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海中國畫院、上海市書法家協會、上海韓天衡美術館主辦，西泠印社、上海韓天衡文化藝術基金會協辦，著名書畫篆刻家韓天衡先生精心策劃的“百川入海——二十世紀海上代表性書家作品大展”，於2021年12月31日在上海韓天衡美術館揭幕。
韓天衡特為展覽撰寫長篇文章《百川入海——二十世紀海上書壇散論》，“文匯app”將分三期刊發。
作為一個城市、一個時段、一個群體、一門藝術，二十世紀的海上書壇星光璀璨，聲勢之弘闊、影響之深遠，將其置於悠久的書法史上，也是不可無一，不可有二的驚豔而輝煌的存在，一個難以複製的存在。
回望浦江之畔這一段耀眼的歷史，這一座崛起的都市，前所未有的時代機遇，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安定有序的社會環境，繁榮發達的商貿經濟，吸引著各行各業的有識之士齊聚上海。其中近現代書壇領軍人物也大多在這裡駐足、定居、留痕，呈現出人才空前雲集，書風異彩紛呈的鼎盛局面。更因為這個書壇群體有出色的藝術理念與創新精神，對近現代書法藝術發展起到了極其重要的推動作用。如今隨著社會格局、審美形態等諸多因素的改變，二十世紀海上書壇百年輝煌這一奇特的文化現象已難重現，但瞻前而顧往，當下對它的研究仍然是極具意義的課題。
海上書壇興盛的時代背景
自古以來，繁華的經濟始終是書畫藝術滋生的沃土，藝術從屬於經濟，藝術家的創作與生活更是離不開經濟的支撐。書畫家歷來稱硯為田，是其生計前程之所在。皮存則毛附，皮肥則毛豐。經濟繁盛之地往往成為藝術家追逐的福地。如明清之際形成的“吳門畫派”和“揚州畫派”，前者產生於明季物產富庶、商業繁榮的江南蘇州；後者形成於清代鹽業發達、巨賈如雲的名城揚州。高層次藝術人才的匯聚，使得當地文化藝術氣氛更加活躍，也促成了藝術上的開宗立派、欣欣向榮。
清朝晚期，上海進入了改天換地、飛速發展的機遇期。隨著1843年上海正式開埠，華洋資本的不斷注入，工商業日趨興盛、人口日趨密集的上海逐漸發展成為國內金融貿易中心、遠東第一大都市。有資料統計表明，上海人口從開埠之初的50多萬，到清宣統末的140萬，再到1927年成立上海特別市的270萬與抗戰初期的380萬，最終於1948年增至580萬，居住人口呈爆發性增漲。相對於清末至民國時期國內的風雲變幻、戰亂頻繁，上海灘五光十色的“十里洋場”不僅有列強們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庇護”，又有突破傳統禮教束縛的自由，為文化人士提供了一個可以躲避兵燹戰亂及政治紛擾的“桃花源”。此時上海以繁華摩登的姿態吸引著無數的掘金者，也正如近代書家高邕所說的：“橐筆而遊，聞風而趨者，必於上海。”
城市商品經濟的突飛猛進，強力推動了文化消費，更吸引眾多前清遺老、達官賢宦、社會名流、文人墨客，或客寓或定居，紛紛攜藝來滬，尤以清民鼎革之際最盛。如沈曾植於1910年始寓滬。李瑞清於辛亥革命爆發後從南京遷居上海，易黃冠道服，號“清道人”。同年冬趙叔孺從福建移居上海。1912年吳昌碩正式來滬定居。1914年在海外漂泊十六年的康有為在家鄉南海安葬慈母后至滬上過起寓公生活，1915年曾熙應李瑞清之邀來滬鬻字，遂落戶滬瀆。1919年張大千在上海先後拜曾熙、李瑞清為師……這些都是有著深厚傳統文化底蘊的書法家，他們的到來，使上海成為書法藝術俊彥薈萃、群賢畢集的大舞臺，隨之形成了二十世紀海上書壇壯觀的陣容。這也是中國書法史上第一個風格多元、新面疊出、規模龐大，以鬻藝為生的職業書法家群體，其影響遠在往昔的“吳門”、“揚州”之上，且是一個無與倫比的事實。
海上書家群體的界定
