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書《三國志》與小說《三國演義》的關係，歷來為《三國演義》研究者所重視。敘述《三國演義》成書過程的論著，每每涉及這一關係；但大多淺嘗輒止，語焉不詳，其間不乏含糊之論。本文立足於對資料的全面把握，深入進行實證性研究，在此基礎上，主要提出三點見解：
（一）《三國志》是《三國演義》最重要的史料來源
對《三國演義》成書有直接影響的史書，主要有《三國志》（包括裴松之注）、《後漢書》、《資治通鑑》、《通鑑綱目》。其中，《通鑑綱目》的材料基本上來自《資治通鑑》，其突出特點主要是在思想傾向和編纂體例上自成一家，並對《三國演義》產生影響，因此這裡姑且不列入比較範圍。那麼，在其餘三書中，究竟哪一部在史料的提供方面對《三國演義》的作用最大呢？要回答這一問題，必須對《三國演義》的情節進行實事求是的考察。需要說明的是，既然是考察《演義》情節的史料來源，那些基本出於虛構甚至純然虛構的情節自然不在此列。試看以下諸例：
透過上述具體情節的對照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這些史書中，《三國志》（包括裴注）乃是《三國演義》最重要的史料來源。
（二）《三國志》並未為《三國演義》提供敘事結構框架
儘管《三國志》（包括裴注）為《三國演義》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但作為一部紀傳體的史書，它以人物傳記為主，重在記敘各種有代表性的人物的生平業績，而表現歷史的總體面貌和各個區域性的互動關係則非其所長，同一事件往往分散記於多篇紀傳中，其前因後果往往不夠明晰，有時甚至互相牴牾。因此，它沒有也不可能為小說《三國演義》提供一個比較完整的敘事框架。承擔這一任務的，主要是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鑑》。
試以《三國演義》中最精彩的情節單元“赤壁大戰”為例。《三國志》有關赤壁大戰的記載顯得很零亂，有關材料分散於《魏書·武帝紀》、《蜀書·先主傳》、《諸葛亮傳》、《吳書·吳主傳》、《周瑜傳》、《魯肅傳》、《黃蓋傳》等不同人物的《紀》、《傳》中，不僅頭緒不夠清晰，而且某些關鍵之處還彼此矛盾。先看《魏書·武帝紀》：
（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劉表。……十二月……公自江陵徵（劉）備，至巴丘……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
據此記載，曹操在赤壁大戰中的主要對手是劉備；雖然初戰“不利”，但主要還是因為遇到大疫，“吏士多死者”，才主動地“引軍還”，根本看不到遭火攻而慘敗的跡象。裴注引《山陽公載記》雲：
公船艦為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眾。
這裡寫明瞭曹操因被火燒戰船而戰敗，描寫了曹軍敗退途中的狼狽狀況；而發動火攻的，則是劉備方面，根本看不到東吳方面的作用。《蜀書·先主傳》所記，與之有明顯差異：
先主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併力，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並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
這裡寫明瞭是孫劉聯軍共同大破曹軍，焚其舟船，曹軍遇疾疫只不過是其敗退的次要原因；然而，孫劉兩家，誰主誰次，卻不清楚。《蜀書·諸葛亮傳》著重寫了諸葛亮說服孫權聯劉抗曹的過程，然後交代結果：“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併力拒曹公。曹公敗於赤壁，引軍歸鄴。”不清楚的地方還是不清楚。而《吳書·周瑜傳》所記則又有區別：
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併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曹公軍眾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鬥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又預備走舸，各系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軍遂敗退，還保南郡。備與瑜等復共追。
裴注引《江表傳》對火燒赤壁的情景，敘述更為生動。這些記載，突出了吳軍在孫劉聯盟中和主導地位，突出了“火攻”的關鍵作用。
