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名家側影”欄目由《時代文學》1997年推出，每期選一位名家，並請幾位同好、老友從不同角度暢聊其人其文，讓讀者更全面深入地瞭解作家在作品後面的鮮為人知的故事。二十餘年來，100多位當代中國作家，500多位欄目作者，在這個可以從容成長一代人的時間裡，以各自不同的姿態與讀者相見，並在文學史上留下璀璨星光。

有鑑於此，中國作家網重新推出“名家側影”系列，精選其中文章，一起聽文壇上的老老少少聊文人，話文事。

在80年代中期登上文壇的一批青年作家中，莫言無疑是最具有藝術個性的一位。從80年代中期的《透明的紅蘿蔔》《紅高粱系列》到90年代中期的《豐乳肥臀》，他在文壇上鬧了不少的動靜；而從一個“高密小子”到成長為著名作家，莫言又走過一段頗有點傳奇色彩的人生道路。於是就有了這一組文章，從維熙、楊守森、張志忠、何鎮邦從不同角度聊聊莫言及其創作。

莫言

話說莫言

從維熙

該怎麼說呢，那是一段文學的低迷時期。一場風暴過後，有的人提出來重新組織文藝隊伍”，並同時提出“要用筆綠化全國”的口號。一時之間風聲鶴唳，使文化人重新嗅到了某種氣味。

這年的12月28日，友人們在我家中聚會，迎接90年代的文學之春。那天，來的友人很多，我的同輩人自不必說，該來的都來了；在比我年輕一代的作家中，莫言也來了。在我的記憶中，他當天說話很少，酒卻喝得不少。在我的認知中，文人有兩種酒態：一種是酒後忘我，一種是酒後沉默。莫言屬於後一種，當他與在座的王蒙、葉楠碰杯時，只是往嘴裡倒酒，沒有葉楠等友人酒後的高聲喧鬧。最有意思的是，當友人們離開我家之後，妻子才發現莫言帶來的禮物：一個竹編籃筐裡，蜷臥著兩隻顏色相異、絨布做成的小貓。

“這有點像他今天的肖像。”我說，“像只無言的醉貓！”

“在二十多位友人中，他顯得最靦腆。”妻說。

“那是老虎裝貓。”

妻說：“何以見得？”

“你看他的《紅高粱》不是充滿了人性中的野氣嗎？貓的柔順不過是他的外殼罷了。”我說，“蔫人出豹子。這個山東高密小子，骨子裡藏有豪氣、義氣、霸氣和匪氣。”

妻子笑個不住：“你別侮辱我們軍人。”

“怎麼是侮辱呢，這是最高的褒獎。”

她無言了——她對文壇缺乏全面的瞭解。

大概是第二年的早春，一位山東的編輯來我家組稿。言談之間，他從揹包裡拿出了一瓶酒，說是奉莫言之命給我帶來的家鄉烈酒。那瓶酒的名稱，今天我已忘得一乾二淨，但是酒瓶上的商標，我卻一直記憶在心：那是《水滸傳》中的漢子武松，在景陽岡上打虎的畫面。沒等這位編輯多費唇舌，我立刻應下為他們報紙副刊寫稿。他連連對我表示感謝，我說你感謝莫言去吧，只要是莫言的委託，我一定盡我所能。之所以如此，我當真覺得在莫言的軀體裡，蘊藏著打虎人的陽剛之氣。

他是個真正可以信任的朋友。事隔不久，華藝出版社找到我家裡，說是要突破一下文壇的沉悶局面，要我出面找上幾個有創作實力的作家，出一套實力派作家的書。在比我們這代人更年輕一代的作家裡，我找上了莫言。現在回頭一看，那套叢書雖已黯然失色，但在1991年的特殊時日，“華藝”能把這些作家捆綁在一起，並在建國門外的一家飯店聚會，也算是一次難能可貴的行為了。

記得，在會議間隙，莫言曾對我說：“老哥還不忘我，我銘記於心。”

我說些什麼今天已然記不清了，但是我心裡始終有莫言，倒是真情實話。在我的認知裡，莫言與某些人涇渭分明，他行文做人的野氣裡，始終不失中國傳統中的忠厚。儘管後來，我們都忙於各自的寫作，彼此來往少了一些，但莫言如日中天之後，並沒有忘乎所以，像有的廉價文人那般自吹自擂，或千方百計煎、炒、烹、炸自身。這是我尊重並深愛莫言的又一因素。

