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至皇帝、太后，下至普通的老百姓，都喜歡讀他寫的詩。就連他的政敵，“烏臺詩案”主審官李定，都認為他的確是一位奇才。
然而奇才蘇軾，深陷朝中新、舊兩黨之爭，又因為恃才自傲，外加識人不明。最終被另外一位“奇才”絆了腳，還鬧出一樁公案，讓一位中國古代有名的科學家，牽涉其中。
宋神宗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蘇軾奉命到湖州視察太湖築堤工程。臨行前他給宋神宗寫了一道奏表，結果三個月之後他就就被逮捕，下了大獄。
北宋新黨蒐羅了二十多年間蘇軾寫的全部詩詞文章，逐句查詢他“譏訕朝政”、“誹謗皇帝”的罪證。結果找到他在湖州寫下的兩首詩，一首滿腹牢騷，一首幸災樂禍，均被列為重要罪證。
蘇軾早年透過科舉出仕之後，在朝中遭到王安石黨羽的排擠，於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自請外放杭州為官。此後的八年間，他一直遠離北宋的政治權力中心。
在這八年時間裡，北宋朝中的改革在王安石的主持之下，進行得如火如荼。而朝中變法的步子也越邁越大，除了青苗法，還涉及到鹽稅和河防工程。
居官不任事，蕭散羨長卿。胡不歸去來，滯留愧淵明。
鹽事星火急，誰能恤農耕。薨薨曉鼓動，萬指羅溝坑。
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纓。人如鴨與豬，投泥相濺驚。
下馬荒堤上，四顧但湖泓。線路不容足，又與牛羊爭。
歸田雖賤辱，豈識泥中行。寄語故山友，慎毋厭藜羹。
蘇軾在這首詩中說：當官如果不能幹實事，還不如學司馬相如、陶淵明歸隱田園。但是現在朝廷“鹽事星火急，誰能恤農耕”？
老百姓們活命的莊稼不種，天不亮就聽著鑼鼓聲起來挖泥溝，給官府開鑿鹽運河。老天爺還在這個時候下起了大雨，好像是為了幫助運河的開鑿。
但是當官的卻不管可憐的百姓們，讓他們像鴨子和豬一樣在泥濘裡掙扎。他下馬站在堤岸上觀察，只見前方是茫茫的大湖，堤岸上容不下一雙農夫的腳。
人不但要在上面來往運泥，還要和牛羊爭道。於是他發出感慨道：我還不如回家種田去，好過在泥漿裡面打滾。
宋代的百姓服徭役，朝廷是不開工資的。農民靠種莊稼過活，服了徭役就會耽誤農事。因此蘇軾認為，這是北宋朝廷為了鹽稅而不知體恤農民的表現。
所以這首詩後來和他的《山村五絕》一道，成為了“烏臺詩案”的重要罪證之一。但是，這首詩並不是“烏臺詩案”的主要導火索。
最開始的導火索，其實還是他到湖州上任時，寫下的那一篇《湖州謝上表》。他在上的這道表中，一邊謝恩，一邊大發牢騷，“譏訕”了朝政。
那麼，湖州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到底又“譏訕”了哪一條朝政呢？請往下面看。
蘇軾去湖州上任，內心是非常不情願的，因為朝廷要他去監督的是一個新黨弄出來的水利工程，而他對於新政本來就有諸多不滿。
當時的太湖，連年湖水氾濫，淹沒了大片肥沃的農田。所以北宋從宋仁宗朝就開始在治理太湖水患，但是一直未能取得成功。
王安石上任後，任用了一名叫郟亶的水利學家前去實地考察。發現太湖氾濫，原來是因為湖邊的地主們任意圈湖造田，讓湖水不能順利排洩。
王安石知道以後，就讓郟亶採用強硬的手法進行整治，結果激起了地方上的反抗，最後不了了之。為了善後，朝廷派出了大科學家沈括前去治湖。
為此，宋神宗事前曾有嚴令，“不得出現第二個郟亶，留下大害”。所以沈括最後提出了以石代木，築高河堤的辦法作為權宜之策。
但是以石代木，治標不治本，洪水勢大的時候一樣會淹沒農田。這個並不需要什麼高深的科學知識，明眼人都懂，蘇軾怎麼能不知道呢？
但是，宋神宗偏偏要在這個時候派蘇軾去考察。於是蘇軾在考察完以後，就又寫了一組《贈孫莘老七絕》，在其中第二首詩裡說：
