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即位之初，此時的大唐王朝已經走過了九個春秋，但對李世民而言，他的使命還未達到，因為他從父親李淵手裡接過來的仍然是一座百廢待興的江山。“率土之眾，百不存一；干戈未靜，桑農鹹廢；凋敝之後，飢寒重切。”也就是說，經歷了隋末的戰亂之後，到唐王朝一統，雖然普通百姓已經擺脫了的戰爭陰影，但他們依然生活在貧困與飢寒之中。因此，如何使這座江山重新煥發出應有的活力，是以李世民為首的新一屆李唐政府必須要考慮的問題。

此時此刻，在隋王朝廢墟上崛起的唐帝國，能否吸取隋王朝滅亡的教訓，以“王道”治國，建立一個高效廉潔的政府，偃武修文、勵精圖治、居安思危，在大一統的基礎上再建一條堅實的上升通道，將唐王朝推向輝煌的頂峰，再造一個強大繁榮的帝國？亦或是仍舊實行強有力的統治，以“霸道”治國，像隋煬帝那樣，窮兵黷武，驕奢淫逸，將一個強大的王朝推向滅亡的深淵？

大亂之後，如何求治？究竟選擇“王道”還是“霸道”，選擇一種怎樣的方式來治理天下，成了擺在貞觀君臣眼前的一道難題。為此，登基不久之後，李世民便就未來的施政方式與臣子們展開了一場至關重要的討論，因為這場討論將決定唐王朝未來的施政方式。

“王霸之辯”，李世民究竟選擇了哪一個？

武德九年的一天，唐朝顯德殿內，君臣四座，就未來的施政方式展開了討論，身為君主的李世民首先丟擲了話題，他說道：“本朝承大亂之後，人民恐怕不容易接受仁治教化，想要求得天下大治，恐怕也不容易見成效。”

對於李世民的觀點，魏徴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他說道：“不然。長期安定之人容易驕逸，驕逸之人才難以教化；而現在百姓久經戰亂之苦，非常渴望和平，則才容易治理。就像飢餓的人什麼食物都覺得可口，什麼水都覺得好喝一樣。”

李世民又說道：“賢明的人為政百年，才能祛除殘忍好殺之風。大亂之後，欲求大治，怎麼能像你說的那麼容易，短時間內達到？”

對於李世民的反駁，魏徵胸有成竹地回答道：“百年而治者只是平庸之主，非聖哲之君。若明君施政，上下同心，四方響應，相信大治並不太難，三年成功尤嫌太晚！”

其實，魏徵的這番言論一出，李世民選擇“王道”治國基本上是板上釘釘的事了。為什麼這樣說呢？關鍵就在魏徵所說的，若百年而治，則是平庸之主而非聖哲之君，李世民是什麼人？心比天高之人，若他很長時間才將一個國家治理好，那他豈非成了魏徵口中的平庸之主了！因此，他要在最短的時間內實現國家大治，還老百姓一個太平盛世。而在他心裡，這個太平盛世的造就只能施行“王道仁政”，而非“霸道”。

因此，當聽到魏徵的話後，李世民頻頻點頭，深以為然。但此時他並未立馬同意魏徵的建議，也沒有立刻答覆他，而是想要聽聽其他人的意見。

果不其然，魏徵的觀點立刻遭到了大多數人的反駁，為首之人就是當時的右僕射封德彝。

他說道：“自夏、商、週三代以來，人心日漸澆薄詭詐，故秦專以嚴刑峻法治國，漢朝也王道霸道並用（外儒內法），此乃欲教化而不能，又豈是能教化而不欲？”魏徵一介書生，不識時務，若信其論，恐敗亂國家！

針對封德彝近乎嘲諷的語氣，魏徵毫不示弱，坦然回答道：“三王五帝之時，人民同樣也是久經離亂，可照樣能夠教化。若躬行帝道則成就帝業，躬行王道則成就王業，一切都取決於人君的努力。考諸史籍，昔日黃帝與蚩尤大戰，天下可謂是混亂至極，可戰勝蚩尤後，天下遂致太平，這不就是在天下大亂之後進而締造了太平盛世嗎？若說後世之人澆薄詭詐，那麼到了今日，人民應悉數變為鬼魅，人君又如何教化治理？”

魏徵這一番有理有據的言論，說的封德彝以及一干反對的大臣啞口無言。

從魏徵和封德彝兩人的言論我們可以發現，魏徵主要強調教化百姓，顯而易見走的是“王道仁政”的路線，而封德彝則強調“嚴刑峻法”，走的是“霸道治國”的路線。

所謂“王道”治國，其實就是一種以仁義道德治理天下的方式，堅通道德與政治密不可分；所謂“霸道”治國，其實就是一種用暴力和嚴刑峻法進行統治的方式。這兩種治國方式很難說誰好誰壞，只能說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作用。那麼，針對李世民登基之初的國家狀況，究竟是採用“王道”治國還是“霸道”治國呢？答案是顯而易見的，用“王道”治國。縱觀歷史，我們會發現，歷朝歷代莫不如此，當結束戰亂，國家大一統之後，最多三代皇帝，必然出現治世或者盛世的局面，而武德九年貞觀之初的情況，正符合這種歷史走向。所以，用“王道”治國，我們可以說不是李世民的選擇，而是歷史的選擇。

