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考古學上的文明起源標準，最早由西方學術界提出，但距今並不遙遠。

20世紀上半葉，澳裔英籍考古學家柴爾德提出文明的十項標準，其中一項是“記錄資訊的系統（文字）”。

1958年，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東方研究所召開的一次“近東文明起源學術研討會”上，學者克拉克洪提出文明三大標準，即城市、文字、複雜禮儀建築。

1977年，在《中國古代史學的發展》的補記中，日本學者貝塚茂樹把青銅器、宮殿基址、文字作為文明的三個標準。

總之，關於文明起源的西方標準，無論哪個版本，其中一條都是要出土文字，背後的邏輯是“無文字、無文明”。於是，良渚遺址、二里頭遺址等由於沒有出土文字，一度不被認定為“文明遺址”，中華文明史也就只有短短的3300餘年。

然而，相比西方村莊級別的文明遺址，良渚遺址無比龐大，展現出的是標標準準的區域性王國氣象，二里頭遺址就更為驚人了，後期完全展現出了氣勢恢宏的廣域王朝氣象，說這些遺址還未進入文明階段，怎麼看都不合理！

鑑於此，就不得不讓人對西方的文明標準定義產生了懷疑，難道沒有出土文字，就真的不能算是文明嗎，西方以文字為文明的關鍵標準，到底合不合理？其實，商代甲骨文早已給出答案。

首先，消失的商代文書

甲骨文是祭祀卜辭，用於與鬼神溝通，不是給活人看得，至於給活人看得，其實是另外一套書寫系統——竹簡文書。

如今，雖然沒有挖出商代竹簡文書，但透過甲骨文的相關文字，卻可以看到商代的確已有竹簡文書，不信請看“聿”與“典”。

1，甲骨文中的聿字

甲骨文中的聿字（見下圖），其實就是筆的本字，由一支豎著的筆與代表右手的“又”組成，即右手握筆的象形，表示正在書寫文字。也就是說，毛筆並非蒙恬發明，商代已有毛筆，蒙恬最多隻是改良了毛筆。

其實，考古發現也證實了這一點。陶寺遺址裡殘破陶器上的兩個紅色文字，石峁遺址裡的壁畫，部分甲骨文的先繪後刻的跡象等等，都表明在距今4000年前時中國已有毛筆。

2，甲骨文中的典字

既然商人已經使用毛筆，那麼他們在什麼載體上寫字呢？甲骨文中的典字揭示，商人是在竹簡上寫字。

甲骨文中的典字，由“冊”與“雙手”組成，即雙手捧著書冊，表示重要的書籍。其中，上部的冊字，與戰國竹簡文書的造型一模一樣，無疑說明了商代已有竹簡文書。

也就是說，商代日常使用的是竹簡文書，給鬼神用的是甲骨文，而由於文字載體的不同，導致商代竹簡文書不見蹤跡。

問題在於，考古沒有發現商代竹簡文書，那麼能說商代只有甲骨文，而沒有日常性的文書嗎？顯然不能，因為甲骨文的相關字形已經給出了答案。

其次，如果商代沒有甲骨文

19世紀，甲骨文出土之前，西方學者並不認為商朝真實存在，而認為是傳說中的王朝，中國王朝史是從周代才開始的。當然，殷墟甲骨文出土，證實了商代確實存在，還順帶證實了《史記·殷本紀》的可信度，由此就擊破了西方的質疑。

然而問題在於：商代竹簡文書已經腐爛，如果沒有發現甲骨文，或者商朝沒有甲骨文，以及沒有金文，那麼還能證明商朝進入了文明階段嗎？

這個假設並非荒誕不經，因為甲骨文的出現，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一場偶然。

另外，由於青銅鑄造技術的緣故，商代金文初時只有寥寥數字，商末金文仍十分簡略，多為鑄者或其先祖之名諱，商亡時才有文章出現，但最長的只有40餘字，周朝之後金文才大發光彩。

甲骨文是一種祭祀卜辭，根源在於商人重鬼神，於是在龜甲刻字，以此與鬼神溝通，而不是給活人看得。因此，如今我們能看到甲骨文，完全是因為商人過度迷信；如果商人不迷信的話，他們可能就不會在龜甲上刻字，由此或許就不會出現甲骨文。

《國語·鄭語》記載，周幽王時史伯對鄭桓公說：“虞幕能聽協風（即搞清楚春天何時到來），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虞幕、大禹、周棄（周后稷）之所以稱王，都與農業生產有關，唯獨商契屬於精神文明範疇，大概是當時的巫師，以信鬼神的方式建立統治秩序。

如果商契與虞幕、大禹、周棄一樣，也是以農業生產起家，那麼商族可能就不再信鬼神，也就可能沒有甲骨文。

以西方學者定義的文明標準來看，文字是不可或缺的證據，因此沒有甲骨文與金文作為證明，即便挖出氣象恢弘的殷墟古城、以及龐大的宮殿群等等，即便挖出了惶惶然的王朝氣象的實物證據，也無法證實商代進入了文明階段。

其實，即便出土了甲骨文，之前國內外不少學者還是認定中華文明史只有3300年，而不是從商朝建立開始算起的3600年，原因在於甲骨文似乎只記載了盤庚遷殷之後的事蹟。當然，認為中華文明史只有3300年的，完全無視甲骨文已是成熟文字，無視這種成熟文字不可能是盤庚時才突然造出來的，只是僵化的套用了西方文明起源標準。

如果商代沒有甲骨文、金文，而能證明商代文字的竹簡文書也已腐朽，那麼還怎麼證明商代進入了文明階段？以商都殷墟古城、精美的青銅器等來感性地看，商代肯定進入了文明時代；但以西方對文明的標準定義來看，商代還是沒有進入文明時代。因此，西方以文字為文明起源的關鍵標準，到底合不合理，是非一目瞭然。

其實，上述假設或許也是夏朝或之前時代的寫照。商契以巫師身份、鬼神信仰建立統治秩序，但大禹側重於農業生產，夏朝或許由此沒有在龜甲上刻字的習慣，且當時在青銅器上銘文的技術還不成熟、也沒有相應的銘文習俗，而夏朝可能使用的是相對容易腐爛的竹簡文書，因此如今找不到夏朝文字也並不讓人驚訝。但以最可能是夏都的二里頭遺址來看，沒有發現文字的二里頭政權，真的沒有進入文明時代嗎？

可見，文字的確是文明的標誌之一，但探討一個文明的起源時，並不能簡單地以有沒有發現文字作為核心準則。如果以文字為核心標準，那麼很多以竹木為文字唯一載體的上古文明，將永遠無法提供文字證據。

最後，雖然最近數百年來，西方崛起領先全球其他民族、國家，但不代表他們的理論都是正確的，更不應該言必稱古希臘、言必稱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