我的高密同鄉莫言

楊守森

同是高密人，同是在高密大地上開始的文學追求，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莫言，竟不僅遠遠超越了家鄉的一班文學愛好者，還曾一度成為領中國文壇之風騷的人物，成為具有了世界性影響的作家，其中的奧妙是耐人尋味的。現在想來，離開故鄉之前的莫言，沒有被有關方面發現，沒有為人賞識，沒有被收攏進當時的文學創作學習班，這樣一來，自然也就使他沒有受到那時諸如“三突出”之類的非文學觀念的訓化。從他最早嘗試的《膠萊河畔》中，雖然也可看出當時某些政治教條的不自覺影響，但畢竟程度不深，這就使莫言更易於從真正的文學體悟入手接近文學，更易於直接從自己喜愛的文學大師那裡汲取真正的文學營養。比如僅從福克納那兒，莫言至少就較早地悟到了兩點決定他的文學成就的妙諦。一是學會了建立自己的文學領地。福克納的目光始終盯著自己那個郵票大小的故鄉小鎮，創造了聞名世界的“約克納帕塔法縣”這一文學地域形象。正是受其啟迪，莫言雖然遠離了家鄉，目光也一直盯在了“高密東北鄉”這片土地上，從而佔據了一塊最便於施展自己才華的文學地盤。二是從福克納那兒悟通了“撒謊”（文學理論謂之“虛構”）的藝術本領。莫言非常欣賞福克納“明明沒當上空軍，卻到處說自己開著飛機上天打過空戰，腦袋裡還留下一塊彈片”這樣一種敢於“胡說八道”、“喜歡吹牛”的品性，並有意無意地接受了他的影響。在與莫言謀面之前，我曾在《文藝報》上讀到他的答記者問，其中有這樣的話：“我的年輕是一種假象，其實肉體老化得相當厲害了，日薄西山，百病纏身，三十之歲已是垂暮之年。我預感自己生命的蠟燭會有一天突然熄滅。”那時我曾真誠地相信莫言果如許多有成就的作家那樣，是一位體弱多病的才子，

並且曾經喚起過我對這位高密同鄉很長時間的傷感。見面之後，才知道莫言的這一番話基本上屬於“撒謊”性的藝術筆墨，這位自稱“百病纏身”的人，實際上是一位能吃肉、能喝酒、能抽菸，膀闊腰圓，壯碩如牛的高密漢子。顯然，莫言正是憑藉從福克納那兒悟到的這樣一種“撒謊”本領，撒出了“我爺爺”、“我奶奶”等活躍在“高密東北鄉”的那些人物和故事，杜撰出了一個屬於自己的“文學王國”。

莫言少小失學，這對他的文學創作來說，未嘗不是又一幸事。由於較早就遠離了時政意味很濃的虛泛的學校正統教育，這就使莫言更容易直接汲取來自於民間的飽含原始生命活力的文化影響，尤其是發端於齊之始祖太公望呂尚，後來曾特別凸現於管仲、晏嬰、鄒衍、田橫、蒲松齡之類古聖先賢身上，至今仍潛存於作為齊之腹地的高密民間的齊文化的影響。目前的國內學術界，常將齊魯文化並稱，實際上齊魯文化是斷然有別的。魯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重規範，重人倫，崇尚溫柔敦厚，主張中庸平和，反對“怪力亂神”。在文學方面，則強調“文以載道”，主張“發乎情，止乎禮義”等。而齊文化則倡導思想自由，尊重異端邪說，甚至敢於任其鬼怪之說氾濫，表現出開放曠達的輝煌氣度，這顯然是一種更利於文學生髮的文化。我們從莫言那些波詭雲譎、奇思怪想、夢幻與現實融為一體，科學與童話匯為一爐，“鬼哭狼嚎、牛鬼蛇神一齊出籠”的小說中，從他那些自由不羈、敢作敢為、富有血性氣質的人物形象中，感受到的正是齊文化的泱泱風采。

莫言的90年代進行曲

張志忠

90年代初期，莫言寫了一箇中篇小說，《你的行為使我們恐懼》。作品的梗概是，被鄉間的朋友們稱為“騾子”的呂樂之，從農村走向城市，帶著童年的生活記憶和鄉村音樂的旋律登上歌壇，以鄉村的清新質樸、雄健粗獷，給歌壇帶來新的氣象，一舉成名，大紅大紫，贏得了世俗社會所追求的一切。在名聲、金錢和女人的旋渦中打轉，可謂是功成名就，志得意滿。可是，風水輪流轉，好景不長在，他以創新的姿態闖入歌壇，現在，那造就了他成功的東西，反過來壓迫他追逐他——他以創新而成名，人們在熟悉了他以後，就不再滿足和陶醉，而是強求他繼續出新，玩出新的花樣。在強大的壓力下，呂樂之幾乎是走投無路，黔驢技窮，又不甘引退，只好出奇制勝，悄悄回到鄉間自閹，以求獲得新的音色，創造世界上從來沒有過的新唱法，創造“撫摸靈魂的音樂”。這種奇想，當然是來自莫言的大腦，不過，這比《紅高粱》中的剝人皮還要慘烈的情節，他怎麼會寫得出來？