由此可見，僅憑《三國志》的記載，人們很難全面把握戰役的始末和決定勝負的根本因素，這些零散的史料確實無法構成小說的敘事框架。而《資治通鑑》充分發揮編年體史書的優勢，對這些史料加以排比、辨析和整理，第一次寫出了一場首尾完整、因果分明的赤壁大戰，戰役的各個環節清晰地呈現在人們面前：曹操南征――劉琮不戰而降――劉備敗走夏口――諸葛亮出使江東――孫權決計抗曹――曹軍初戰不利――黃蓋獻火攻之計――黃蓋詐降，火燒赤壁，曹軍慘敗――曹操敗走華容道。這一首尾完整的歷史記載，為《三國演義》寫赤壁大戰提供了基本的敘事框架。《演義》中的赤壁大戰，從起因、決策、定計、決戰到結局，總體輪廓與《資治通鑑》大致同構；儘管《演義》虛構了“舌戰群儒”、“智激周瑜”、“蔣幹盜書”、“草船借箭”、“苦肉計”、“闞澤密獻詐降書”、“龐統巧授連環計”、“橫槊賦詩”、“借東風”等精彩情節，但那主要是為了塑造人物形象，增加情節波瀾，卻沒有改變整個戰役的基本格局和發展程序。
同樣，考察《三國演義》中的其他重要的情節單元，如諸侯聯軍討伐董卓、官渡之戰、劉備取益州、呂蒙襲取荊州、夷陵之戰、孔明北伐等，其敘事結構框架，主要也是由《資治通鑑》提供的（某些以虛構為主的情節，如“過五關斬六將”、“七擒孟獲”等，不屬這裡討論的範圍）。甚至可以說，《演義》全書的敘事結構，從天下大亂到三分鼎立，再到三分歸晉，主要框架也是參照《資治通鑑》的。其次，《通鑑綱目》也起了重要的提示作用。
（三）不宜簡單地說《三國演義》是“演”《三國志》之“義”
由於《三國志》為《三國演義》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嘉靖元年（1522）本《三國志通俗演義》等部分明代《三國》版本又有“晉平陽侯（相）陳壽史傳，後學羅本貫中編次”的題署，有的學者便說：《三國演義》是“演”《三國志》之“義”。我認為，這一說法是不夠確切的。
，但同時也大量承襲了民間三國故事和三國戲的內容；就褒貶傾向、主線設定、敘事時空處理等方面而言，後者的影響可能更大。儘管羅貫中原作書名可能包含“三國志”三字，但這只是表明了作家對陳壽的敬重和借史書以提高小說地位的願望，絕不意味著小說是在亦步亦趨地演繹史書《三國志》。綜觀整部小說，是在史傳文學與通俗文藝這兩大系統長期互相影響、互相滲透的雙向建構的基礎上，透過作家天才的創造，才成就了這部煌煌鉅著。
其次，從思想內涵來看。我曾經指出：“《三國演義》是一部中國封建社會百科全書式的作品，具有極其博大而深厚的思想內涵。羅貫中以三國曆史為題材，融匯自己的切身經歷，進行了深刻的歷史反思。……總之，《三國演義》猶如一個巨大的多稜鏡，閃射著多方面的思想光彩，給不同時代、不同階層的人們以歷史的教益和人生的啟示。”“《三國演義》豐厚的思想內涵，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1．對國家統一的嚮往。……這是《三國演義》的政治理想，也是其人民性的突出表現。……2．對政治和政治家的選擇。……‘尊劉貶曹’的思想傾向，早在宋代就已成為有關三國的各種文藝作品的基調，羅貫中只是順應廣大民眾的意願，繼承了這種傾向……‘尊劉貶曹’主要反映了廣大民眾按照‘撫我則後，虐我則仇’的標準對封建政治和封建政治家的選擇，具有歷史的合理性……3．對歷史經驗的總結。……突出強調了爭取人心、延攬人才、重視謀略這三大要素的極端重要性。4．對理想道德的追求。……在這裡，他打起了‘忠義’的旗號，把它作為臧否人物、評判是非的主要道德標準。……就主導方面而言，它反映了中華民族傳統的價值觀、道德觀中積極的一面，值得後人批判地吸收。”①可以說，《三國演義》站在特定的歷史高度，博採傳統文化的多種養分，融會宋元以來的社會心理和道德觀念，“演”的是中華民族精神、中華民族文化之“義”，而不僅僅是史書《三國志》之“義”。
再次，從藝術成就來看。我曾經指出：儘管羅貫中十分重視抓住歷史運動的基本軌跡，再現史實的基本框架和發展趨勢，“然而，在具體編織情節，塑造人物時，羅貫中卻主要繼承了民間通俗文藝的傳統，大膽發揮浪漫主義想象，大量進行藝術虛構，運用誇張手法，表現出濃重的浪漫情調和傳奇色彩。”“這種粗看好象與歷史‘相似’，細看則處處有藝術虛構、時時與史實相出入的情況，在整部作品中比比皆是。這種虛實結合，亦實亦虛的創作方法，乃是《三國演義》的基本創作方法，是其最重要的藝術特徵。”②這種創作方法和美學風格，更不能說是“演”《三國志》之“義”。
總之，我們既要充分重視《三國志》對《三國演義》的影響，又不應過分誇大這種影響。只有這種，才能對《三國演義》的成書過程及其思想藝術成就作出科學的評價。
註釋：
①參見拙著《羅貫中和〈三國演義〉》，第22－27頁，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②參見拙著《羅貫中和〈三國演義〉》，第64－6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