最後，正如我們所預料的那樣，這場“王霸之辯”以魏徵的勝利而告終，李世民最終還是採納了“王道”治國的方式。不久之後，他就在一次朝會上對文武百官宣佈道：“朕所好者，唯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在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從此以後，以“王道仁政”治國便作為貞觀一朝的基本國策被制定了下來。

宣佈以“王道”治國後，李世民在後來的治國方式上，便不遺餘力地推行王道仁政。從以下三件事中就可以看出。

一、去奢

在我國數千年的歷史程序中，因為驕奢淫逸而亡國的帝王數不勝數。在封建社會，作為一個君臨天下、富有四海的皇帝，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縱慾，視天下之萬事萬物為一家之私產，巧取豪奪，用來滿足自己的縱慾之心，最終的結果就是導致亡國。

而李世民之所以能從眾多的古代皇帝中脫穎而出，成為後世廣為傳頌、口碑良好的帝王之一，主要是因為他在剋制自己的慾望方面要比其他很多帝王好很多，他不將民脂民膏用來滿足自己的私慾，而是盡全力剋制這種禍害百姓的行為。

對此，他有一段很精闢的論述，據《資治通鑑》中載：“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而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慾也！” ——（《資治通鑑》卷192）

基於這種考慮，當他想修建一座宮殿時，甚至連所需的各種建材都準備好了，但他思前想後，最終還是放棄了這個打算。皇帝帶頭節儉，底下的大臣自然效仿，所以從貞觀一朝所留下來的史料來看，我們很少發現這一時期有什麼比較大的奢靡浪費之事。

對李世民厲行節儉的行為，北宋司馬光給出了很高的評價，他說道：“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樸，衣無錦繡，公私富給。”

二、省費

省費，顧名思義，就是省錢。而李世民省錢的一個重要方式，就是大力精簡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行政機構，說白了就是唐朝初期的“冗官”問題已經到了必須要改革的時候了。因為自唐王朝剛建立之時，攝於唐王朝的強大武力，很多隋末割據的勢力大多前來歸附，李淵為了安撫他們，便“割置州縣以寵祿之，由是州縣之數，比開皇、大業年間都多”。

對此，從貞觀二年二月開始，李世民就頒佈了兩項重大決策：一是合併州縣，二是裁撤冗官。在房玄齡的策劃下，李世民將武德年間增設的州縣全部予以合併，而後又根據山川形勢將全國劃分為十道，極大地加強了中央政府的統治。在精簡行政機構的同時，李世民又令房玄齡精簡中央政府機構的官員。有隋一朝，長安的各級官員約有兩千五百多名，後經李世民的改革之後，官員僅有六百四十三人。如此一來，不僅極大地節約了行政開支，減輕了老百姓的負擔，而且也提高了行政效率，使得貞觀一朝的政治極為清明。

三、寬減刑罰

武德九年末，針對社會治安問題，李世民與群臣展開了討論，有人說道“亂世當用重典”，強調“重法以禁之”，李世民當即駁斥道：“百姓之所以犯罪，原因有二，一是賦役繁重，二是官吏貪汙，導致他們飢寒交迫，連飯都吃不飽了，所以百姓才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因此，以朕看來，想要使百姓擺脫這種飢寒交迫的局面，必須輕徭薄賦，選用廉吏。如此一來，百姓衣食無憂，自然不會犯罪，我們又何須用重法！縱觀整個封建王朝的數百位帝王，能像李世民這樣站在百姓的角度上考慮問題的皇帝，實屬不多。

貞觀元年正月，李世民又將吏部尚書長孫無忌以及諸多大學士、朝廷的立法和司法官員召集在一起，一起討論修訂律法。最後討論的結果是將隋朝所遺留下來的五十多種絞刑的條例全部廢除，取而代之的是“斷右腳腳趾”。過了幾天，李世民又覺得“斷腳趾”太過殘忍，於心不忍，對底下官員說道：“廢除肉刑，由來已久。朕以為不可再傷害百姓肢體，所以此法仍需改易。”最後，在群臣的協商下，將“斷右趾”改為“流放三千里、罰苦役三年”。因此，從修改律法方面來看，至少在對犯罪之人的生命以及尊嚴上，李世民是持一種謹慎尊重的態度的，不得不說，這是封建社會的一大進步。

隨著李世民對王道仁政的大力推行，大唐帝國社會趨於穩定，經濟發展，四海昇平，國力蒸蒸而上，一副繁榮興旺的歷史畫卷徐徐展開，大唐王朝逐漸進入了貞觀之治。

史稱：“自是數年之後，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資治通鑑》卷192）

這種社會狀況，不正是大同社會所描繪的藍圖嗎？雖然司馬光的描述略顯誇張，但我們也不難看出，貞觀年間的大唐，確實是一派繁榮之景。

貞觀盛世圖

總結

經過李世民的勵精圖治之後，整個唐王朝的局面煥然一新，老百姓由原來的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到貞觀四年的海內昇平、路不拾遺，這種良好的社會狀況，正是施行“王道仁政”的結果。而促成這一切的，正是武德九年的那場關於“王霸之辯”的討論，正是這場關乎國家大政的政治辯論，讓李世民找到了一條正確的施政方向，從而引領大唐帝國走出了黑暗而漫長的歷史隧道，開啟了中國古代歷史上的一個黃金時代——貞觀。

參考資料：（《資治通鑑》卷192） 《新唐書》 《貞觀政要》等相關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