80年代中期，莫言以《透明的紅蘿蔔》一舉成名。在那個轟轟烈烈的向文學大進軍的年代，莫言可以說是恰逢其時，作品中將我們見過多少次的鄉村少年超過其體能的勞動和毫不起眼的一個蘿蔔，描繪得活靈活現，玲瓏璀璨，傳神傳情，傳奇傳文，沉默無言的“黑孩”，一下子抓住了我們的心。此後，《枯河》《球狀閃電》《金髮嬰兒》《紅高粱》等噴湧而出，證明了莫言的創作實力，使他一下子躋身於有影響的作家之列，《紅高粱》從小說到電影，成就了張藝謀，也進一步擴大了莫言的知名度。馬爾克斯和福克納營造馬孔多小鎮和“小小的一方郵票”的啟迪，靠近渤海、好奇而善幹幻想的齊地文化的薰陶，將近二十年鄉村生活的艱辛磨礪，以及刻苦自修所取得的文化修養，使得莫言出手不凡，引領新潮。他是以創新而出眾的，而且起點很高，這表明他的成熟，卻也為他後來的繼續創作留下了很大的難題。就像一個歌手，起的調子高了，接下來該怎麼唱，就成了嚴峻的考驗，他還能不能實現自我超越呢？

印證我的這一論點的，是莫言自己為長江文藝出版社的《跨世紀文叢》所選的小說集《金髮嬰兒》，這個集子所收的都是我們前面所列舉的《紅高粱》等作品，在《紅高粱》之後則只收入《你的行為使我們恐懼》。儘管他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創作量仍然不小，卻自覺不如前一階段的作品那樣紮實。同期的長篇小說《酒國》，在國外影響不錯，美國和日本的學者都給予很高評價，但是，也許是讀作品的角度不同，它在國內似乎沒有引起什麼反響。莫言的心情，在這樣的情況下顯然不會太好。呂樂之的那種為創新所迫，鋌而走險的方式，固然是紙上的遊戲，卻印證著作家自己的內心煩惱。

好在，莫言沒有一蹶不振，他很快就擺脫了這種內在和外在的雙重壓力，自我解脫了。80年代文學創新的激流奔騰，成就了一批人，卻也耽誤了一批人，讓他們一味地以創新為務，唯新是趨，終於因為無法找到和掀起最新的新潮而偃旗息鼓，稍縱即逝。

莫言的自我調整是比較快的，一方面，他出版了中短篇小說新作集《白棉花》，雖然在90年代初期的文化氛圍中，它未能引起大的反響，但是，這是莫言90年代創作的一個良好的開端；另一方面，他開始“觸電”，寫了《情滿青樓》等電視文學劇本——時下有一種說法，說寫電影電視劇本，把許多作家寫壞了，使他們無法再回到文學本身的精微文字上來。這種說法似是而非，寫影視劇本，開拓了作家的思路，使他手中添加了新的兵器，熟悉了新的領域，這隻會給作家以新的啟示和靈感，藝多不壓身，所謂“觸電”敗壞了文筆，只是沒有出息的藉口。不再刻意於創新，不再用每篇必出新招的要求苛求自己，用一種平常心對待寫作，這是一個好的兆頭。

如果說，《白棉花》又回到了莫言所熟悉的鄉村生活和童年記憶的路子上，那麼，《豐乳肥臀》則是他心靈和情感的又一次迸發和燃燒。據我的記憶，在此前的作品中，莫言並沒有對母親的形象進行過深刻的描繪，不知是情感的遮蔽，還是藝術的困惑，使他難以下筆。是母親的去世激發了他的情感和記憶，刺激了他的寫作慾望，在短短的兩三個月的時間裡，揮筆寫下了對於母親的悼念和深情。

感情的真切，為作品提供了堅實的基礎，藝術想象的靈動，營造了瑰麗多姿的文學世界。儘管說，《豐乳肥臀》問世以後曾經遭受過指責並給莫言的命運帶來波折，但是，今天重新解讀它，卻仍然能夠感受到作家那顆拳拳的心。

