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人眼中，他是殉職在工作崗位上的北京人藝院長；在同輩眼中，他很少在媒體面前說吸引眼球的話，是有良心的悟者；在後輩眼中，他在中戲創作的畫面小品《小丑與孤兒》，能在課堂被足足分析三天……他對別人總是展示出最大的善意，也在排練場金句頻出：熬得住、出眾，熬不住、出局。當院長這8年，人藝院裡常常能看到一個高大卻並不挺拔的背影，走起路來不急不緩，拎著帆布包，拿著摺扇，用著翻蓋手機，包裡總是放著幾塊糖和用紙巾裹著的兩塊饅頭，這就是北京人藝的第四任院長任鳴。

7月12日，人們聚集在北京人藝排練廳，距離其6月19日離世已過20多天，他的溫潤如玉依然包裹著每一個人。讓別人願意為你寫點東西並不容易，而導演王曉鷹為他寫下：隨心守志、心無旁騖、低調耕耘、鞠躬盡瘁。他是戲劇赤子，更是人藝之子。

東紅：聽大家聊他，對我來說是一個治癒的過程

任鳴與妻子東紅相識於1988年，1989年12月東紅滿23歲時，兩個人領了結婚證，因為兩人都屬學霸型，在事業上都比較強勢，所以磨合了很久。30多年前就有心臟的問題，東紅很怕接到任鳴的電話，因為電話中常常說的會是他心臟不適的症狀。走之前一天，任鳴特別高興，70週年院慶活動結束了，他非常興奮。6月19日，即便是任鳴因搶救被送到朝陽醫院後，東紅都不相信他會走，“這30多年反反覆覆，我卻不相信這個事真的會發生。20多天以來，特別是今天上午聽大家講述他的往事，對我而言也是一個治癒的過程。他的父母都是94、5歲的人，我母親因為正在心梗後的恢復期，所以沒敢告訴她。”任鳴走後的第10天，兒子度過了29歲的生日，東紅說，“家中突然的變故，孩子身心雖然受到很大創傷，但這些天來有條不紊安排爸爸的後事，也得到了歷練，這也是爸爸用生命為他換來的至高無上的愛與生命體驗。”

在東紅的回憶中，任鳴在家裡最喜歡做的就是讀書和寫作，“我們搬過三四次家，每次搬家，他都不怎麼管，唯一的要求就是隻要能有地方躺著就行。他看書躺著，寫東西也是躺著，一隻胳膊撐著，另外一隻胳膊寫。他讀過的書裡都是簡報，每次都讓我買紅黑兩種筆芯，分別標註摘錄別人的和自己的批註。而且他一定要買筆芯而不是筆，換筆芯的過程對他來說是非常快樂和有成就感的。看他讀過的一本書，相當於讀了和這本書相關的歷史、現世還有未來。很多犄角旮旯的事他都能記得住，而且博聞強記，有些疑問我不查百度直接問他，他就能講得很清楚。”

東紅是學外語出身的，對話劇是門外漢，曾經有一段時間想去自學話劇，但是很快被任鳴制止了，他說：“一定要留住這種寶貴的直覺。”藝術上追求極致，但生活上他卻毫無要求。“我原來也不會做飯，但因為他不會，所以我逼著自己去學，他最愛吃的永遠是炸醬麵和炒飯。開會在外住酒店，他每次都把洗髮水沐浴露帶回來，這就是他的習慣，覺得不拿回來就浪費了。”

任鳴去世的那天是父親節，他對待孩子從不雞娃，給了孩子很大的自由。“他姐姐三年前去世了，我知道白髮人送黑髮人是這個世界上最難以忍受的痛苦。他父母年齡大了，有時半夜會起來問他的姐夫，任鳴是怎麼回事？怎麼安放他，我們都沒有時間想，現階段就是安撫老人。”

生命樂章在最華彩的段落戛然而止，留下很多的筆記，最近，東紅每天早上都會分享一條任鳴留下的話。“他彷彿沒有走，像今天早上的小雨一樣潤物無聲地牽引著我們。院慶時他說的那句‘能成為人藝人，此生足矣’，是對我最大的安慰。”

濮存昕：臺上臺下都是鄉親，戲劇就是回故鄉

在中國劇協主席濮存昕眼中，任鳴有著向死而生的壯烈情懷，“他深信戲比天大，院慶當晚他來《茶館》後臺慰問，握手的一瞬間我能感覺他的手是冰涼的。多年前，他開導過不知如何演名著的我。我拍《清涼寺鐘聲》時，他讓妻子東紅教我日語，開拍時慄原小卷說我說的她都能聽得懂。他有一句話極其簡短而精彩，我也多次引用，‘臺上臺下都是鄉親，戲劇就是回故鄉’。”

