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出自《禮記》中的《大學》篇，其言“致知在格物”，又“物格而後知致”。作為知識論、修養功夫論的統一，“格物致知”是儒學史上的一個重要話題之一，在王陽明的思想系統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王陽明一生的學問均從實踐中得來。

年輕時，他非常信任朱熹的理論體系，並按照朱熹的思想理論去一步步實踐，但是他與朋友“格竹子”的失敗，讓他意識到朱熹的理論並非十分完善，於是不斷更正朱熹學說，提出自己的一套學說體系。關於“格物”

王陽明認為“格物”是內在的格心，由內而外。他訓“物”為事，是“意之所在”，因此“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之所在之事謂之物。”（王守仁《大學問》）又“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王守仁《傳習錄》）

這種“格物”，使心本體每時每刻都處於純正的狀態，使本體處於純善無惡的狀態，這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止於至善”，“格物”的價值旨歸為“止於至善”。

上面的“意”，可理解為意向、指向和意念，當人進行思維活動時，意向會有意向的物件，但是王重視的不是意向的物件，而是指向意向物件的意念。

我們以男女結婚為例，當男女雙方意向結婚時，在此意向之時，即有一種意念伴隨，這個意念就是行動的主意，能夠主宰人的行為，因此可以把“格物”解釋為：有意向時，要使意念保持純善無惡，由意念發出的行為才會純善無惡。

在王陽明眼中，“意”和“行”有著必然的聯絡，意念之善推擴到極致就必然會產生行為之善，因此他十分注重一時萌發之意念，正意的過程必然是以思慮功夫為主。

即既要人擴充其已具有的善端、善情，又要去掉和糾正惡的意念。

此外，王陽明還堅持人具有良知良能，人的心自然能夠知是知非、知善知惡。他說：“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為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王守仁《大學問》）所以說：“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即是窮理。天理即是‘明德’，窮理即是｀明明德’。”（王守仁《傳習錄》）即把格物解釋為正事、格心。

在王陽明眼中，格物就是去惡歸善，去人慾存天理，致良知。關於“致知”

王陽明對於“致知”的理解有別於前人，他認為“知”是“良知”，“致知”即是“致良知”。

他說：“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王守仁《傳習錄》）他又進一步明確說良知是是非之心。他說：“良知只是一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一個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王守仁《傳習錄》）

可見，王認為良知僅是一個先天的道德價值評判標準。

致，是至之義。王陽明說：“致者，至也，如雲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之義’，‘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雲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王守仁《大學問》）

“致知”即“致良知”，遵從良知而行，將良知擴充套件到事事物物。他說：“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至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王守仁《傳習錄》）

綜上所述，王陽明的“格物致知”思想，“格物”即為“致良知”，兩者無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