二十世紀海上書壇的輝煌，是開放多元化的上海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所形成的獨有文化藝術現象。由前清遺老及來自江浙皖乃至全國的“海漂”藝術精英為主的海上書家群體，隊伍浩蕩，已經不是單純的地域性定義，也不侷限於當地籍貫的藝術群體，更非任何單一流派風格所能含容。
魯迅在《“京派”與“海派”》一文中曾指出：“所謂‘京派’與‘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
上海堅實的商業經濟基礎、優越的人文涵泳量、新興的市民階層與外籍人士的審美情趣，以及東西方文化交融的創作環境，搭建起一個空前未有的海上書家藝術平臺。原非本籍，為近商謀利、生存發展的全國各地文人墨客如過江之鯽，齊聚上海，在清末民國陸續亮相，形成了書法人才的高地，也因流動性強，堪稱最大的交會地。雖然在民國初年已提出“海派”或“申派”書畫的概念，但因海上書壇百花爭豔的多元化格局，使“海派”書家群體的界定具有很大的模糊性、爭議性。本文姑且擱置“海派”書法的稱謂，而冠以“二十世紀海上書壇”。
百川入海，無固定模式、無統一風格、無獨尊宗主，相容幷蓄，各呈風流，這正是二十世紀海上書壇所特有的文化精神和人文特質。這些不拘出處的精英書法家以其和而不同的藝術覺悟和自由獨立的創作心態，構成了百年間海上書壇尊重包容、靈苗各探的繽紛和絢爛。
二十世紀海上書壇的奇特構成
（一）清末遺賢，鬻藝海上
二十世紀初海上書壇的領軍以吳昌碩、沈曾植為代表，很重要的構成群體是辛亥革命前後一批來到上海的清廷官吏、遺老，被當時上海的繁榮安定所吸引，為安身立命做了海上寓公。他們自帶功名的光環和舊學的素養，大都曾身在官場、心存學術，原本就是聲名赫赫的碩學鴻儒，兼以雅擅翰墨，有著較高的藝術創作力和嫻熟的筆墨表現力。抱殘守缺成為“海上流人”後，憑藉筆墨擅場轉變為“聞人名士”，以為謀生之計。如吳昌碩、沈曾植、陳三立、康有為、鄭孝胥、李瑞清、曾熙、劉春霖、張謇、羅振玉、高振霄、楊度、趙叔孺等。他們引領著當時的海上書壇，在書法審美和創作風格上多數承接了清代碑派書風的餘緒，而又別開生面，各領風騷。
清末民初的數十年間，海上書畫家從各自鬆散獨立的鬻藝課徒狀態，逐漸衍生出半制度化的結社交流模式，相繼成立了豫園書畫善會、上海書畫研究會、海上題襟館金石書畫會、蜜蜂畫社、中國女子書畫會等藝術社團。這些半雅集、半交易型別的組織，構建起資源共享、互利合作的平臺，既增強了藝術的交流，又促進了經濟的交易。各類藝術理念、創作技法在這裡不斷碰撞和融匯，有效推動了海上書法的良性發展。
（二）精英彙集，氣局全開
隨著新文化思潮的衝擊及上海開放包容的特質，呈現出戲劇、電影、文學、學術、新聞、出版等各路文化精英搶灘上海的熱鬧景象。海上書壇也名家雲集，代表人物如於右任、徐悲鴻、沈尹默、袁克文、白蕉、馬公愚、潘伯鷹、褚德彝、黃賓虹、王福庵、錢瘦鐵、張大千等。學界名流、文壇驍將而兼擅翰墨者，如章炳麟、王國維、魯迅、葉恭綽、章士釗、郭沫若、郁達夫、茅盾等。創立於上海的南洋公學也專開書法課程，從這裡走出了李叔同、謝無量、馬衡、邵力子、朱東潤等書壇俊彥。他們有以書畫為業者，但更多供職於當時的文化教育領域、新聞出版機構、政府部門等。他們大多兼有舊學的啟蒙、新式教育與留洋求學的背景，有相對穩定優越的生存資源，書法只是副業。他們有著民國時期知識分子強烈的社會責任和獨立的審美意識。他們以磅礴之勢推進著海上書法的崛起，將海上書壇擴充套件成更宏闊的舞臺。
此外隨著照相、珂羅版印刷等新技術的發展助力，帖學的魅力得到還原，在碑體書風籠罩下的帖學回歸已成一種趨勢。在上海形成了以沈尹默、白蕉、潘伯鷹等為代表，專師二王的書家群體。他們上溯晉唐，反思傳統，令海上書風呈現出不拘一格的多姿多彩。