馮遠征：守著相愛的人，做著心愛的事，這就是幸福

北京人藝副院長馮遠征與任鳴相識於1985年，“我們相識37年，同事35年。他去世前的幾天，我去辦公室找他，他說好久沒聊天了，我們聊聊，第一句話：真棒，我們成了！我知道這是他的一個釋放，他說院慶後應該可以退休了。還說我們是幸運的，他做導演，我做演員，卻沒想到這麼多的榮譽和責任放在我們身上。他曾經這樣形容我和丹妮：你們是守著相愛的人，做著心愛的事，這就是幸福。其實這不僅僅在說我們，也是在說他自己。他一生是幸福的，一進排練場就手舞足蹈，那一刻他忘了所有的病痛。他是一個善良的人，承受了很多不公，卻是一個在藝術上有大智慧的人，對所有人表達著自己最大的善意。我們是事業上的知己，生活上的摯友，我知道自己的後半生會時常想起他。”

吳剛：我們還在，大家都在，放心吧！

吳剛形容任鳴是一個好導演好哥們兒，善良天真的大男孩。“他在人藝實習時，我也剛剛從學員班畢業，那次排了一個戲有點小補助，我和嶽秀清騎著車去中戲找他簽字發補助。進到宿舍，他讓我們猜哪張是他的床，其實一眼就能看出來，因為他的床比別人的床長。那一次，他拿著領的50幾塊錢，請我們吃了頓飯。他對生活的友善滲透在生病後，他住院時，我去看他，他說安了起搏器，以後哥們兒坐飛機過安檢就響了，就和你們不一樣了。我這個人信奉認真和堅持，認真改變自己，堅持改變命運，不是有希望才堅持，而是堅持才有希望，這一點任鳴都做到了。今晚7：30，首都劇場鐘聲再次敲響時也意味著本輪《譁變》的最後一場，我們為任鳴而演，他是這個舞臺忠實堅守者，我們還在，大家都在，放心吧！”

王勁松：“梵高”的褲子是他穿過的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王勁松多次與任鳴合作，當年演出《油漆未乾》時，王勁松每每在臺上都能看到他彎腰馱背手拿摺扇的身影，臉上則掛著誇張的笑容。“他會帶頭為我們鼓掌，讓本不自信的我有了信念感，演員是觀眾捧出來的。”如今《燃燒的梵高》已經演了112場，王勁松在臺上穿著的褲子就是任鳴從辦公室找出的一條他穿過的褲子，“這麼多場已經是補丁摞補丁，我依然穿著。他送我的不鏽鋼導演按鈴，是他留給我最珍貴的紀念，導演每一次按動就開始了嶄新的戲劇，再次按動便是謝幕的掌聲。”話音未落，王勁松敲響了導演鈴。

寇勤：辦公室束之高閣的是各種獎盃

嘉德藝術中心總經理寇勤稱，排《古玩》時，任鳴曾請他來從專業的角度提意見，“我提出藏家不會在看瓷器時戴著戒指，這個意見他非常重視，讓我看到了一個導演的細膩。有一次他找我，說劇院基建停車場用不了，問我能不能安排劇院的藝術家停車，又體現出一個劇院管理者的擔當。6月12日晚上《茶館》演出，我在休息室看到他時覺得他的狀態不太好，他悄悄跟我說，自己吃9種藥，左腿經常沒有直覺。散戲後我給他妻子東紅髮資訊，讓她在院慶結束後管理一下任鳴的健康。我只去過一次他的辦公室，束之高閣的是他得的各種獎盃，桌子上全部是藥，名片盒上放著黨徽，我還看到了多年前送給他的鎮尺。私下裡我們家庭聚會，他不怎麼講話，今天聽大家講了這麼多，我才知道，他不是對話題沒有興趣，而是在人藝說得太多了，太累了。”

王辰： 他的心臟狀況可以用“耗竭”來形容

中國工程院院士王辰，從醫生的角度談及任鳴最後時刻心臟的狀況時，用“耗竭”來形容自己的感受。“同任鳴認識30年，他身上始終傳遞著一個導演的精神和信念，作為朋友，他像靜水一樣緩緩流動。有時我在想，作為醫生，見了那麼多生離死別時的真真假假、虛虛實實，如果能夠寫一部深刻的作品，而非淺薄的醫療劇，用極致戲劇的形式來呈現生死，其實是很有意義的。”

陳彥：一個劇院的管理者應該心在場、情在場

中國作協副主席、中國劇協分黨組書記、駐會副主席陳彥眼中的任鳴，是一個你給他買頭等艙他都會覺得不合規而拒絕的人。“我是人藝的鐵粉，來看戲總能見到他，我也曾是一個劇院的管理者，對於劇院，一個院長應該在場，人在場、心在場、情在場、生命在場，如果不在場，我很懷疑能否管理好，而任鳴恰恰是一個在場的管理者。遺體告別那天，我看到了大量送別任鳴院長的資訊，看到靈車繞劇院一圈，我潸然淚下，還有比這更好的告別方式嗎！任鳴也曾邀我給人藝寫戲，這裡是殿堂，我還需要來此浸泡，再看看有什麼可寫的。”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郭佳

攝影/北京青年報記者 王曉溪

編輯/崔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