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朝天子一朝臣是古往今來政治之常事，不足為異。唐德宗登基之後也無例外地進行著“新官上任三把火”，開始人事變更和政策調整，說明他的政治思維與前朝的唐肅宗、唐代宗大為不同。
但是像德宗那樣即位伊始便迫不及待地大肆更張的做法在歷史中卻是不多見的，似乎有違傳統儒家“三年無改於父道”的教誨，因此我們必要對代宗、德宗父子之間的政治關係加以細緻的考察，從而細細品味改朝換代時的各種“靈活應變”。
唐人筆記中有如下有趣的記載：
“德宗降三日，玄宗立於高階上，肅宗次之，代宗又次之，保母襁抱德宗來呈，色不白哲，耳向前，肅宗、代宗不悅。”
因為出生時相貌不佳，德宗並未能得到宗的喜愛，而此事居然成為小說家言，足以說明代宗不喜德宗並非秘密。代宗與德宗的關係中更為重要的是皇帝和儲君的關係，而德宗的儲君之位一度岌岌可危更對他們的關係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德宗被立為太子不久的永泰年間，“時禁中失火，燒屋室數十間，火發處與東宮稍近，代宗深疑之。（趙）涓為巡使，俾令即訊。涓周曆囿，按據跡狀，乃上直中官遺火所致也，推鞫明審，頗盡事情。既奏，代宗稱賞焉。德宗時在東宮，常感涓之究理詳細”。
儘管這樁公案以虛驚一場而告終，德宗也得以洗刷嫌疑，但至少可以說明代宗對德宗並未完全放心，雖立為太子而猶存猜忌。
其實，代、德父子不協，乃唐代皇帝與太子關係之常態。
德宗的生母沈氏是代、德父子關係的紐帶。在安史之亂爆發後，代宗攜德宗隨玄宗、肅宗外逃，與沈氏失散，致使沈氏為叛軍所俘，困於洛陽。後來，代宗率大軍收復東都，夫妻團聚，然而時隔不久，官軍敗績，撤離洛陽，代宗再度與沈氏失散，此後即下落不明，德宗即位之後曾長期派人
四處尋找，並不惜重賞，然終生不復再見。
德宗雖早早被立為儲君，但太子的地位並未穩固。在代宗這邊，最寵愛者一直另有其人。
起初，在眾多兒子當中，代宗最喜愛的是次子鄭王邈，代宗第二子，寶應元年封鄭王，大曆初代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
“王好讀書，以儒行聞。大曆九年薨，廢朝三日，由是罷元帥之職。上惜其才早，冊贈昭靖太子，葬於萬年縣界。”
眾所周知，天下兵馬元帥之職設於安史之亂中，肅宗、代宗、德宗以及曾與代宗爭奪皇位的越王係都曾先後出任過這一職務。在當時人眼裡，“元帥即唐太子也，太子即儲君也”，而鄭王居然能夠代替太子出任，顯示出鄭王在代宗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鄭王去世之後，代宗更以太子名分相贈，併為此取消了元帥之職，且將鄭王所遺諸子令德宗養育。由此可見，若不是因為早天，以代宗對他的喜愛，鄭王未必不動搖德宗的儲君地位。
不過，在代宗晚年真正對德宗構成巨大威脅的則是獨孤氏所生的韓王迥。獨孤氏，“以美麗入宮，嬖倖專房，故長秋虛位，諸姬罕所進御，以至於當大曆十年獨孤氏病死之後，代宗將其“殯於內殿，累年不忍葬”，直到三年多以後，才將其安葬。由於與獨孤氏感情深厚，代宗對他所生的韓王迥也特加寵愛，以至臣僚中不乏以改立太子為言者。
德宗居東宮，代宗寵獨孤妃，而愛其子韓王。宦人劉清潭與嬖倖請立妃為後，且言王數有符異，以搖東宮。大曆中，劉清潭嘗有奸謀動搖以至於“幾危宗嗣”，說明他們的謀劃雖未成功，卻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而這一切如果沒有代宗本人的參與是不可能實現的。
因此，劉清潭與黎幹動搖東宮在一定程度上應是得到了代宗的默許，至少也是在摸清代宗的態度之後才敢有所行動。那麼，代宗對德宗的態度就很耐人尋味了。