我與莫言

何鎮邦

我同莫言第一次比較深入地交談是在十三年前，即1987年深秋時節，在井岡山的革命歷史題材文學創作研討會上。

那次會議與會者數十人，會期也較長，有一週左右。故除了開會外，還有遊覽以及自由交流的時間。當時的莫言，剛因“紅高粱”系列引起轟動，照說正處於躊躇滿志的時候。可是在那個會上，莫言卻處處以低調的姿態出現，發言是低調的，說得很短，具體說些什麼也記不清了。會下也很少同人交流。後來我問他，他說在軍藝讀完書後，回到總參，總參又不設創作室，所以他的處境並不是多好。他想繼續上學。恰好當時我在籌謀著同北京師範大學一起舉辦文學創作研究生班，我把這個打算告訴他，他聽了很高興，說如果這個班辦起來，一定要告訴他，他準備來讀研究生班。

翌年春天，我們果然籌劃著舉辦首屆文學創作研究生班的事。我及時把這個資訊告訴莫言，他果然很快地報了名。到了秋天，他就成為這個研究生班預備班的一名學員來到魯迅文學院上學了。

莫言當時已是小有名氣的青年作家，他到魯迅文學院這個剛剛創辦的研究生班上學，在某種程度上給這個班增添了光彩。記得在當時給國家教委有關部門的關於給一部分雖然不具備大本學歷但創作成績優異的青年作家破格錄取進入研究生班的報告中就以莫言領銜，提“莫言等青年作家”云云，可見莫言的知名度和影響。唯其如此，我不是把莫言看作我的學生而是作為朋友看待的。但莫言卻不想當特殊學員。他同這個研究生班個別有點小名氣的作家不一樣，不像他們處處要顯出自己的“份兒”來，而是老老實實地當好學員。平常，他總是按要求上課聽課，完成應該完成的創作作業。1990年春天，他因家中有事請假回山東高密，大概由於家事未曾料理好，多耽擱了些時日。假期一超再超。而按我們的規定，一門學位課如果因病因事超過三分之一課時未能上課時，就取消學生參加這門學位課考試的資格。而一門學位課沒有成績，是不能獲得畢業文憑的，更談不上撰寫碩士學位論文參加答辯了。當莫言請假的時間接近一門學位課三分之一的課時的時候，我讓他的同學給他捎了信，他得知後立即趕回北京，不僅做了口頭的檢討，還寫了書面檢查。我們當然諒解了他，讓他繼續聽課。1991年春，他順利地修滿了應修的學位課和專題課，獲得足夠的學分，領取了文學創作研究生班的畢業文憑。後來，又順利地通過了學位論文答辯，獲得文學碩士的學位。從這件事看來，莫言並未把自己當成特殊學員，唯其如此，他較好地完成了研究生班的學業。這對於他後來的文學創作無疑是個很有用處的加油站。

莫言從研究生班畢業後，又回到他在總參的原單位。我同他之間的聯絡，時斷時續，可以說並不密切。記得有一次，他和劉震雲等幾個同學在《現代文學》課上寫的讀書筆記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上刊出後，稿費寄到了我處。我電話中徵詢他們處理的意見，他們都說把它吃了吧。於是我把他約到魯院附近一家火鍋店吃涮鍋。莫言吃得頗高興，大說便宜好吃。還說以後再約齊到魯院附近這家火鍋店吃火鍋。說是這麼說，真約到一塊兒卻很不容易。後來，偶爾在一些會上見到他，打個招呼作罷，也沒時間細聊。後來又聽說他為長篇小說《豐乳肥臀》寫了一大摞檢查，檢查得胃病又犯上了，還有一些人揪住不放。後來又聽說他把女兒接來北京上中學，夫人也隨軍了。於是在北京安下了家，有了家，大概胃病就不犯了吧。後來又聽說他轉業去了《中國檢察報》，終於有了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

大概是前年的夏天，我家鄉《海峽》雜誌的執行主編葉恩忠同志來京組稿，想見一見我在京的一些學生，記得約了劉震雲、餘華、莫言等等，還有劉恆和王朔。莫言接到我約請的電話時，答應得很痛快，而且最早到達約定的地方，記得他和劉震雲還狠狠挖苦了一下遲到的餘華。此後，我同莫言之間的聯絡又多了起來。譬如請他為《名家側影》的從維熙專輯撰稿，請他為童慶炳教授的《創作美學》一書約幾個當年聽過課的同學聯合作序等等，他均答應得很痛快，而且總是第一個把稿子寄過來或傳過來。由此，我看出莫言還是很看重師生情誼的，雖然我不敢貿然把他看作我的學生，他還是認我這個老師的。這也許正是我在魯迅文學院從事文學教育工作十幾年為一批青年作家的成長付出大量的時間和心血後得到的唯一回報和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