當年漫步在上海灘喧譁的鬧市中，鱗次櫛比的商鋪廣告，名人書寫的店招，令人目不暇接。各體書法，或秀美遒勁，或含蓄朴茂，美不勝收。徜徉其間，彷彿進入一座露天的海上書法展館。當時有以沈尹默、馬公愚、唐駝、劉山農並稱“題額寫匾四大聖手”，許多店鋪匾牌即出自他們的手筆，書法與商業相融，堪稱一時盛景。
黃賓虹 行書 釋本誠七絕《錢塘江曉渡》 西泠印社藏
（三）傳承接力，新面紛呈
新文化新思潮的不斷引伸，及西方文化藝術觀念的連續融入，也使海上書法人才的產生形式有著新的轉變。海上書家一方面產生於前輩大家的師徒相授，另一部分則有民國初期各類藝術院校美術教育的背景，他們以職業藝術家的形象在海上書壇漸次登場。
民國初期上海的書法流派早已門庭逐隊、桃李芬芳，尤以康有為的“南海弟子”、吳昌碩的“缶廬門下”、李瑞清、曾熙一同設帳收徒的“曾李同門會”、趙叔孺的“趙氏二弩同門”為代表。他們追隨的弟子眾多，培養出馳譽於世的一大批書家。如王一亭、趙雲壑、潘天壽、錢瘦鐵、王個簃、沙孟海、諸樂三、朱復戡、張大千、胡小石、王蘧常、方介堪、葉潞淵、徐邦達、徐悲鴻、劉海粟等，皆成就斐然。
當時的美術院校教育以1912年劉海粟等人創立的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為例，就專門開設書法相關科目。當時的師資有金石書畫家馬公愚、黃葆戉、潘天壽、朱復戡、方介堪、王個簃、諸樂三、錢瘦鐵、賀天健、朱屺瞻、李健等，培養出青年才俊如李可染、程十發、來楚生等，皆成一代大師。又如徐悲鴻、豐子愷、陸儼少、費新我等，都有著不同美術院校的背景。
這些海上書家大多經歷了近代教育模式的薰陶，藝術思想和書法理念更趨開放，體現出更強烈、更超前的人文情懷和藝術氣質。加之西北簡牘、敦煌經卷等各種書法新資料的發現、傳播，大大拓寬了取法路徑。碑帖之別不再涇渭分明，各種風格元素在自由的書法創作實踐中被更自如地為我所用，使書風面貌不為陳法所拘、舊說之縛，完成了向現當代書法創作格局的轉化。他們延續著前輩的風華，以全新的知識結構、審美認知和藝術創造力，多方求索，標新立異，為海上書壇增添了新的耀眼色彩。
賀天健 行書五言聯 仰俯天地大 侷促南北宗 上海中國畫院藏
（四）現代印刷，助力書壇
上海是中國近代出版業的發源地，晚清以來即佔據著中國印刷、出版、發行業的半壁江山。此時珂羅版先進印刷技術，在繪畫、碑帖、書法作品還原印刷上大展手腳，發明後即在清光緒初年由日本率先引進到上海。徐家彙土山灣印刷所首次運用珂羅版大量用於中國書畫的複製。上海有正書局聘請日本專家實驗成功珂羅版印刷，1907年商務印書館開始實驗珂羅版新技術，至1919年成功印出宣紙十五色套印。
清末民初，上海開風氣之先，迅速引進和推廣的現代印刷技術，對書家、市場與書壇都發揮著異乎尋常的推動作用。之前的學書範本主要依賴於名家碑帖墨跡拓本，而拓本則與輯者、刻手、拓工的精粗技法息息相關。我們只需比勘一下眾多舊拓的王羲之《十七帖》，即可見其高下良莠，古來即有“得名家片紙隻字，足以成家”之說，也成過去式。康有為曾無奈地稱：“今日欲尊帖學，則翻之已壞，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則磨之已壞，不得不尊南北朝碑”。而以現代印刷技術出版的古今名家墨跡、歷代上佳碑帖和新出的漢晉簡牘，精準再現，化一為萬，這對書家的借鑑、演化、創作是一種激勵，一種從天而降的源頭活水，而對社會、對學習者是一種前所未有的便捷和經濟的獲益。“貧人不能學書，家無古蹟也”的擇帖困難情形至此不復存在。彼時上海即有這種互利共贏、相互促進的存在和優勢，這對二十世紀海上乃至全國書壇，都具有劃時代的貢獻和深遠影響。
作者：韓天衡
編輯：李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