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多年前，好奇、倔強、勇敢、睿智的王陽明在困頓與挫折中構建了以“致良知”“知行合一”為核心的陽明學。陽明學的出現和朱子有什麼關聯？陽明與孟子又有著怎樣的思想淵源？“知行合一”予當下的我們哪些啟示和指引？

近日，學者周志文著作《陽明學十講》由中華書局出版。“五百年一聖人”的王陽明，其陽明學中的“知行合一”“致良知”已成高頻詞彙，談及創作初衷周志文認為：有些著作把王陽明塑造為一個像諸葛亮、劉伯溫類的人物，有著非常多的奇怪的計謀等，這和真實的王陽明相距甚遠。2016年他曾為電臺做廣播節目的演講，幾經輾轉，最後多方因緣促成這本《陽明學十講》。

書脫胎於講稿，物件是普通大眾，行文儘可能淺白，儘量不用學術的方式來介入，“即使引用陽明的文字，也儘可能選一些比較淺近能說清楚且易被大家接受的。”秉承“有一分證據才能說一分話”的寫作態度，“就想寫點兒別人沒寫的東西”，《陽明學十講》透過對陽明學之前儒學歷史的溯源、陽明學出現的背景分析、陽明人生與學術的精到論述、王門後學的發展以及對後世的深遠影響，使讀者能夠在平易而有力的話語中，深切感受到王陽明“不世出之天姿”，“冠絕當代，卓立千古”的道德、功業與文章。

“周先生用大眾可以接受的方式傳播新知識、新思想，但是又不失其學術含量。在一定程度上講，將已有學術研究用恰當方式傳播給大眾，其難度絕不亞於學術研究本身。從技術的層面來說，對於專業學者，要向大眾傳播知識和思想，他的語言系統必須得有所改變才行。更重要的是，專業研究多是在細部將問題一點點展開，而通俗著作則是需要把這項研究全部整合起來，系統性地去做說明的。 如果沒有很高的學術實踐，很難把握住。”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周志文、復旦大學特聘教授何俊、《社會科學論壇》雜誌編委燕舞在中華書局直播間暢談王陽明的人生和學術，何俊評價：《陽明學十講》至少在三個層面實現了深入淺出——脈絡清晰、人物有血有肉、要言不煩。比如，書中講陽明學，非只講陽明本人，而是將陽明學放到整個中國思想史、儒學史的脈絡當中，從孔子講起，經過唐宋，然後聚焦到陽明，再往下陽明學的門人後學等。

在周志文看來，陽明學的核心就是提倡良知。“良知”這個詞非陽明所發明，而是孟子。孟子說：“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是沒有經過學術訓練的天生就具有的一種直覺判斷，比如對善惡、是非、對錯、美惡等的判斷，天生就有。既然人有良知、良能，但為何世界上不見得都是聖賢？孟子認為，人的良知被矇蔽了，良能喪失了，所以要“致良知”，尋找失掉的“良知”。

他認為，陽明學和朱子學彼此互為表裡，互相作用，兩者各有其優缺點，並非一個是絕對的真理，另一個是絕對的錯誤。“如果用朱子的道問學的方法來做德性上的探求，會有所不及；但如果純粹用陽明心學方式來探求，需要具有非常高明智慧的人才能做得到。朱子的道問學，對一般人來說較容易做到；陽明和陸象山的心學不見得每個人都能做到，若是勉強，又容易變得過於自信、任性。所以說，朱子學和陽明學是互相調適而互補的。”

“陽明的良知在其時代是有其意義的。”周志文談到，義大利美學家克羅齊很強調直覺的重要——放棄繁瑣理論，去直接面對面地感受藝術的魅力，那才是面對藝術品的真正態度。面對是非、善惡、對錯甚至美醜，良知能夠自然做出分辨，所以不要退縮、害怕。孟子說，人皆有四端仁義禮智，每個人都有本能，自然發展下來，可能會有非常高的成就，不需過分壓抑。這是陽明良知說的基礎來源。

對於“知行合一”，何俊補充道，理解陽明學的意義，不能跳開他的時代。“現實中，確實存在知行分離的狀態，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人們為了對自己的行為有一個更清晰的把握，為了認識上的方便而做出的一個區分。比如學某種技術，教練會分解動作，目的在於能夠清楚掌握技術本身。真正掌握了技術以後，知行就是統一的。知行原是一個本體。將知行分離，就會導致知易行難或知難行易。”

如何在教育中踐行“知行合一”？周志文建議，要尊重孩子，尊重其人格和個性，尊重其在世界上的身份。“他優秀，固然值得高興，他如果不是那麼優秀，不要忘記，他依然是我的孩子，我們仍然要疼愛他，保護他。我一直對孩子強調兩點：一要正直，做一個正直的人；二要熱情，對社會，對人保持著一種樂觀的態度看待，當然對自己也要熱情。”

圖片來源：出版方

編輯：許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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