因此，近代學者陳夢家指出“大則矢之訛變也”，《說文解字》“從大從弓”應當改為“從矢從弓”，甲骨文中的弓矢為夷才是本意。

也就是說，夷的本義應該是善於製作弓箭，或多以弓箭為武器的東方部落。與“大弓為夷”的指代不明相比，“弓矢為夷”就顯得更為具體，也更符合造字邏輯。

另外，或許是因為“弓矢為夷”，代表了強大的戰鬥力，因此夷也引出了討伐、平定之意。《說文解字》中又說：“夷，平也。”《逸周書·明堂》記載：“是以周公相武王伐紂，夷定天下。” 因此周公旦輔佐周武王討伐商紂王，平定天下。

03：夷字或非商朝人所造

學者研究發現，甲骨文中的“夷”字常被寫為“人”，應為“夷方”卻寫成了“人方”。於省吾在《釋人屍仁【屍二】夷”》一文中認為“人夷一字，最初之人即夷，夷即人”，卜辭中“人方”即“屍方”、“夷方”，夷、人、仁、屍諸字相通。其中，甲骨文中是否有“仁”，學者說法不一。

甲骨文中的“人”字，是以人為牲的通稱，身份不高，多為平民和奴隸之屬，屬於社會的底層，與今天的人差別很大。簡單地說，商朝貴族統治者不是“人”，被統治的物件才是“人”。

關於“人”與“夷”的關係，《春秋》中有所表述：人就是夷，都是古之賤稱，隨著時代的發展，到了春秋時期，被征服之夷在服役且同化後稱之為“人”，未被征服的外族為夷。

甲骨文中的“屍”字，形像彎腿的人形，容庚《金文編》中解釋：“象屈膝之形，意東方之人其狀如此，後假夷為屍而屍之意晦，祭祀之屍其陳之而祭，有似於屍，故亦以屍名之。”

問題來了，夷、人、屍通用，說明商朝統治者眼裡的“夷”屬於社會底層，夷字是一個貶義詞，但透過夷字早期字形來看，應該不是貶義詞，因為甲骨文中的“鬼”、“醜”等字，都有不雅的動作，而“弓矢為夷”只是客觀描述。沒有貶義的字形，卻有貶低的意思，怎麼看都有些擰巴，為何如此？

筆者認為，這一點恰恰說明“夷”字可能不是商朝人所造：一，或是東夷人自造，如今在山東考古發現比甲骨文還早的骨刻文，說明山東應該存在過一個輝煌的上古王國，以自己善於弓箭的特徵造出部落之名，含有炫耀之意，商人以此稱呼這個王國；二，或是夏人所造，商朝將之繼承，商人所造的敵對部落的“羌”字，起初字型上還多了一些繩索之類的東西，代表屬於羌人戰俘，後來去掉繩索，將羌人看成一個國家或對手，因此如果商人造出了東夷之夷，應該也會在夷字上做一些特別的文章。

最後，由夷字可見，每一個漢字的背後，都有一段沉甸甸的歷史，每一筆一劃的背後，都有一些特有的社會風貌，因此當我們解讀出每一個漢字的起源與本義，對中華民族的文明史必能有一個全新的認知。

參考資料：《甲文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