天目山前綠浸裙，碧瀾堂上看銜艫。
作堤捍水非吾事，閒送苕溪入太湖。
全詩的意思是：太湖的湖水都已經淹到天目山上來了，在碧瀾堂上就可以看到湖中船一艘接一艘，首尾相連。修築水堤不關我的事！我只管閒看著苕溪的溪水，源源不斷地注入太湖。
洪水水位都這麼高了，蘇軾還在說風涼話。他說，喂喂喂，你們快看哪，那苕溪的水還在往太湖裡面灌呢。這洪水的水位還要往上漲，我看你們幾個要怎麼辦！
厲害了，我的蘇軾大佬！如此操作，完全就是典型的“幸災樂禍”！基於他如此的嘲諷，所以這首詩最後也成為了“烏臺詩案”的重要罪證之一。
按理說，宋朝是對文人最優待的一個王朝。蘇軾雖然發了一通牢騷，但是也罪不至死。可是偏巧不巧，他又一連得罪了好幾個狠角色，結果就被人逮住往死裡整了。
第一個被蘇軾得罪的人就是王安石，起因經過大家都知道了。因為蘇軾的父親蘇洵不喜歡王安石，所以蘇軾早就和舊黨司馬光站在了同一陣線。
其實“烏臺詩案”爆發之時，王安石已經二度罷相，但是他當初因新政提拔起來的人已經形成了一股勢力。新黨們擔心自己一方在朝中沒有能人，舊黨的司馬光會再度上位，於是一直想找司馬光的茬兒。
但是司馬光在家低調著書，新黨找不著他的把柄。新黨中人以前聽王安石說過，“蘇軾是司馬光背後的智囊”，於是他們就抓住了高調寫詩的蘇軾，把他往死裡捶。
第二個被蘇軾得罪的人，是北宋時期的著名科學家沈括，也就是《夢溪筆談》的作者。南宋野史《元祐補錄》中曾提到沈括刻意蒐集蘇軾的詩，找到皇帝告密。
雖然都說“孤證不立”，而且不知道沈括為什麼會針對蘇軾。但是從蘇軾後來對沈括治湖不力的“幸災樂禍”來看，二人的矛盾已經很深了。
按《蘇東坡新傳》作者李一冰的提法，新黨後來“就著沈括提出的蘇軾‘譏訕朝政’”的這個老藥方，直接就把蘇軾拿下，投入大牢了。
第三個被蘇軾得罪的人，就是知諫院的張琥，他是宋神宗親自給御史臺指定的兩名參治官員之一。這個張琥就是前一篇文章中提到過的，蘇軾在鳳翔的那個同僚張琥。
張琥比蘇軾要大幾歲，兩人在同一年中進士。清代學者王文誥評價張琥時說，他這些年跟過的“老大”，“數人之性不同，而琥能探情變節”，並且還可以做到“左右從順，各得其歡心”。
可見，張琥此人也是一個奇才。蘇軾當年寫《稼說送張琥》，拿張琥當親兄弟教訓。張琥表面唯唯諾諾，心裡很是不服氣。果然後來他官越當越大，一直做到中書侍郎。
他得勢的時候，蘇軾的日子多半不好過。尤其是在“烏臺詩案”發生的時候，張琥更是就跳著腳要把蘇軾往死了整。
但是和他一起被宋神宗派來審案的李定，雖然也想整死蘇軾，但是李定最後卻還誇蘇軾是個人才。理由是：當他審問到一二十年前寫的詩的時候，蘇軾居然也能一字不差地記得。
是非是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所以平時做人說話的時候，一定得多審慎。否則一不留神，別人就偷偷記下你的話，去打小報告了。
蘇軾雖說少年時代家貧，但在“烏臺詩案”發生以前，他是沒有吃過大虧的。因此他才敢把滿腹的牢騷，全部白紙黑字地寫出來。
他自己寫完、自己看看也就算了，但是他還到處寄給那些親朋好友。結果出了事，連累大家和他一起蹲大牢。
事情發生之後，蘇軾再也不敢公然寫詩針砭時弊。然而又由於“明哲保身”，他卻成了政治上的騎牆派，不幸同時遭受到新、舊兩黨攻擊。
蘇軾在新黨中，原來有一個朋友叫章惇，在“烏臺詩案”發生的時候，後者不顧個人安危站出來替他講話。然而新黨失勢的時候，章惇遭到排擠，結果蘇軾卻未發一言。
誰料到，章惇在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又“東山再起”了。他當了宰相以後，直接就把蘇軾貶到了遙遠的海南。又過了幾年，蘇軾就病逝于歸途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