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甘肅敦煌莫高窟，相信大家都不會陌生。119年前，1900年6月22日，甘肅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圓籙在清理積沙時，無意中發現了藏經洞，並挖出了公元四世紀至十一世紀的佛教經卷、社會文書、刺繡、絹畫、法器等文物五萬餘件。

這一發現為研究中國及中亞古代歷史、地理、宗教、經濟、政治、民族、語言、文學、藝術、科技提供了數量極其巨大、內容極為豐富的珍貴資料。後經英、法、日、美、俄等國探險家的盜竊掠奪，藏經洞絕大部分文物不幸流散到世界各地，僅剩下少部分留存於國內，造成中國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

藏經洞是莫高窟17窟的俗稱。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莫高窟道士王圓籙，率人“以流水疏通三層洞沙”，秘室始現於世，並謂之“藏經洞”。

在這裡，我們首先介紹一下莫高窟道士王圓籙。

王圓籙，也寫作王圓祿，湖北麻城人，約1850年出生，卒於1931年。農民，略識文字，年少時因災荒逃難至西北肅州一帶（今甘肅省酒泉市）。清光緒初年，王圓祿入伍當了一名兵勇，退伍後，他在當地出家成了名道士，道號“法真”，歷史上稱其之為“王道士”。

十九世紀末，道士王圓籙到莫高窟。此時莫高窟十分荒涼，崖間上的通道多數已經毀於戰火，一些洞口已經崩塌，底層的洞窟已為黃沙掩蓋，這裡只有一些粗通漢語的藏傳佛教寧瑪派喇嘛居住。王道士在莫高窟定居後，香火漸盛，他把信徒們施捨的錢財節省下來，開始按照自己對道教的理解來重修和改造莫高窟。他所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清除底層洞窟中的積沙。

根據《敦煌史話》記載，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僱了一個叫楊果的人在清除第16窟甬道的積沙時，偶然發現了藏經洞。

根據有關資料記載，當時楊果在休息時，用草點菸，把剩餘草節插進牆縫，發現深不可測，而且餘煙被吸進其中，敲著則有空聲，深感驚異。於是叫來王圓籙，破壁挖洞，震驚世界的敦煌遺書就這樣被發現。

還有一種說法是，當時楊果抽菸後在牆壁上磕煙鍋頭，發覺有空洞迴音，懷疑有秘室，就將這件事告訴了王道士。

總之，不論是楊果把剩餘草節插進牆縫，還是在牆壁上磕煙鍋頭，總之他懷疑牆壁後面有密室，於是他把這件事悄悄告訴了王道士。夜深人靜時，兩人悄悄來到壁畫前，把牆壁扒開。隨著塵土逐漸散去，兩人驚訝地看到，從地面一直堆到房頂滿滿的經卷文書和各種佛像文物。沉睡了八九百年之久的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就這樣呈現在了世人面前。王道士的墓誌上是這樣寫的：“沙出壁裂一孔，彷彿有光，破壁，則有小洞，豁然開朗，內藏唐經萬卷，古物多名，見者多為奇觀，聞者傳為神物。”

藏經洞裡有中國傳統的四書五經、經史子集，也有佛教的、道教的等宗教的一些經典。

敦煌石窟密洞中，所藏遺書以佛教典籍最多，還有天文、曆法、歷史、地理、方誌、圖經、醫書、民俗、名籍、帳冊、詩文、辭曲、方言、遊記、雜寫、習書，成為多種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依據和補充參證，其主要部分又是傳統文獻中不可得見的資料，價值尤為珍貴。所以被視為中國文化史上的四次大發現之一。敦煌遺書以漢文最多，又有吐蕃文、回鶻文、西夏文。蒙古文、粟特文、突厥文、于闐文、梵文、吐火羅文、希伯來文等多種古代民族文字，成為研究這些古代民族語言文字和民族歷史、宗教、文化的珍貴資料。它又具有民族學價值和國際意義。

應該說，如果不是藏經洞的發現，歷史是不會記住王道士的，藏經洞的發現改變了這個小人物的一生。

發現藏經洞之後，王道士曾多次上報給清政府，但就在當年的5月，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當時的清政府正處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壓根兒無暇關注此事，與此同時，國外的考古學家和探險家對此開始打上了主意，他們利用王道士的愚昧和貪財，紛紛低價從王道士手裡購買莫高窟內珍貴的藝術品，最終導致大批國寶的外流。

其中英國的考古學家斯坦因以考古為名，在1907年的時候僅以200兩銀子的代價便買走了24箱文字和5箱其他藝術品，1914年斯坦因再次來到莫高窟，花了500兩銀子，用7天時間在洞內挑選了近萬件寫本、印本卷子，裝滿24大箱，其中有長1丈多的唐繡觀音和我國現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金剛經》，另外還挑選了5箱精美繪畫藝術品，運回英國後收藏於倫敦大不列顛博物館。法國人伯希和得知，也以50兩銀子一捆的代價，盜走5000多件珍品。美國人華爾納用特殊的化學溶劑，剝走了7個洞中的26方壁畫。

就在這種不斷的流失下，藏經洞原本的五萬餘件文物到最後只有八千多件留了下來。直到1909年，清朝才下令將藏經洞所餘文物全部運往北京，僅剩8697件，存放在京師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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