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書又叫說書，是古代比較普遍的一種口頭表演藝術，從人民群眾的角度來說，這也是一項不可多得的娛樂活動，所以從清朝發展至今，它依然有著頑強生命力，只是評書有一個比較明顯的特點，就是喜歡塑造人物的英雄形象，傳播“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思想，這就讓評書擁有了一個弊端。

其實就是容易忽略真實史料，以自己的想法和聽眾的喜好，去編撰一些人物及事蹟，而在文盲遍佈的時代，評書的傳播能力還有影響力，是可以跟流言媲美的，所以壞人如果在評書人的口中變成好人，那麼因為作者喜歡根據評書寫文，他們也會在書籍中變成好人，最後在老百姓心中成為大好人，這一套下來簡直就是壞人夢想中的洗白機制。

像評書《呼延慶徵西》《呼延慶出世》《呼延慶打擂》，小說《呼家將》《呼楊合兵》《說呼全傳》中的呼延慶，無一不是慘遭滅門之後，發奮圖強，在不少結拜兄弟，還有不少愛國忠臣的幫助下，跟奸黨展開曲折、激烈、長期鬥爭後贏了的英雄人物——忠孝王，但真正的呼延慶有沒有這麼厲害？

當然沒有，真正的呼延慶甚至跟呼延贊有無關係都未可知，他的事蹟散見於《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等史實資料，在這裡面他只是一個宋朝宋徽宗時期的指揮使，帶500人，相當於現在的營長，屬於默默無聞的小官吏，他能掀起水花，則有點“時勢造英雄”的意味。

當時的北宋一直以來都深受遼國的威脅，只是1004年宋真宗和遼蕭太后簽署盟約，雙方才保持了100年的和平，但宋徽宗對收復燕雲十六州的心情十分迫切，恰逢這時候金朝將遼國挫敗，宋徽宗就想聯合金朝一起抗遼，有想法之後，宋徽宗就多次派童貫出使遼國，打聽其內部虛實，直到1118年才終於下定決心派人前往談判。

然而談判不是簡單事，首先語言這一關得過，而呼延慶剛好就會女真語，且有幾分口頭上的能力，所以宋徽宗將之作為第二使團中的一員派出，這一段旅程實在是艱辛不易，一上岸就被抓不說，因種種原因導致國書的規格太低惹得完顏阿骨打大怒，於是一行人又被扣押半年，等後來回國拿了宋徽宗親筆國書後，“海上之盟”才算成功。

這期間從宋徽宗的角度來看，促成宋金盟約的呼延慶確實是一大功臣，但從整個宋朝來看，時勢雖造起來了，呼延慶卻不是英雄，因當時宋朝的整體條件就不是能打戰的條件，朝中有識之士的反對聲不絕於耳，其中鄧洵武就說的很清楚了：“如今國家兵勢不振，財力匱乏，民力凋敝……我不明白：與強金為鄰，難道好於與弱遼為鄰？”

很快就事實就證明了宋徽宗呼延慶等人的草率，由於宋朝攻遼失敗，金朝順勢拿下了遼上京、遼中京及遼南京，也就是燕雲十六州等地，這時候宋朝去找金國要燕雲十六州，對方反而指責宋朝沒用，所以最後是宋朝花了二十萬兩銀、三十萬匹絹、租錢100萬貫買回來的，且買的還是一座座被搜刮殆盡的空城，成為宋朝恥辱的烙印。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儘管宋徽宗依然將這件事中的童貫等人當作功臣一一加官進爵，但是史書中卻沒有了關於呼延慶的記載，他既沒有被嘉獎，也沒有被賜死，只是像顆石頭激起一陣漣漪就沉了底，但又因為落水的那一刻，造成了岸邊不少人衣衫盡溼，所以人們想起他的時候，免不了還有幾分咬牙切齒。

當然也不能將宋國遭受的所有苦難之根源，加諸於海上盟約，也不能說呼延慶力促簽約，所以才有後來宋金大戰，何況呼延慶也只是完成宋徽宗交代的任務，屬於身不由己，但他完全沒有個人獨立思考能力，沒有看到整個國家的局勢，在這次盟約中，他又起著一個十分重要的作用，負主要責任，所以大家說一句國家罪人，也是應當。

聽慣評書、愛好小說的眾人也應當時刻銘記，這些都是藝術作品，是創作者根據自己的主觀情緒創造出來的東西，所以帶有強烈的個人色彩，在享受他們帶來的樂趣之時，不要放太多情感傾向進去，否則就會使自己陷入美國政論家李普曼於《公眾輿論》提出的“擬態環境”中，阻礙自己對於真相的探索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