等到德宗即位之後不久，“時人風言代宗寵獨孤妃，而又愛其子韓王迥，劉晏密啟請立獨孤為皇后”。雖風言，實則有據。
劉晏與獨孤氏家族有著良好的關係，獨孤氏之被立為皇后，作為掌管全國財政的劉晏出過不少力。因此，這就構成了楊炎所說的“劉晏、黎幹之輩，搖動社稷”之罪。而劉晏、黎乾等皆因此獲罪而死。
不過，由於獨孤氏在大曆十年即去世，韓王迥失去了最大的靠山；更重要的是德宗在元載事件（請看前文《大唐第一宰相之死：執政16年又如何？難逃兔死狗烹》）上的所作所為向代宗表明了自己的忠心，而作為天子友人的李泌又多方勸諫，再加上代宗一貫以安無事為治國理念，所以德宗的儲位方得穩固。
德宗居儲位十餘年，因史書缺少他在此期間活動的記載，所以他對大曆政治的參與詳情現在已經不得而知。但由他即位之後的一系列舉措中，我們仍然可以大致看出他對父親代宗以及大曆政治的態度。先看對代宗的喪葬的安排：
透過隆重的喪葬之禮可以體現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威，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作為國家的頭等大事，歷朝歷代都對皇帝的喪葬祭祀極為重視，故而有關喪葬的討論與安排在政治活動中往往具有重大意義。
德宗雖以遵照遺志為由，將代宗從簡安葬，卻實非人子之所應為，與歷代君主紛紛違背先志而予以厚葬之舉，正好形成鮮明的對比。德宗也並非不知箇中輕重，他深怕擔上“不子之名”，因此一開始故作姿態想要厚葬代宗，而旦有人予以勸諫，他便順水推舟的加以採納，既可以達成薄葬的目的，同時還可以獲得虛心納諫的美名，可謂一舉兩得。
所以，洞察其中情偽的令狐峘大膽上疏以薄葬為言，免去了德宗的後顧之憂，由此博得德宗的歡心，甚至譽為“古之遺直”。
代宗的靈車居然一度行不當道，安葬又如此草率，不免令人驚詫。由此德宗對父親的態度已經昭然若揭。
從政治方面的改革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德宗與代宗的不同。
德宗即位之初便將代宗朝留下的唯一宰相常袞貶黜，同時還全方位地進行改革。德宗透過改弦更張展現了新皇帝的新氣象，說明了他對大曆政治的否定態度和對父親的不滿。代宗已逝，大曆政治就這樣在德宗迫不及待地驅趕之下走到了盡頭。
但是，由於楊炎等人的復出執政，表明德宗初年的政治仍與大曆時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二者正可謂貌相反而神相同。德宗雖然竭盡所能想擺脫父親的影響，但實際上卻在沿著代宗晚年開啟的方向繼續前行，那就是恢復“太平”，並且以一種激進的路線取代了代宗穩重溫和的方針。
對於“太平”的訴求在德宗即位之初得到了大力宣揚，連遠在河朔之人都有著明確的認知：“上神斷，絀諸侯，欲致太平。”
雖然德宗剛一上臺就處處顯示出與父親代宗不同的執政思路和政治取向，積極進取，勵精圖治，頗具理想主義色彩。然而即位之初的德宗未免激進有餘，穩重不足，在他的一意孤行之下，幾年之後遂有奉天之難。
說明以當時朝廷的實力，還不具備平定天下的能力，中興時機尚未成熟，德宗的行動操之過急了，等到他終於認識到這一點，不得不“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在又經過20多年的休養生息之後，直到憲宗時期唐王朝方才積蓄了足夠的力量，真正地實現中興，代宗、德宗孜孜以求的宏願終於得以實現，而二人的前導之功亦不容忽視。
德宗一開始極力地要擺脫代宗的影響，開創屬於自己的時代，但到最後才發現自己兜了一個大圈之後，實際上又走回了父親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